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3月27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和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首席医疗官克里斯·惠蒂作为首相的密切接触者也开始自我隔离，而这距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才两天。截至27日9点，英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接近1.5万例，单日新增近3000例，均创新高。

图片说明：英国首相约翰逊3月27日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中表示，他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这是2019年12月13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表演讲。（照片来源：新华社记者韩岩摄）

而就在3月24日，牛津大学传染病演化生态学团队（EEID）通过社交账号公布了一项正在进行中的研究，该研究通过对经典流行病学传播模型SIR（易感-感染-康复）的计算，估计截至3月19日英国可能已经有36%-68%的民众感染新冠病毒。此前，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爵士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感染人口达到）60%是获得（新冠肺炎）‘群体免疫’所需的数字”。研究人员据此认为，英国目前可能已经积累了足够水平的群体免疫。虽然这项研究的本意是想强调血清学检测的价值，但也再次把“群体免疫”的概念拉回了人们的视线。

“群体免疫”首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是在3月12日的首相记者会上，当时瓦兰斯爵士在解释英国的抗疫计划时说：“彻底阻止病毒感染的做法既不可行，也不可取，因为你希望人口获得一定的免疫，而未来我们将需要免疫力保护我们”。当日，彭博社的报道指出：虽然约翰逊政府没有明说，但是其抗疫计划就是使英国全部人口获得“群体免疫”。次日，瓦兰斯爵士在接受天空电视新闻台采访时承认：大约60%的英国人将需要感染新冠病毒，以使社会对未来的疫情具有群体免疫。自当日起，“群体免疫”就成为了众矢之的，遭致了国内外的激烈批评与反对。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2日已经不点名批评了某些国家采取的“延缓”策略，而世卫组织前儿童和青少年卫生司司长安东尼•科斯特洛14日表示，英国这种寻求建立群体免疫的抗疫策略和其他国家脱节，这可能与世卫组织的策略相冲突。在英国国内，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内部，都有政要批评约翰逊所领导的政府在防疫方面“自满”“敷衍了事”。除了世界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主编、英国皇家内科医学院和医学科学院的院士霍顿公开斥责该政策是“另一个重大错误”外，另有200多位科学家联名致信、超十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字，共同呼吁英国政府采取“更积极的方式”对抗疫情。

风波之下，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于3月14日在《每日电讯报》发文称：“我们的目标很明确，重中之重是保护生命。群体免疫是一个科学概念，但既非目标，亦非战略”。而这也成为官方此后在所有公开场合的一致口径。此举被广泛视为是英国政府抛弃“群体免疫”策略的象征。3月16日起，英国政府举行每日疫情通报记者会，当日号召民众自觉减少出行，保持社交距离；18日宣布封校、并关闭酒吧、餐厅、剧院等所有休闲娱乐场所；23日宣布“禁足令”并关闭“非必要”商业设施。媒体普遍认为，在这十天中，英国政府一步步地加强了隔离措施，在政策上从“佛系抗疫”转向了“积极抗疫”。

然而，英国真的已经放弃“群体免疫”了吗？恐怕未必。事实上，绝大部分对“群体免疫”的抨击都起源于一个明显的误读，那就是把“群体免疫”等同于“不采取任何措施”、或者说“躺平任锤”。然而，英国政府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也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英国提出“群体免疫”首先是基于两点前提：一是英国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拖延”，这意味着英国前期希望依照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先例，通过检测隔离早期病例和追踪接触者的方法来遏制病毒传播的策略已经失效了，疫情的蔓延已成定局；二是正如瓦兰斯爵士在3月13日的天空台采访中所说：英国认定新冠病毒将会变成“季节性病毒”，会每年“造访”。基于这两点认识，英国出于长远考虑，才选择了希望全国人口能够获得针对此病毒的整体免疫力，从而能在病毒卷土重来时保护全国人民都能不受其害。“群体免疫”与其说是英国的抗疫策略，不如说是英国最终希望达到的抗疫效果。

