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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德意志交易所正式将中国市场历史ESG数据纳入数据库，覆盖中国全部上市公司共计超过10000家公司的ESG数据，包括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债券发行主体，已实现信用债发行主体全覆盖。

近期，中国绿色债券标准委员会发布绿色债券评估认证机构注册名单，共有18家企业单位入选，评估机构标准化将有效防范债券发行方“漂绿”行为。

根据普华永道近日的报告，预计到2026年，ESG相关管理资产将从2021年的18.4万亿美元增至2026年的33.9万亿美元，ESG或已成为资产及财富管理领域增长的最强大推动力。

为确保企业董事会成员的性别更加平衡，欧洲日前批准了一项法案，要求到2026年，欧盟上市企业的执行与非执行董事职位中至少有33%由女性担任。

来源：公开信息整理

前沿观察

王丛·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协理副校长（学生事务）兼逸夫书院院长、校长讲座教授、管理学理学硕士项目课程主任

来源：《湾区风云录》系列访谈（凤凰网财经、中国基金报联合推出）

完善ESG生态需要在三方面共同发力

Q 《湾区风云录》：“双碳”目标下，国内上市公司迎来了一波ESG发展机遇，但其实ESG进入中国的时间并不长。您觉得目前国内ESG发展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和国际上先进的国家相比，我们在这方面存在了哪些差距？针对这些差距，又该如何去探索构建一个健康的ESG生态？

王丛教授：目前来看，我们国家ESG的发展还处在一个前期的阶段，跟一些成熟市场相比是有一定的差距。但另一方面，要建立一个健康而且完善的ESG的生态，不是一个利益相关方单方就能完成的事情，它需要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去共同努力、共同配合来完成。

具体来讲，首先从需求端看，需要去激励更多关注ESG，或者至少需要一些把ESG作为选择投资标的的其中一个指标的长线投资基金。这样可以从资金端引导企业在微观经营的一端更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的问题。当投资市场有这样一种关注ESG的投资导向之后，资金就会流向ESG做得比较好的企业，推升它的估值水平。当一个企业的估值水平提升之后，企业的融资成本自然会下降，企业也自然会更关注ESG的发展。

另一方面，如果仅仅是为了迎合资本市场对ESG企业的偏好而去做ESG，也会产生一些短期的行为。比如，现在有些企业可能去做一些所谓的“漂绿”行为，也就是说企业在整个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它的这些行为、投资实质上并没有提升环境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水平，但却被企业包装成企业的ESG行为。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漂绿”行为，因此在企业端的确还需要一些更加标准化、强制性的披露，来对“漂绿”行为进行约束。同时，也可以鼓励媒体等外部的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的这种行为进行外部监督和约束。

回到企业内部，我觉得应该从董事会这样一些内部的内控和治理的层面，比如在董事会考虑设置关注ESG的专职委员，让企业把环境、社会、治理真正落实到生产经营当中。我们经常看到有的企业说我现在在做一个ESG的投资，比如在工厂和办公楼顶安装太阳能光伏板。我觉得这种投资当然是好的，但是远远是不够的，还要考虑整个企业的产品在生产使用过程当中所造成的碳排放，对整个链条上的碳排放进行关注和降低。

最后，从消费者这一端，也需要培养个人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对ESG的关注，要认识到气候变化、贫富差距等这些环境和社会的问题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和挑战，让消费者愿意去为关注ESG企业所生产的这个产品和提供的服务付出溢价。

如果资金、企业、消费端这三个方面都能够扎实落地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关注ESG、提倡ESG的一个正向循环的健康生态。

如何治理上市公司“漂绿”行为？

Q《湾区风云录》：您如何看待ESG和企业投资价值之间的关系？我们关注到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委员会计划在今年年底推出一套ESG披露的完整性准则，您觉得这个准则落地之后，对于中国的ESG投资，未来会带来哪些影响？

王丛教授：之所以会出现上市公司这种ESG“漂绿”的行为，我想与上市公司ESG披露不太完善是有关的。不论是国内的上市公司还是成熟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在ESG的披露上都存在一些标准不统一、披露不强制、监管未覆盖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和挑战。

首先，其实大多数的证券市场对ESG怎么去披露、披露什么内容，都没有一个强制的约束性的标准，企业在这方面自我选择的余地是比较大的。

另一方面，ESG不像企业的会计和财务利润那样，可以比较容易地、统一地、无争议地去度量。比如一家企业在碳中和方面的披露，它到底是需要披露企业在生产产品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碳排放，还是也需要考虑在整个的供应链上下游的碳排放，这两个不同的统计范围会产生巨大的差别。

可以举个例子，根据商业周刊报道的数据，美国有一家上市公司叫通用电气，它披露了2019年在它整个企业自身的制造业务当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碳排放量是240万吨，但是如果考虑通用电气在生产过程当中所用的零部件的供应商，它的碳排放以及它所生产的产品用到下游的客户，比如说它生产的火力发电机，用到了下游的发电厂，那么这些发电厂在发电过程当中也会产生巨量的碳排放。如果把所有的上下游的产业链的碳排放全都加总的话，应该说这家上市公司所披露的240万吨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占到整个总的排放量的比例只有2%。

所以，如果用企业自身的这种披露数据来衡量，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是一家ESG做得比较好的公司还是比较差的公司，用两个不同的范围会有不同的结论。因此，作为企业来讲，它一般会自然地去选择负面信息比较少的这种指标去披露。

而且，ESG有些方面不像财务指标那样可以量化，比如说ESG当中的这种社会关注问题，像是企业对于员工健康安全的关照和工作技能培养，这些东西是贯穿在整个企业的企业文化和运营的过程当中，我们很难通过一个具体的度量的指标来进行一个量化。

再有一个原因，一家企业披露的会计利润和财务指标，可以由外部的审计师，比如说像会计师事务所来审计，但ESG所披露的内容，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有公信力的外部机构，可以给出一个比较公正客观的审计。

另一方面，财务数据的严谨性和真实性受到比较多的重视，主要是因为财务数据一旦造假或者失真之后，它会让投资者的财富受到损失。ESG数据的失真似乎对于与其相关的利益相关方所产生的这种直接的财务损失不是那么明显。所以目前来看，这个ESG并不像财务数据那样真实性受到投资者的重视。

总结下来，我觉得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可以从监管的角度出台一些ESG的最低的这种披露的强制要求；另外需要强调在标准的制定过程当中，ESG的披露这些指标量化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泛泛的一些文字描述的披露，它可以像会计准则一样，由监管和这个行业的协会去统一出台一些具体的量化指标。

比如说像制造类企业，它关于水污染指标的披露，它可以包括很多量化的指标，可以包括企业的用水量，可以包括企业循环利用水量的所占的比例，到底用的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以及可以用水的强度，也就是这家企业在生产过程当中的用水量除上它整个的销售额的一个比率，它是有一些具体的指标可以进行和量化以及标准的统一。

上市公司ESG也要像财务造假一样建立投资者索赔机制

王丛教授：刚才也提到目前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委员会计划在今年年底出台一套ESG披露的准则，这个准则出台之后，我们国家也可以参考这个准则的制定框架，在适当的时候推出适合中国上市公司的ESG的披露准则。

最后，其实也应该像财务造假所建立的赔偿机制一样，建立对于企业ESG严重负面事件的索赔机制。比如，之前发生过的石油公司海上石油泄漏这种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需要有专门的一些机构代表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以及社区进行损失追偿，从而提升企业对ESG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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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商学院小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