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6日，由澎湃新闻与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再学习 再改革 再开放——浦东与深圳联动创新研讨会”在沪举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教授在会上作了题为《再改革、再开放，中国如何进一步推动全球化》的主题演讲。本文由演讲实录整理并略加补充。

2020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周年，庆祝之际，国内又一次将“改革开放”这一话题推向了热潮。实际上，四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谈改革开放，但是改革开放的内涵却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所以，我们有必要探讨“再改革”和“再开放”。

内涵变化的“改革”和“开放”

刚开始我们谈“开放”，最主要是指“引进来”，吸引外商来华投资，发展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同时希望发达国家对中国开放，以便中国向国外出口更多的产品。后来我们谈“开放”，更多的是指中国企业“走出去”，而对外资的引进已经不怎么积极了，因为有人把开放仅仅看成是“利用外国资本（利用外资）”，既然现在中国已经有足够的资本，有没有外资就无所谓了。

“改革”的内涵也是悄悄地有一些变化。我们最开始谈“改革”，基本上指的是对原有束缚生产力的旧政策、旧体制的放开。比如在计划经济时，所有的价格都是中央控制的，企业是不能由私人办的，人员是不能自由流动的，工作是不能由自己找的，居住在哪是有限制的。那时候的改革，都在放开这些控制和限制，其主要目的是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并尽可能放开各种限制，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现在我们还在谈改革，但更多的是在谈怎么解决遇到的问题，把一些解决问题的新措施都称为改革，甚至对一些倒退的政策也用了“改革”的名义。例如，有人对涨价不满意，就用行政手段控制价格；一些民企出现问题了，就将其国有化。所以，我们今天谈“再改革”“再开放”，不是要不要继续改革和开放的问题，而是如何改革、如何开放、向哪个方向改革、向哪个方向开放的问题。

十字路口的经济全球化

今天我们在此讨论的是“再改革、再开放，中国如何进一步推动全球化”，所以主要谈国际问题。过去四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也是人类历史上新一轮的全球化过程。技术的进步，中国的改革开放，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世贸组织的建立，使得经济全球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中国与美国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发展。

在过去四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从国际上获得了市场，获得了资源、知识和技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国内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相比之下，在过去四十年当中，美国相对落后了。

一方面，美国仍然自以为是地不断地参与战争或发动战争，持续消耗其实力；另一方面，美国作为资本充裕的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虽然资本获益较多，但劳动力的收入增长不仅相对慢于资本，也相对慢于中国的劳动收入增幅。这是全球化的自然结果，也是国际贸易理论早就揭示了的。

四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国很自豪，因为我们从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因此，我们要坚持世界的多边主义和经济的全球化。但美国很后悔，觉得他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吃亏了，相对落后了，所以特朗普现在反过来反对全球化，要搞“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经济全球化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经济全球化中的五大中美冲突

虽然由于利益的冲突，各国国内反全球化的力量始终存在，但特朗普上台以后推行的“美国优先”和“遏制中国”政策，对全球化进程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因此，如何缓和中国与美国的矛盾冲突，成了世界各国能否进一步推进经济全球化重要因素。

目前，我们与美国的矛盾冲突错综复杂，尖锐激烈。按照顺序来看，第一个矛盾是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政策的不对等。

这次中美关系的恶化是从“贸易战”开始的。其实这个问题由来已久，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有近三十年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打过几次贸易战，美国要对中国的产品征收高关税，当时的吴仪部长很强硬，马上就提出也要对美国的商品征收高关税，最后两国通过谈判实现了和解，大家继续做贸易。

由于美国储蓄率低，又拥有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优势，美国不仅对中国是贸易逆差，跟许多国家都存在贸易逆差。但是，随着美国相对地位的减弱，特朗普政府已经不能再忍受这种贸易的不平衡。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其理由不仅仅是不平衡，还因为是“不对等”。他们要求各国之间对等互利的贸易关系：要么都把关税降下来，否则美国就把关税提上去；要么都开放，否则美国也要关闭市场。

第二个矛盾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对中国发起了七次“301调查”，其中在1991、1994、1996年三次是与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特别301”调查。最近特朗普上台以后，把知识产权保护变成了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每次演讲就要说中国偷美国的技术等等。

