今天（8月25日）一早接到96岁高龄的李幼芬老师的电话，她说一定要跟我说，当年王老师是如何竭力推荐后辈评高级职称的。李老师是当时的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系总支书记，她说相关报告都是她写的。言谈之中，完全感悟到一个更年长者对王先生的敬佩。我约好了李老师，说近日一定登门拜访，请她慢慢叙说。

一个多月前，我们几位晚生后学相约，在今年教师节，再去看望王邦佐老师。疫情当前，到医院探望住院病人难上加难。相约教师节，也是充足的理由。更充足的理由是，先生与我共同主编的一个集子——《亮相、启蒙、播种——复旦政治学讲习班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届时公开面世，我们可以拿着先生一直惦记着的成果过去，给他一个圆满的交待。

到了8月2日，获悉一个不祥的消息，说先生病情持续恶化中。第二天，我赶到复旦出版社，与资深编辑邬红伟老师商量，无论如何，以最快的速度赶出两本样书。红伟老师也不含糊，次日下午即拍照片并告诉我，两本样书拿到。于是，5日的上午，我就请“闪送”把两本样书直接送到已联系上的院方人士手里，请院方将书直接送到王先生的床头。我还用大大的字号写了一段话并打印出来，大致意思是：王老师好，我是桑玉成，因为疫情不能前来看您，就通过医院的领导，给您送样书来了，就是那个政治学讲习班的书，终于出版了。等疫情缓解一些，我再来看您。

后来院方发来图片，王老睁大了眼睛，认认真真地看着那张A4纸上的每一个字。院方人士还给王老读了书中的一些段落，说王老听得非常认真。

师母方老师后来告诉我说，在这个事情之前的十多天以及之后的日子里，王老就是这个当口睁开过眼睛。

在老先生弥留之际，能够看到他一直关心着的事情终于有了个结果，也算了却了一桩心事。这是一本关于1982年复旦政治学讲习班的书，主要是由参加了这个被戏称为“政治学黄埔一期”的政治学讲习班学员的回忆文章编辑而成。

改革开放之后不久的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谈到，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在我们政治学界，后来说到“补课”，必提到1982年在复旦大学举办的政治学讲习班，政治学恢复与发展的“黄埔一期”，而说到复旦政治学讲习班，必提到王邦佐老师。因为大家都知道，当时他作为复旦大学政治学的一位年轻讲师，在北京开会时如何主动请缨，又如何在一张近乎白纸之上，挖掘到全国几乎所有的学科资源，把这个“黄埔一期”“亮相、启蒙、播种”的功能发挥到极致。

三生有幸遇良师，多世因缘成益友。政治学的补课，复旦政治学讲习班，王邦佐老师，还有我，以及我的其他同道，就这样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候，我刚刚从一所警官学校毕业留校当教官，我们的校长是一位博学的高级警官，他也希望培养的警察需要具备复合的知识素养和文武皆备的才能，而这首要的就是要培养高素质的师资。他积极鼓励刚刚留下来的年轻教官到外面去继续深造。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学校得知复旦大学在举办政治学讲习班，就派我前往上海，在讲习班开班两周之后，“挤进了”真可谓是改变了我一生的“政治学黄埔一期”。

当时年富力强的邦佐老师给我们上《政治学原理》的课程，由此把我带进了政治学的学术殿堂。

一个学期的讲习班课程，确实起到了如同小平同志所说的“补课”的作用。尤其是对一个学了几年警察的我，在来到讲习班之前，压根儿就不清楚这个政治学到底是个啥。经过一个学期的“补课”，才对政治学有了概貌的了解。

真正成为王老师“嫡亲学生”的，是讲习班回去两年之后重返复旦大学攻读政治学的硕士研究生。“嫡亲学生”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几位师兄弟去看望先生，他老人家笑容满面地给医务人员介绍我时特别强调的。

亦师亦友凡四十年，我们共同探讨问题，合作著书撰文，我的每一个进步和发展，都与这种亦师亦友的情缘密切相关。

政治学是一门治国安邦的学问，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是王先生给我们上第一堂政治学原理课的时候阐述的重要命题，迄今为止依然回味无穷。

作为一位政治学人，我所认识的先生不仅仅是一位学问家，更是一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富有极强责任和使命的人。先生一直告诫我们，学习了政治学的人，一定要比没有学习政治学的人更能理解、把握中国的政治，也一定要通过各种方式，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中国的政治进步和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改革开放之后，面对一系列需要改革的政治学议题，王先生始终表现出学术的敏锐性和使命感。

还记得1986年的暑期，我们这些研究生各自回家度假了。大概才两个星期左右，我们都分别收到王先生的一封亲笔信。那时候不像现在联系那么方便，不用说手机，就是固定电话也没有的。先生是一张一张纸、一个一个字地给每一位同学写信的。信的内容大致是说，当下改革如火如荼，在经济改革进行之中，小平同志说了，也涉及到政治方面的一些改革议题，如政府职能问题、干部制度改革问题等等，说政治学需要发挥其专业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研究生，就要结合实际进行研究，所以希望各位尽快结束度假返校，到学校共同交流讨论。

一直到王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还始终对我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进步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关切。

经过几代政治学人的努力，我国的政治学可以说已经完成的“补课”和恢复的任务，而且也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而今天的政治学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作为早期恢复和发展奠基人、推动者的王邦佐先生的功绩，那是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的。

斯人已去，请王老师放心，作为晚学后辈，我们一定牢记您的教诲，一如既往地沿着您所指引的为人、为学、为事的方式前行。

桑玉成

中国政治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