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媒体报道，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已发现660余颗新脉冲星，目前已进入成果爆发期。

这口位于贵州群山深处的“超级大锅”，是目前全球最大且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而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大科学装置。

据透露，从1988年我国首个大科学装置建成至今，我国已建设5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它们或隐藏在高山峡谷里，或藏身在喧嚣城市的地下，或悠游于世外桃源，实现着国家重要的科学技术目标，引领世界科学的前进，是彰显国家科技实力的“国之重器”。

这条悄然开启的科技赛道上，一批中国高校正参与其中，并为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些高校，助力"大国重器"

大科学装置，作为产出重大原创成果、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利器，已然成为我国抢占未来科技竞争制高点的重要砝码。

在北京，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北京）设施清华基地，已建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冷冻电子显微学实验室及结构生物学研究平台，支撑我国科学家以通讯作者身份发表CNS论文50余篇，成为了重要的科技创新“策源地”。

在上海，上海科技大学共建的“羲和激光装置”，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10拍瓦的激光放大输出，被2018年1月的《科学》杂志列举为国际上自1960年第一台激光器发明以来，在激光脉冲功率提升方面取得的第五大里程碑。

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借助“精密重力测量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测出当时国际上最高精度的G值，实现对国际顶尖水平的赶超……

许许多多的高校，与众多科研单位一起，为建设大科学装置耗费了无数心血，投入巨大，接连铸就着从无到有、从“0”到“1”的奇迹，也创造了无数个中国乃至世界第一。它们，是当之无愧的“国家栋梁”。

多所高校，筹建大科学装置

2021年3月，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中提出，适度超前布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高共享水平和使用效率。

事实上，近年来，筹建大科学装置、提高原始创新能力，早已成为许多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抓手。

今年7月，安徽省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深化高校学科专业结构改革 服务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2-2025年）》政策，其中明确提到，支持安徽大学立项建设强光磁国家大科学装置。

而在不久前的3月，郑州大学牵头、清华大学共建的河南省首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短超强激光实验装置项目”正式开工。

去年5月，清华大学还曾与青海省政府签署“宽视场巡天望远镜(MUST)”项目合作协议，总投资额约13亿元，欲将MUST项目建成世界顶级天文大科学装置。

与此同时，在1200多公里外，重庆市首个大科学装置——超瞬态实验装置项目也在去年5月开工建设。超瞬态实验大科学装置由重庆大学推动建设，总投资30亿元，建筑总面积约23万平方米，利用超瞬态先进同步辐射光源和超瞬态电子显微两种探针，建成后将是全球唯一多维度多尺寸表征的科技基础设施。

将目光朝北望向山西省，由山西大学牵头的引力波探测大型地基观测装置建设方案在2021年2月底，正式通过了专家论证，前期建设工作正在逐步展开。

据介绍，这是山西省首个大科学装置，填补我国地面直接探测引力波领域的空白，最终总体目标是将建造10公里左右的地下超长地基引力波探测装置，集聚一批约500人的研究队伍，带动山西乃至国内相关学科基础科学研究和产业发展。

从举世闻名的"中国天眼FAST"，到如今在全国各地百花齐放的各类大科学装置，中国高校，正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诺奖摇篮”，不可或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据了解，近年来物理学上的3个重大突破——中微子振荡（1998年）、希格斯粒子（2012年）和引力波（2016年）都是依托大科学装置实现的，后2项成果在发现后第2年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大科学装置，无疑已经成为“诺贝尔奖”诞生的摇篮与温床，对于提高科技原始创新力的作用，正日益凸显。而它的建设，与国家实验室的发展密不可分。

1980年代至1990年代，我国分别建立了三个国家实验室：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合肥建立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依托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建立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依托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在兰州建立的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国家实验室。

这三大国家实验室分别对应着中国第一台以真空紫外和软X射线为主的专用同步辐射光源、中国第一台高能粒子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中国第一台大型重离子加速器系统兰州重离子加速器（HIRFL）等三大“大科学”装置。

在国外同样如此，例如美国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利用散裂中子源、强激光装置产出了大量成果，产生了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计算机的发明者；拥有第一批电子直线加速器的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也已经走出了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5位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要性不断突显，需要更多推动科学进步的“国之利器”。

上海光源科学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振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支撑进行原始创新的基础设施，大科学装置“是布局未来的战略考量和创新载体”，而大科学装置的发展升级，也正是中国科研不断进步的内在需求体现。

面对在数代中国人心头盘旋的“钱学森之问”与“诺奖之痛”，近年来，中央和各地方政府，都在抢先布局。

随着众多“大科学装置”的陆续落子与建成，并不断产出世界领先的重要成果，我们期待，终有一天，会有诺奖级的成果从中国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