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行为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其著作《思考,快与慢》中曾提出过著名的双系统理论：

在你的头脑里有两个“代理人”，我们叫它们系统1和系统2，这两个代理人各有分工，各有特点，一起决定你的言行与决策。

系统1，勤劳速度快，在做决策时依赖简单的信息、记忆与经验，喜欢联想、不善统计分析，也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

系统2，遵循规则、深思熟虑，理性地分析问题，帮助我们自我约束，但它需要被激活且精力有限。

我们绝大部分的决策是由系统1掌管。它在做决策时有一个捷径——运用启发式来做决策，即根据有限的知识以及以往的经验，在短时间内对当前问题做出判断。在大部分情况下，这种决策方式非常有效，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会产生系统的偏差。

在今天我们分享的文章中，长江商学院朱睿教授分析了一系列影响我们决策的因素中最为常见的启发式之一——可得性启发式。可得性启发式是如何影响决策的？我们如何能够规避可得性启发式带来的决策偏差？相信看完今天的文字，你会有所收获。

作者 | 朱睿

来源 |《决策的逻辑：生活中的行为心理学》

以下内容摘自《决策的逻辑：生活中的行为心理学》，作者授权长江商学院转载。

直觉的判断偏差

让我们先从一个问题开始：

请你猜一下全世界范围内，是飞机失事的概率更高还是火车失事的概率更高？

你可能会脱口而出：肯定是飞机失事概率高啊！可是现实是火车失事概率要远高于飞机。

为什么你会做出错误的估计呢？

这是因为飞机一旦失事，场面会十分恐怖，而且各大媒体都会争先恐后地报道。这些都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之后很容易想起，而这种容易想起的感觉会让你高估类似事故的发生频率。

上面例子中所体现的现象就是行为心理学里提到的“可得性启发式”。

它指的是：我们根据有限的知识以及以往的经验，在短时间内对当前问题做出判断的一种思维方法。

你可以把它想成一系列的思维捷径。这种通过启发式来做决策的过程，有利于我们做出快速的决策，在大部分情形下都非常有效。

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因为我们以往的经验与当前的情况貌似相同，但是实际上有很大区别，所以采用启发式也会产生系统的偏差。

例如，判断飞机失事概率很困难，但我们的大脑偷偷将它换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是：我是否能轻松地想到飞机失事的案例？

如果能，那么飞机失事发生的频率就高；如果不能，飞机失事发生的频率就低。

其实，这个判断方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一件事情经常发生，我们也就更有可能了解它的信息，从而更容易想到它。

在日常生活中，采用可得性启发式很多时候确实能帮助我们节约一些思考的时间，让我们做出又快又好的判断。

但是，在使用这一思维捷径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一个现实，除了发生的次数多少，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也会影响到我们是否能够很容易地想到这些信息，因此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判断事件发生频率的时候，难免会有偏差。

影响事件可得性的因素

哪些因素会影响事件的可得性，也就是想到它的容易程度呢？

这里大概有三类因素：

第一类因素是事件本身的显著性。

人们天生会更关注某些类别的信息，例如政客绯闻、飞机失事、恐怖事件等，这些事件能给人带来极大的情感冲击，媒体也特别喜欢大力宣传。

因此这些信息也非常容易像病毒一样被快速传播，我们会很容易记住并且想到它们。

第二类因素是事件和自己的相关度。

一般来说，和自己相关的事件会更容易被我们想起。

比如，如果我身边有发生过交通事故的朋友，那我可能会高估社会上发生交通事故的比例，因为这样的实例对我而言相关性很强，很容易想到。

最后一类因素，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类因素，是我们被要求回忆的相关事件的数量。

这是什么意思呢？研究人员做过一个有意思的实验。

他们招募了一些学生，让学生们列出一些会增加自己将来得心脏病风险的因素，比如生活习惯、性格等。

最有趣的是，其中导致心脏病的因素，一半学生被要求写下3个因素，而另一半学生被要求写下8个因素。

列举完之后，每个学生都预测了一下自己将来有多大可能会患上心脏病。

这两种情况下，请你猜一猜，哪组人会觉得自己将来得心脏病的风险更大？

结果可能会让你意外，写下3个因素的那组人认为自己未来得心脏病的风险要更大！

为什么？

这里恰恰是可得性启发式在起作用。写下3个致病因素是件比较容易的事情，而这种容易的感觉会让你觉得自己的风险很大。（我这么轻松就想到了3个和我相关的因素，看来我得心脏病的风险不小呀！）

