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佳@来源：中网投融

为什么中国会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何佳 2022年5月4日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就是公有制，市场经济就是私有制。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资本主义是按照一切要素投入分配，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等。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后，未来社会将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恩格斯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马克思指出，“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53年-1956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此后至1978年一直坚持计划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什么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对外开放倒逼了改革的模式和选择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是探索、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自然的延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思想发展阶段的总结所说，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在建国初期，包括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刘少奇同志在内，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与建国前后的一些场合，都表达了要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等国营经济壮大了，才能够采取步骤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看法。在建国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在1952年国营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从49年的34%上升至51%，在现代工业中已占优势。但是我国在生产上还是落后的，为了快速改变国家的这种经济状况，中国以苏联为榜样开始了以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环节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西方国家就一直在疏远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抗美援朝战争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实施对中国的封锁政策，中国无法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任何先进技术。中国是全面融入了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当时中国政府决心采用苏联模式，走以重工业为主，军事工业为先，民用和轻工业为辅的发展道路。1952年，中苏决定建设50个工业重点项目，然而到了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新建项目数量增加到了144个，到1954年，中苏最终将项目数量确定为156个。

在中国经济社会化改造与建设中，苏联的援助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到1957年底，苏联援建的156个重大项目，有135个已经施工建设，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入生产，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新式机床制造、发电设备、冶金设备和矿山设备制造、高级合金钢和重要有色金属冶炼等工业部门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钢材自给率达80%以上，机械设备自给率达60%以上。这156个援助项目，使中国从一个连火柴都不能制造的国家，一跃成为可以生产飞机、坦克和拖拉机的工业化国家。当时的中苏对接是国与国的对接，计划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对接，公有制对公有制的对接。

在以苏联为榜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就认识到了片面照搬苏联模式的缺点。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中共中央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就已经认识到轻重工业平衡、工厂的独立性、农民生产积极性、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问题。毛泽东同志也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在一五计划与“一化三改”过程中，我国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

1978年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由于当时中苏矛盾还没有缓和，中国的开放自然是面向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制度。中国与这些国家在经济层面上对接，除了政府对政府的对接，更多的是企业和企业的对接，市场和市场的对接。由于我们的改革开放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的改革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应该是最有效率和最自然的结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适应这个开放所面对的环境的必然之路，开放倒逼了改革的模式和选择。例如，美国银行当年入股建设银行，建行股份的价格如何定？由于当年建行还没有上市，这个价格就不好定，只好在每股净资产上加一点，很不准确。但是后来美国银行减持所持有的建行股份，就可以在二级市场上减持，定价就不是问题。这就是企业对接企业市场对接市场的一个例子。

二、反思文革、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探索

除此之外，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说是起始于对十年文革的反思，把文革耽误的时间追回来，把中国建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66年5月-1976年10月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大量的企业停工停产，1967年和1968年的GDP增长分别是-5.67%、-4.06%，城市安排毕业生就业也很困难，由此导致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然，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还是取得了发展。

关于年平均增长率，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

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那段时间，严重的问题是，大学的招生受到严重干扰，正常的科研活动进展缓慢，这些使得我们本来就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更加落后，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坚持奋斗的目标，也是文革结束以后再次大力倡导的奋斗目标。邓小平在一次和外宾的谈话中指出，“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出来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继续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明确提出要“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强调“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况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并在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条原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改革开放所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时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邓小平同志从1979年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到1992年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等重要论断，小平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设计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激励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40多年来积累的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是需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的。但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实践中我们是一次又一次地绕着走，或者是来来回回地走，在理论上也有一次又一次地突破，但是总觉得理论不是那么彻底。总的来讲，这些都是在意料之中的。理论是常常落后于实践的。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9日下午的学习中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破除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认为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工具，是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利用各类资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逐步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并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度总结。搞市场经济一定会涉及到资本，中国的金融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金融体系，我们需要对这个体系做深入研究。

作者：何佳，中国第一个FMBA项目创始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与数学双硕士；现任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上海北外滩金融研究院院长、信熹资本董事长；曾任中国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深交所综合研究所所长，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双聘教授，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先后担任中投证券、中信证券、东英金融、同方集团、天津银行等境内外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曾作为知识青年到北大荒屯垦戍边，并被推荐进入黑龙江大学数学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地质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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