第三个矛盾是经济体制的不同。

中国原来是一个公有制的中央计划经济，1978年开始改革，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5年在复关努力失败以后，中国就努力加入世贸组织。

世贸组织和联合国不一样，联合国是一个政治机构，任何主权国家都可以加入，而世贸组织本身是市场经济的俱乐部，只有市场经济国家才能加入。加入的过程也跟联合国不同，不是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而是需要全体成员同意才能加入。世贸组织的核心理念有两个：一是自由，一是公平。所谓自由，就是推动更自由的贸易和投资，关税只能降不能涨，非关税壁垒只能消除不能增加。所谓公平，就是强调企业间竞争体制和政策的公平，比如国民待遇、贸易最惠国待遇等。同时允许各国对不公平竞争进行反补贴、反倾销等。因此，有政府补贴的国有企业、政府主导资助的贸易和产业政策、政府对市场的严重干预（危机时除外）等，都被看成是不公平竞争的非市场经济行为。

尽管中国当时仍然有大量国有企业，政府对经济有很强的干预，2001年各国还是同意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只是加了一个条件，在15年内世贸组织成员国仍然可以以“非市场经济”的名义对中国的产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等。

在国有企业占有很大比重的情况下，当时美国为什么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呢？原因有两个：第一，中国当时的国有企业并不强大，效率低下，亏损严重（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所以美国并不害怕，不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对美国是一种威胁。第二，中国当时正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并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前，废除了数千条跟世贸组织原则不一致的规定。中国也承诺要继续改，各国预期中国能在15年里完成相关改革，获得该组织框架下的“市场经济地位”。

15年过后，中国要求世贸组织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除了一些小国以外，所有发达国家都坚持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原因也有两个：第一，中国的国有企业变得非常强大。2020年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大陆占了124家，其中80家是国有企业。世界最强的100家企业中，中国的国有企业占了13家。第二，中国明确表示，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国家以前并不很在乎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干预，现在却当作一个重要问题呢？以前中国企业弱，人家就不在乎。比如游泳运动员，你游在最后面的时候没有多少人关注的，也不在乎你有没有吃药。但是你如果游到前面当冠军了，所有的运动员裁判员都会盯着你，看看你有没有吃兴奋剂，有没有不公平竞争。西方国家认为，它们的民营企业与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国际上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

第四个矛盾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

除了经济体制外，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也与美国和西方各国不同。中国是共产党领导，而冷战期间反共是美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改革开放和前苏联解体之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已经淡化。这些方面的不同并不影响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但是，最近几年这些方面的不同被强化了，逐渐成为中美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是对西方世界的威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的讲话又重拾了反共大旗，呼吁“自由世界”联合起来，反对和抑制共产主义的蔓延。

不同于贸易不平衡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矛盾，第三和第四个矛盾是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而且，这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也是中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不同。但是，对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除了美国拿它们用来作为抑制中国崛起的理由之外，到目前为止，其他西方国家并没有拿它们作为与中国经贸合作的主要障碍。

第五个矛盾是有关世界领导权的问题。

由于近年来在经济、政治、军事力量方面迅速崛起，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中国目前还在继续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已毫无悬念，且在政治和军事上又非常独立和强大。因此，在反恐战争基本结束之后，美国认为中国已成为他们作为“世界领袖”的最大威胁。只要中国继续按照自己的道路发展和美国继续坚持在国际上的霸权主义，这一矛盾基本无解。

全球经济的两种可能趋势

毫无疑问，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是经济全球化的障碍。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这些矛盾冲突变得异常直接和尖锐。目前的世界经济，会有两种可能的发展趋势和结果，何去何从取决于中国和美国的决策与行为。

一种可能的趋势是：美国继续奉行目前抑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这一点，目前不可能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已是两党共识，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从来没有在中国的问题上像现在这样一致。因此，不论谁上台，都将继续“围剿”中国。

美国政府从政治目的出发，可能会以国家安全为由，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强制企业与中国经济脱钩。同时，美国国内经济政策转向，“向中国学习”，也搞国家对产业的支持。最近就有媒体报道说，美国计划投入三百多亿美元支持国内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如果民主党执政的话，会更倾向于使用政府的权力来影响经济。现在已经有不少人向拜登建议，通过实施产业政策提高美国的竞争力来对抗中国。美国还希望联合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东欧、印度等国一起，形成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反华联盟。

