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国宪，甘肃庆阳人，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萃英学者，2004至2016年担任兰州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现任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先后被评为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万人计划”第一批教学名师、宝钢优秀教师、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最受尊敬的商学院院长、甘肃省第一层次领军人才、甘肃省“园丁奖”优秀教师、2022“中国高贡献学者”榜单综合类高校学者前百强。包国宪教授受邀担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学术顾问委员会学术委员、兼任全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及政府效能与营商环境组组长、甘肃省管理学会会长、甘肃省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兰州大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和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主编，等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学术年鉴》全文转载。

包国宪教授提出和发展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简称 “PV-GPG”理论），重构了政府绩效研究范式，形成了政府绩效管理学科体系。包国宪教授聚焦政府绩效管理研究方向，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重大重点项目为纽带，以国际国内学术共同体为平台，持续进行科研团队建设。包国宪教授团队已成为我国政府绩效管理高层次人才培养、高水平科学研究 和高质量社会服务的重要力量。

一、包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治理评论《点亮·专访》栏目的专访。我们今天的访谈从您个人的求学与治学经历开始，首先，请您回顾一下您的求学与治学生涯，这些教育经历对您后来的学术发展都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我的求学经历曲折而简单，所有学都上了，时代烙印非常明显，但这些经历对我后来的科研教学都产生了明显影响。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一是物理学的专业背景。我是1979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半导体物理专业，毕业后到庆阳县陇东中学教高中物理课，从此以后我与教育事业终身结缘。在这一段时期内，我探索改进物理教学方法，加强和学生的沟通并不断导思启智，我带的班中第二年便有多名学生考入重点大学物理学专业。这也不断影响我在之后的教学和科研中，强化引导、启发和创造，而不是一味的灌输。

二是有行政工作经历。1984年，我从陇东中学调到县委组织部和科协工作，之后转到西峰市政府从事科技和经济管理工作，加之我高中毕业后在乡镇政府（原称人民公社）的工作经历，使我对基层政府工作有了实际体验。这些基于基层党政部门的行政工作经历对我而言，是不可多得的，尤其是后来研究政府绩效、公共行政和地方治理时，脑海中就有一个现实的政府，有一个基层政府的运作逻辑，对于我科研及教学形成了现实经验性和检验性判断。

三是长期在欠发达地区工作。在欠发达地区工作，使我科研、教学和工作嵌入的情境更具有真实性，关注的都是一些地方亟需解决的问题，如90年代后期关注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2004年开始对甘肃14个市（州）的政府绩效评价等。

四是多学科的积累。如本科时的自然科学学习、硕士时的行政管理学习、博士时的经济学学习等，加之从事过近8年企业管理科研和教学工作经历，所构建的知识体系对从事行政管理专业有非常强的适应性和互补性。这些专业学习和经历，形成了我对公共管理科研、教学和学科建设的基本认识。我一直主张公共管理应有一个大的理论基础，包括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系统科学。这六大基础科学我都涉猎过，对我有很大帮助。

二、您长期从事政府绩效管理领域的研究，您认为在政府职能转变视域下，研究应该如何更好地破解政府绩效管理领域的难题。

现代意义上的政府绩效管理和评价发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浪潮中，当时欧美国家将私人部门管理方法引入到公共管理领域以追求公共部门更高的绩效。但是传统的政府绩效是以工具为导向的，这使得在政府绩效管理的实践操作中必然造成其重结果而轻过程、重近利而轻远期、重操作而轻制度、重战术而轻战略、重目的而轻法治的弊端。为此，我们开展了深刻的理论反思，认为政府绩效是公共行政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政府绩效也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政府存续的条件就是要向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绩效产出。

我觉得破解政府绩效管理中的难题要在以下三方面进行。

一是价值维度。我们在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PV-GPG）模型中认为，政府绩效是一种社会价值构建，只有源于社会、符合公共价值的政府绩效才能获得合法性基础，也只有根植于社会的政府绩效才能获得可持续的动力。因此，应该通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针对问题的层层价值建构，从源头上确定政府绩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底色和价值内涵，并有效导入到行政体系和社会治理之中，以实现政府绩效的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确保公民的有效参与，将他们的现实需要和诉求反映到绩效价值体系之中，最终转化为人民满意的绩效产品。

