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系、外交学系

2020年5月26日下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外交学系于线上举办主题为“国际秩序：转型与重塑”的科研讨论会。本次讨论会由徐以骅教授、张建新教授主持，邀请到学院十四位知名教授、青年学者做主题报告，一百多位师生参与了报告会。报告会分上下两场展开。

徐以骅教授在开场白中指出，本次研讨会表现出三方面特殊性：一是主题的发散性，既有宏观层次上国际秩序、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区域合作等议题，又涵盖国别层次上日本疫情应对、美国法律帝国主义等领域；既有学院派的理论研讨，又有技术流的实证分析。二是学者的年轻化，与会学者新人多、青年多，正在将成为国际政治系外交学系科研的中坚力量；三是线上开展的形式特殊性。综合而言，这是近年来最为系统、丰富的一次研讨会。

上半场研讨会由徐以骅教授主持，潘忠岐教授、郑宇教授作评论。

沈逸教授首先作题为“新冠疫情对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的报告。他提出，围绕新冠疫情的性质及影响目前大致形成四种观点：其一，疫情意味着全球治理的失败和上一轮全球化的终结；其二，疫情代表着既有国际制度、国际机构等全球治理架构的技术性缺陷，未来可能导致主权国家内卷化；其三，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疫情可能代表着机遇，推动全球治理深度转型；其四，尽管疫情应对存在不尽人意之处，但公共卫生领域仍表现出较强的弹性、较高的效率和较强合作能力。目前而言，围绕全球治理的未来演化形成三种可能方案：一是欧美发达国家保守群体倾向的内卷化方案；二是向着过往有节制的古典方案回退；三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更加积极有为的良性变革。未来如何发展仍有待观察。

张骥副教授继而探讨“新冠疫情下的国际秩序：再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认为，新冠疫情在三个层次凸显并推动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是权力结构，疫情应对已经成为综合国力、国家治理能力、国际产品供给意愿和能力，以及国际影响力的综合竞赛，这将不可避免地冲击既有的地缘政治联盟状态，使得新旧大国权力竞争和全方位加剧。二是秩序结构，新冠疫情既凸显了现存秩序原有领导者抛弃、有效性下降等危机，也加剧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势力的较量，并在国家层次上推动国内政治结构的演变和转型。三是观念结构，新冠疫情进一步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式微，西方国家在人权保障上的话语优势开始丧失，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则在疫情中开始体现出价值优势。考虑到西方国家仍然具有较强制度修复能力，未来制度间和意识形态领域竞争可能更趋激烈。

包霞琴教授主要在国别层次关注“新冠疫情下日本的应对及特点”。她认为，日本总体采取依靠国民自觉自律的柔性抗疫策略，试图在抗击疫情和经济稳定，紧急状态和自由流动，检测人数和医疗机构运作，私权和公权之间寻求平衡。总体上，这种平衡是相对不错的，但也受到一定冲击：政治上安倍支持率下降，一批政治明星涌现，可能影响后安倍时代政治走向；经济上进一步不景气，所采取的一系列刺激性政策是否有效还有待观察。中日关系上呈现阶段性：前期更多呈现出中日互助、风月通天的积极氛围，后期日本则开始出现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倾向。但是，日本总体仍坚持对华竞争性共存策略，强调独立性和务实政策，以日本国家利益为基础看待疫情和中日关系，而不是简单跟随美国制衡中国。

吴澄秋副教授报告主题为“中美战略竞争中的议题领域选择”。他认为，中美关系经历和平演变关系、战略合作关系、战略竞争为主议题性合作为辅三个阶段后，目前已进入全面战略竞争关系。他以脆弱性、潜在收益、可妥协性、报复能力、外部关联性等为标准分别探讨了中美关系若干问题。具体而言，美国基于理性选择就南沙群岛问题等向中方施压，但中方可妥协性有限，且具备其他领域上采取有力反击的能力。