相反，要写出8个致病因素则比较困难，甚至写到五六个以后就想不出来了，这种绞尽脑汁的感觉会让你觉得自己其实没那么大风险。

当然，这样的结论还在一系列其他的情境中得到了证实。

比如，让你写下两个喜欢宝马车的原因和写下8个喜欢宝马车的原因，然后让你对宝马车进行评价，哪种情况下你会对它评价更高呢？

聪明的你肯定马上能够回答出：写下两个喜欢的原因——这让我感觉，列出宝马车的优点很容易，所以触发可得性启发式，我对它的评价肯定很高！

综合上面这三类因素，我们会发现，这些因素本身并不会影响到事情的发生概率或者好坏，但是会影响我们想到相关例子的难易程度，因而让我们在使用可得性启发式时，对一些事件的发生频率或者好坏产生了错误的判断。

当我们了解了可得性启发式的局限性之后，下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人们一般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思维捷径呢？

大量的数据证明，人们在精力有限的时候，比如说你累了的时候会用到它；

还有一种情景是比较开心的时候，也会用到可得性启发式。因为开心的时候，人们会更加相信自己的感觉。

最后，还有一种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当你觉得自己有权力的时候。当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手握大权的时候，你更容易轻信自己的直觉。

那什么时候我们会比较少地受可得性启发式的影响呢？

之前我们介绍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行为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其著作《思考,快与慢》中曾提出过著名的双系统理论：

在你的头脑里有两个“代理人”，我们叫它们系统1和系统2，这两个代理人各有分工，各有特点，一起决定你的言行。

系统1，勤劳速度快，在做决策时依赖简单的信息、记忆与经验，喜欢联想、不善统计分析，也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

系统2，遵循规则、深思熟虑，理性地分析问题，帮助我们自我约束，但它需要被激活且精力有限。

我们绝大部分的决策是由系统1掌管。它在做决策时有一个捷径——运用启发式来做决策，即根据有限的知识以及以往的经验，在短时间内对当前问题做出判断。在大部分情况下，这种决策方式非常有效，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会产生系统的偏差。

而可得性启发式本质上其实就是系统1的思维方式。过去的研究告诉我们，如果面临的决策很重要，或者决策与你相关性更大时，系统2就会被调动起来，因而可以扭转系统1做出的判断。

比如说在那个得心脏病的实验里，研究者发现那些有心脏病家族史的学生被要求写下8个因素的时候，因为他们本身对心脏病的了解更多，系统2会让他们更加用心地思考各种风险因素，从而认识到导致自己未来得心脏病的因素确实很多，因此认为自己将来得心脏病的风险会更大。

需要警惕的可得性启发式

可得性启发式是行为心理学里常见的启发式。

我们往往会依赖想到类似事件的容易程度来判断事件发生的频率，或者事情的好坏。

容易想到的事件，会让我们觉得可得性很高，这种轻松的感觉容易让我们得出该事件发生的频率更高的结果。

系统1此时正在发挥偷懒的特性，用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否容易想到某类事件）来代替一个复杂的问题（这类事件发生的频率有多大）。

了解了这个特点，你会明白：对于重要的决策，我们不能轻信这种容易可得的感觉。

对于团队合作，我们也要警惕：因为可得性启发式，我们很可能会高估自己的贡献，影响团队的和谐。

可得性启发式虽然可以简化判断，但是有时候会带来一些判断的错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格外小心它的影响呢？

首先，对于重要的决策，在做出最终判断之前停下来，问问自己：我的判断到底是因为相关事件在我头脑里突显出来，让我很容易想到它们，还是因为它在现实中出现的频率的确很高？

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启动你的系统2，它会让你更加关注真实的情况。

其次，要特别注意涉及与他人合作的情况。

比如团队合作与夫妻之间的合作。心理学家曾经找了37对夫妻，让丈夫和妻子分别独立完成20道题目。

这20道题目涉及家庭中的一系列责任，比如打扫卫生、买菜、做饭、照顾孩子、和亲戚保持联系等。

对于每一项责任，丈夫和妻子都需要单独标出自己做出的贡献。

问题是，丈夫和妻子对每一道题目的判断，加起来会等于100吗？

如果你已经成家，你肯定能猜出答案。对于绝大部分题目，夫妻各自认为自己承担的责任加起来都大于100！

这说明我们总是更容易想到自己做出贡献的例子，这种可得性会让我们高估自己的贡献，低估对方的贡献，产生怨怼的情绪。

夫妻如此，团队合作又何尝不是如此？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无论在夫妻关系中，还是其他的团队合作中，不要只是站在自己的视角看问题，放大自己贡献的可得性。我们需要换位思考，合作才能更加和谐有效。

编辑：凌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