二是制度维度。政府绩效管理需要一个完善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但现阶段与绩效管理相关的工作十分分散，形式上有督查、评价、考核、检查、统计、监察等，考核对象有人事、公共财政和公共事务等，考核主体有组织部、政府办、人社局、监委、目标办和绩效办等。这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缺乏规范性的法治体系，因而应当在宏观层面形成一个制度体系来规范各项工作。

三是技术维度。政府绩效管理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工具属性，在实践操作中需要一系列程序、技术、工具和方法的支撑。技术维度的创新应该包括对绩效管理的全部政府管理工作赋能，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解决公共管理中的不确定性，最大限度的减少政府和公民对公共服务、政策及公共产品认知的差距，减少社会治理风险，减少公共管理的成本。这就需要创新研究方法和分析方法，如我们多年来研究探索形成了绩效价值链分析和绩效损失分析方法。

另外，必须强调，任何形式的绩效评价、绩效管理都应建立在政府职能转变基础上，都应与政府职责体系的优化紧密联系起来，都应不失时机的应用最新科技成果。这里我特别强调，任何政府管理、运营、创新，都要从组织层面、部门层面和公务员层面以及政策、战略、执行和监督监察等环节都要创造价值，这个价值就是公共价值，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故要具有生产性和赋能机制。这就是以公共价值为基础政府绩效治理（PV-GPG）的本质规定性，也就是未来政府绩效管理的改革方向。

三、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您认为我国政府绩效管理领域研究还有哪些可以探讨的问题。

我觉得以下几个问题无论在政府绩效管理的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工作中都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一是基于政府绩效的职能转变、职责体系优化以及党政机构融合等问题。政府绩效是公共行政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政府的一切活动都应该紧紧围绕如何建构绩效和如何生产绩效展开。因此，结合最近几年来的行政改革实践和未来的方向，我们更应该关注于怎么样优化政府的职责体系以最大化配置资源确保绩效有效生产，怎么样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以理顺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进而推动绩效合作生产，怎么样进一步调整机构和党政融合为绩效生产提供有利的组织体系等重大问题。

二是政府绩效信息使用的问题。美国政府绩效管理学者Moynihan曾经说过，“政府绩效信息使用是政府绩效管理中的一个大问题”。我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因为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绩效评价活动最后就是形成各种各样的绩效信息，只有它在监督、激励、预算、决策等方面发挥实质性的作用，才能达到改进绩效的目的。再从国外研究来看，最近几年来国际知名期刊PAR、JPART、PMR等刊出了一系列关于绩效信息使用的文章，进一步将该主题推向一个新的研究高度。我最近几年来带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中也有部分同学关注该领域，并进行了学位论文写作。我觉得该问题是政府绩效管理领域中最接近实践的现实问题，也是学界和政府部门比较忽视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研究注意力。

三是循证决策与政府绩效管理结合的问题。最近几年来，在循证医学的推动下，循证的理念和方法不断被应用在公共管理尤其在公共决策中，形成了循证决策。所谓“循证决策”，其核心就是要找到有效证据来支撑公共决策活动，而公共决策中大量证据来源需要通过绩效评价这一活动，就是说循证决策和绩效管理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未来对这一领域的问题给予特别关注，让循证决策和绩效管理结合起来，为国家治理提供有效的证据支持。

四是绩效领导问题。当今社会处于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社会价值撕裂、增长衰退、疫情肆虐、贸易冲突、民粹主义和地缘冲突等，都给社会治理带来极大挑战。在这样背景下，提升公共领导力和培养绩效领导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将绩效领导作为PV-GPG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内涵、结构、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做了大量研究。但面对当今的多重挑战，我觉得还需要学术界对这个问题进行持续关注和深刻研讨，为提升绩效领导力和治理效能提供学理支撑。另外，还要加强政府绩效管理基础理论研究，并把它与公共行政的范式转换、与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与法制中国建设结合起来，回应政府绩效管理中的基础逻辑，有可能产生原创性成果。

编辑：梁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