李安风（Andrea GHISELLI）博士关注“观念与美国新对华政策的来源”，从观念和政策领域探讨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是否属于一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他认为，美国对外政策有着现代化的理论传统，该理论将美国视为现代化榜样，试图对发展中国家推动以精英为主的社会化对外经济援助，对共产主义国家加以外交遏制和军事威慑、军事干预。虽然在越战失败后现代化理论有所衰颓，但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事实上分别表现出该理论的软性面和硬性面，并且深刻影响着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

陈拯老师则分享自己新发表论文“改制与建制之间：国际制度竞争的策略选择”的基本框架和观点。他认为，面对国际制度，国家存在改制、建制或两手策略等不同选择，建制与改制间的关联性需要在一个动态过程中加以分析。具体而言，中国是现有秩序的获益者和改革者，“建制”与“改制”彼此配合的两手策略是符合中国战略利益的合理选择，有助于国际制度秩序良性变革。美国对一定范围的建制行动容忍度较高，但也在利用建制和退出战略维护自身利益，提升自我议价能力。深入理解改制和建制策略间的关系有利于理解中美博弈。

余博闻老师最后作“在结构与行动者之间：国际组织变革理论的发展逻辑”的主题报告。他以变化施动者、变化机制、政策新意来源和变化结果为指标区分出学界研究国际组织变革的不同路径，包括国家中心主义、官僚文化内生性转变、规范传播、组织生态学、非竞争状态下失败-反思以及竞争-反思等理论。这些路径演变具有时间性，其基本趋势是从国家中心到国际组织中心，逐步扩展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组织官僚文化等结构属性，国家和国际官僚等变革施动者，国家利益、权力竞争、赋能后权力竞争、官僚利益、官僚学习、社会化、反思等变革机制认识的过程。

潘忠岐教授与郑宇教授在评论中高度评价了七位学者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并指明了研究中可能需要更多关注和思考的一些问题。潘教授强调需关注中美间战略思维与视角的差异，简单将中美看作同类行为体可能无法解释很多问题。郑教授认为需要关注国家、支付之外的多元行为体，并思考国际关系研究中常用的全球化、多边主义、国际组织等概念是否会在后疫情时代被赋予新的含义。

下半场研讨会由张建新教授主持，蒋昌建副教授、薄燕教授作评论。

陈玉聃副教授报告主题为“国际思想的全球史是否可能：非西方传统的贡献与局限”。他认为，构建各个国家民族思想史的过程事实上也是民族叙事构建的过程，有助于厘清文明和国家在国际之中的定位，而打通前近代与近代、非西方与西方国际政治思想研究之间的桥梁是非常必要的。目前出现了用近代解释前近代、用非西方超越西方的两种尝试，需要在此基础上认识到：其一，非西方国际政治思想史研究不能简单以西方近代为靶子，也要建构与前近代、非西方之间的关联；其二，非西方之间需要加强思想对话；其三，西方自身也并非铁板一块，需要对其中的区别与联系加以鉴别。

朱小略老师继而作“‘青龙过眼’——三百年西方眼中‘天下’形象流变”的主题报告。“青龙过眼”的说法源自于阿灵顿1931年的著作，朱老师借此引出，我们在研究本国政治思想史需要对他者认知引入所可能造成的观念断层加以关注，时时刻刻保持清醒与警惕。以“天下”概念为例，中国古典的“天下”概念被日本学界加以不同解读，而《菊与刀》等著作则将日本理解的“天下”概念引入美国，在中美学术交流的过程中又反过来对中国的“天下”概念话语建构产生影响。正是在类似此种的曲折路径下，中国与世界的“天下”概念相互之间产生影响。故而，我们在研究“天下”观念时，是基于中国古典、晚清后、还是西方理解的基础上将直接影响到我们是站在国家、国际还是世界层次上进行研究。

秦倩副教授以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为例，探讨了“国内法域外适用与美国法律帝国主义”的问题。所谓的国内法域外适用是指主权国家体系下，未经另一主权国家同意，一国不得在他国领土推行本国国内法律。域外管辖权则是延伸适用到他国领土范围之内，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本国人民、安全利益等，结果是对目标国主权的一种减损，是一国对另一国法律体系的干预，在政治上构成法律帝国主义。这种现象并不鲜见，英国曾以法律实证主义为基础建构法律帝国主义，而美国法律帝国主义则基于法律现实主义，这造成两者之间的区别。就美国而言，其试图模糊国内和国际法界限，构建长臂管辖权，使国际法成为推行对外政策的工具，并试图通过国内立法和单边经济制裁实现对外政策目标。