从操作上来看，英国在到目前为止的各个抗疫阶段中都未曾消极怠工过。在“遏制”阶段，英国一直积极地追踪和隔离早期病例。自从3月12日正式宣布进入“拖延”阶段后，英国的抗疫重点就变成了“压平曲线”（flattenthecurve）。在当天的记者会上，瓦兰斯爵士和首席医疗官惠蒂教授讲得很清楚，本阶段的目标并不是“减少感染人数”（因为那已经做不到了），而是“将爆发峰值拖延到夏天”，目的是保护NHS不被重症病例的迅猛飞涨而击垮，并为治疗药物和疫苗的研制争取时间。为了实现“保护NHS”的目标，英国当天就公布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建议70岁以上老人不要参加邮轮旅行、停止学校的海外旅行等。其中最有争议的一条是要求所有轻症患者居家隔离等待自愈、不对居家轻症患者进行病毒检测。而这背后的逻辑也很清楚，就是基于已有的科学证据，政府相信轻症患者中的绝大部分是可以自愈的，因此与其让大量的轻症患者涌入医院挤垮NHS，不如等其中未能自愈的少数患者病情加重时再转入NHS接受救治。更重要的是，一旦这些轻症患者成功自愈，他们就已经具备了新冠免疫力，而这对保护英国全部人口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轻症者居家自愈”的标志性政策直到现在仍在实施中，并未改变。

图片说明：英国“压平曲线”抗疫计划示意图。（来源：英国《大都市报》）

在宣布以上措施的同时，约翰逊及其团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多次强调：根据情况的变化，有可能会在未来几天采取更多的措施，但是本着“在正确的时机做正确的事（the right thing at the right moment）”原则，当下还不是引入进一步措施的恰当时机。值得一提的是，约翰逊政府自3月2日就疫情召开第一次“眼镜蛇”紧急内阁会议以来，走的一直是“唯科学论”的抗疫路线。所有政府高级官员在解释抗疫措施时始终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以科学证据为指导（guided by scientific evidence）”，而如果被问及为何不采取某项措施，其理由或是“没有科学证据（lack of scientific evidence）”表明该措施对抗疫有用，或是“数据显示”还没有到采取该措施的“正确时机（rightmoment）”。

事实证明，一旦数据显示形势发生了“恶化”，科学模型预测需要引入更严苛的措施时，约翰逊政府并没有无动于衷地“坐以待毙”，而是几乎每天都在积极调整其防疫措施。3月16日，首相约翰逊正式要求70岁以上老人自我隔离至少12周，以减少被新冠病毒感染的几率。3月18日，约翰逊宣布封校，理由是：数据显示英国的新冠疫情走势已经进入“快速上升期”，所以需要一点“额外的帮助”（extra bit）来进一步“压平曲线”。而在16-19日连续四天恳切呼吁英国民众自觉减少出行、执行“社交疏远”政策未收到预期效果之后（当然也是基于数据显示），约翰逊终于先在3月20日宣布关闭全国所有不利于减少社交接触的营业场所，然后又在23日发布“禁足令”，宣布关闭全国所有“非必需”的商业设施并要求民众尽可能呆在家里。

这一系列“积极抗疫”的措施无疑都服务于英国现阶段“居家、保护NHS、拯救生命”的目标。但需要指出的是，“拯救生命”和“群体免疫”的概念并无冲突。无论是自愈还是依靠现代医学，只要感染并恢复，都能够获得针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大NHS的重症处置能力，使更多的重症病人能够及时得到氧疗和呼吸机等手段的救治并最终痊愈出院，这本身就是提高免疫人群比例、接近“群体免疫”所需水平的有效手段。

另外，英国的抗疫措施中还有特别与众不同的一项内容，那就是启动对新冠抗体的测试。虽然世卫组织3月16日呼吁所有国家“检测、检测、再检测”，但其强调的是加强对疑似病例的检测，目的是尽可能多地隔离感染者，以打破感染链。虽然首相约翰逊18号已作出承诺要将新冠病毒的检测能力提高到每日2.5万例，但最近几日英国的检测量一直停留在6000多例，连政府自己所定的1万例的目标也没有达到。英国目前似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抗体测试上，卫生大臣汉考克24日宣布已经购买350万个新冠病毒抗体试剂盒，并将于下周开展检测。

