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学史》

（何艳玲）

第十章 解构：后现代公共行政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西方国家在经济、科技、社会、政治、文化诸方面所形成的新的社会文化思潮和思维方式，后现代主义异军突起，并旗帜鲜明地引领着对传统思想的批判和反思。文化思潮的更迭直接且深刻地影响了公共行政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使其出现了全新转向，在后现代哲学认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公共行政学的新的研究思路。这既是学科自我创新的又一次展现，也回应了之前公共行政学整合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种种困境，它的出现是理论和实践的必然。

10.1后现代主义思潮

后现代主义是比较特殊的类别，其并没有统一的不可动摇的信条，或者具体的形成时间与发展经过。但可以确定的是，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论来自对现代性的反思。

在传统社会中，知识采用叙述性(narrative)形式进行传递，通过这样的方式，社会联系被建构出来。这些叙事给予并维持制度的合法性。但现代社会改变了这种知识获得方式，取而代之的是科学。在科学话语下，知识的来源是实证逻辑而不是叙事。在公共行政领域，现代性影响突出表现为技术理性的霸权和对社会问题表达方式的限制。一切不符合科学规范的社会诉求，都以违反科学的罪名被拒绝纳入公共议程。

但后现代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科学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叙事，所有知识在本质上都是文字游戏，只是这种文字游戏组成了社会规则，并使其在特定语境下表达一定的意义。因此，尽管后现代内部并没有统一观点或意识形态，但却都秉持对语言(language)、观念(perspective)和叙事(discourse)的重视。更重要的是，后现代认为现代叙事模式必须改变，否则难以获得真正的知识。

概括来说，后现代认识论有着与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及批判理论都不同的观点，其突出特点是对语言和沟通的强调。虽然后现代认识论看似极端，但却有力地冲击了长期以来公共行政中的固有思维。科学主义者在这样的冲击下也开始反思能否在公共行政中建立“新科学”。

10.2现代性在公共行政学中的悖论

现代性以及在公共行政中的科层制文化和理性思维“促使我们将社会视为管理的一个对象，视为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的一个集合，视为需要被‘控制’‘掌握’并加以‘改进’或者‘重塑’的一种‘性质’，视为‘社会工程’的一个合法目标”。这种现代性的观点，在现实世界的运行中却遇到了问题。公共行政的现代性回题来自两组悖论。

10.2.1现代性的第一组悖论

一方面，现代性将人类理性预设为一个超然的逻辑，将行政行为视为一个存在的对象，并期望用理性来理解、分析和设计行政的运作，从而达到更好的行政效果。在这个过程中，理性观念与公共行政实践本身是相互独立的，人们具有独立分析判断的能力。

另一方面，按照现代性观念建构起来的现代社会却有着自身的推力，并在现实中影响乃至扭曲现实行政行为。

10.2.2现代性的第二组悖论

一方面，公共行政学假设真实的行政世界是基于现代性组织起来的，并按照理性原则运作，因此也就“把被想象为其研究对象构成成分的理性行动原则提升为说明自身合理性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与科学、理性的话语不相融的因素都会被排除在研究的体系之外，甚至不承认它们是现实存在的，是需要研究的。

另一方面，真实的公共行政实践又并不完全是理性设计所能涵盖的，也不完全按理性设计运行，这使得整个公共行政理论建构的现实基础并不牢固。

领读丨时 萌

文案丨单 芳

排版丨王艺涵

审核丨李 明 宋姿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