黄以天老师的报告主题为“中国法的涉外适用——基于规范的概念分析”。他认为，涉外法务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且需要与外交事务相互协调。其建构既是静态制度的一部分，又是一个动态调整和运用的过程。“涉外”的概念可以从主权角度切入去理解，从空间角度加以认知，又可从资格和行为的角度去进行解释。整体上，我国的涉外法律体系一般性规定较多，但分散在不同部门法当中；授权性规定较多，有较大灵活运用空间；涉外立法主要以内向型为主，朱啊哟关注主权领土范围内的外国行为主体。这种特征带来了缺乏专门机制、缺乏外向型涉外法律规定等问题，这是未来可以加以关注和改进的方向。

朱杰进副教授主要关注“国际制度设计视角下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他认为，国际制度设计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国际制度建立的目的在于解决国家合作所面临的问题，问题类型决定国际制度特征。当国家间合作面临较严重分配问题时，国际制度往往扩大议题范围，采取一揽子交易模式；面临较严重执行问题时，则会提高集中程度，避免“部门利益”、“声誉效应”。较之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议题范围更广（区域经济合作、安全合作、水资源合作），集中程度更高（领导人引领、各部门参与），这是该合作机制的主要制度创新。这启示我们，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应该更多依托区域性国际组织来提高中国在周边的制度性权力。

孙芳露老师分享了她在“二战后欧洲难民的来源、取向和动因”上的研究成果。她认为，难民和移民有所区别，移民是自愿状态下长期或短期的国际人口流动，而难民则具特殊法律地位，指由于恐惧而被迫逃离原籍国或无法回到原籍国，因此需要寻求国际保护的人。通过数据整理与分析，她分享了大量可视性图表，指出：二战后，欧洲的难民问题大体经历四个阶段：一是二战后战争难民的安置与八十年代的缓慢上升；二是九零年前后第一次难民潮；三是零零年前后第二次难民潮；最后是2012年前后第三次难民潮。不同阶段中欧洲难民的来源及成因存在差异，在流向国（接受国）上，德国则长期受到欢迎。

最后，贺嘉洁老师作“东盟海洋合作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主题报告。她的核心观点是，东盟2009年开始推进区域层面海洋合作的“安全化”，在2015年底以来则又出现逆转，呈现“去安全化”特征。第一阶段“安全化”的动因在于回应中美围绕海洋问题展开的区域战略竞争、寻求维护东盟内部合作规范并避免地区分裂；第二阶段“去安全化”、回归海洋合作的原因则在于三点：一是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加深东盟对地区安全局势担忧，二是东盟面临“选边战”压力下倾向于低调处理；三是去安全化有助于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弥合打过分歧、缓和地区战略竞争局势。整体上，东盟推进海洋合作仍面临印尼领导力有限与东盟内部分歧、如何从清谈走向实质性合作、主权问题敏感性仍旧存在等困难和挑战。

蒋昌建副教授在评论中总结了七位学者讨论的四个共性特征：不同程度的制度主义色彩；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和实践的关注；强烈的经世致用取向；多元化研究风格。薄燕教授同样认为七位学者的研究涵盖人文、技术、学院派等不同分析层次，并就每位学者研究的核心观点和贡献等展开讨论。

张建新教授最后总结称，此次校庆报告会在特殊情况下展开，具有线上展开的背景特殊性，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并拓展新议题领域的内容特殊性，以今年崛起的中青年骨干为主的成员特殊性等特征，总体上流畅而成功。特别是新生力量注入表明了国际政治系外交学系的高度年轻化倾向，相信将会为未来国际政治研究继续增砖添瓦。至此，本次研讨会圆满落幕。

编辑：陶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