这里需要特别着重区分一下“病毒检测”和“抗体检测”：病毒检测的目的是确认患者是否确实感染了新冠病毒，抑或只是流感或普通肺炎等其他疾病，并据此确定是否需要隔离或者应该采取何种治疗方法。而抗体检测的目的则是确认NHS员工或者其他关键工作人员（key worker）是否已经在没有出现症状的情况下获得了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他们就可以安全地回到工作岗位，短期内不会有被病毒感染的风险。前文所提到的牛津大学EEID团队所强调的血清学检测，就是获取群体中已有抗体人群比例的检测。下一步如果将抗体测试进一步推广到更大范围，将有助于科学家了解全国总体人口中轻症自愈者和无症状感染者存在的确切比例，而这一向被英国政府认为是攻克英国疫情的难点和关键所在。提出“群体免疫”的3月12号当天，英国确诊病例为590例，但瓦兰斯爵士指出，实际感染人数很可能已经在5000到1万之间了。按类似比例推算的话，牛津大学对“已有36%-68%的民众感染新冠病毒”的估计并非毫无根据。从政府对抗体检测的重视程度来看，英国目前已经积累的群体免疫水平仍然是政府非常关心的重点。这一关注点明显异于其他同样正深陷抗疫决战中的其他任何国家，对他们来说，抗体似乎都是目前无暇顾及的问题。

在过去的一周内，英国又引入了多项新的支持措施，以保证实现当前的抗疫目标。针对企业、个人和自雇者的一揽子财政救援计划旨在保障人民日常生活，为自觉“居家（stay at home）”扫清经济障碍；在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地建设多家方舱医院，联系戴森、麦克拉伦等多家企业改产呼吸机，召回最近三年退休的医生和护士，并允许医学院最后一年的学生提前毕业并加入医务工作等措施，都是为了进一步增加NHS救治重症病患的能力，为即将到来的疫情高峰作准备，从而尽可能多地“拯救生命（savelives）”；采购大量医用个人防护装备（PPE）发放到医院、诊所及其他抗疫*，动用军队力量运输和分配这些物资，并招募50万志愿者，为保护全国150万有潜在健康风险的最易感人群和自我隔离在家的人群提供医疗和生活帮助，这些措施既能“保护NHS”，也会使民众更加安全。从整体效果来看，这一系列抗疫*的实施将有利于减少“死亡率”，同时也能增加人群中对新冠病毒免疫比例，两者之间并无相悖之处。所以与其说是“积极免疫”是彻底推翻群体免疫路线，还不如说是拯救生命的同时，用更安全的方法慢慢提高人群中的免疫比例，从而为英国未来一两年之内可能发生的抗疫“持久战”积累优势。

将“群体免疫”等同于不采取任何行动的“消极抗疫”，这不过是外界的误读而已。英国是现代公共卫生医学的发源地，“群体免疫”本质上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一条基于人类过去与传染病斗争经验的、经过科学计算的防疫思路。从英国3月3号颁布“作战计划”以来，包括卫生大臣在内的所有英国高级官员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已经放弃“群体免疫”，而英国出台的一揽子抗疫计划中也始终都能看到“群体免疫”思路的影子。英国《观察家》杂志3月2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群体免疫有可能仍是抗疫之战的关键”的文章，该文的作者虽然是一位加拿大重症科医生，但从中多少也能窥见“群体免疫”路线在专业人士中仍有相当市场。英国一直坚持走“科学数据指导下”的抗疫之路，限制出行、社交疏远等严厉措施的出台只是适时应势，与政府期望所达到的“群体免疫”的效果并不冲突。虽然不放弃“群体免疫”路线确实有很大风险，但如果抗体检测能够证实科学界对轻症自愈者和无症状感染者比例的猜想，那么一旦明年新冠病毒果真卷土重来，英国就能占得一定先机。约翰逊赌的就是这一把。

作者赵璧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