中国方面则针锋相对，以牙还牙。美国和西方国家赶我们的企业，我们也赶他们的企业。它们不用我们的技术，我们也不用他们的技术。它们不给我们市场，我们也不给他们市场。企业必须有政治立场，否则别想在中国市场上赚钱。我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解决“卡脖子”技术和产业，靠我们自己的市场发展经济。

如果以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中美以及各国之间原有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会逐渐转化为国家之间的竞争，原有的国际经济与技术合作会逐渐转化为以中美为首的两个对立的经济与技术体系间的竞争。现有的国际多边体系和国际组织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甚至名存实亡，经济全球化变成经济与技术的对立两极化。这将是一种令人遗憾的结果。

另一种可能的趋势是：美国继续奉行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继续抑制和孤立中国，但中国则加快加深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面的改革，更大程度、更广泛地开放中国的市场，逆势推动经济与技术的国际合作，努力团结各国，维护现有的多边国际体系，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如果我们真的有勇气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相信我们至少能减缓与美国以外的各国之间的矛盾或冲突，也能分化美国国内的政治力量，粉碎美国少数政客企图建立反华联盟围剿中国的阴谋。

要实现后一种可能，我们必须缓解或消除以上提到的各种矛盾。贸易不平衡不对等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问题是这次中美贸易战的“导火线”，但也是相对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为什么？

以深化改革和开放化解矛盾冲突

首先，贸易不平衡不仅限于中美之间，全世界很多国家的贸易都不平衡。

中国要解决的主要是制度上的对等，即进一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进一步落实入世承诺，开放中国的市场，尤其在金融等服务业方面。制度上对等了，如果美国仍然有大量的贸易逆差，那就不是中国的问题了。经过入世后二十多年的实践，中国企业也得到迅*长，在国际上也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面对更大程度的开放应该不是问题。况且，进口是GDP的函数，随着经济的增长，一国的进口会越来越多，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也会得到缓解。

其次，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也比较好解决，因为中国自己现在也到了需要保护知识产权的时候了。

2019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表示将全面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其实，中美贸易谈判第一轮达成的协议就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第一步。通过进一步的开放，中国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矛盾可以得到缓解。

事实上，面对逆全球化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美国的围堵，中国已经加大了开放的力度，包括举办进博会，扩大金融开放，设立新的自贸区等等。中国比以前更加开放了，但能不能真正吸引外资？能不能真正缓解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在贸易投资方面的矛盾？这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改革，改革和开放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能够深化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开放才能够真正地做得更好。

除了贸易和知识产权方面的矛盾，中美之间真正面临严峻挑战的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国际影响力和领导权方面的矛盾和冲突。这些基本矛盾是没法解决的，但这并不等于不能缓和。

比如国有企业，我们是否可以借助“竞争中性原则”来解决可能出现的不公平竞争问题？我们能不能更大力度地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让更多的华为、比亚迪、阿里、腾讯、大疆发展壮大，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我们的政府能否进一步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和直接参与，着重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营造尤其对民营企业或外商企业更好的营商环境？

其实这些也并不是什么*策新思路，而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初衷和一直希望坚持的方针政策，是十八大以来一再提到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基本原则，也是当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

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

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和美国企图建立“反华联盟”的特殊背景，在外交上，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要努力做好与大多数国家尤其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作，甚至要做好美国企业家和美国人民的工作。最近刘遵义教授谈到，“如今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再次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绝”。中国必须继续积极参与世界经济，贡献自己的力量，维护国际秩序。我们千万不能成为与其他国家隔绝的世界。虽然这种情况不大会出现，但一定要警惕这种思潮和趋势。

虽然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是与美国一致的，但西方世界也不是铁板一块的。新中国建国之初，即便在西方各国围堵中国的情况下，我们也在努力跟法国、英国、西德等发达国家搞好关系，如今我们更有条件来反制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不能被美国孤立，而要让美国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被孤立。

争取更多的国家在现有的世贸组织多边体制下达成共识，继续推动经济的全球化。这个结果是理想的，也是不容易的，但我们必须争取！

北大金融校友联合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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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颜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