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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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公共行政学史》（何艳玲）

第五章第四节

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可概括为以下四点：第一，作为一门科学的公共行政学愈发面临困境；第二，作为一门学科的公共行政学面临合法性问题；第三，作为一种实践的公共行政自身面临合法性问题；第四，公共行政的价值面临挑战。

公共行政学是科学吗？

由于科学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它逐渐获得了知识的“沙文主义”地位，这意味着“知识即美德”的古训开始离我们远去，而“只有科学的才是知识”的信念开始深入人心。在此情势下，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也一直自称行政科学，且有一批学者群体在努力发展普遍性规则或原则。

西蒙继承了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行政科学的基本立场，但他对所谓的普遍性原则进行了猛烈批判。他主张通过引入逻辑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政治科学方法，发展真正的行政科学。与西蒙不同，沃尔多并没有沿着“科学”的发展路径继续探讨下去，他更趋向于将公共行政学定位为一门类似医学的“专业”。

公共行政学能否成为一门学科？

公共行政学能够解决

公共实践问题吗？

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重建项目和社会发展项目的开展，人们对政策制定专业化的要求越来越高。不断出现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以及越南战争、“水门事件”、能源危机、经济危机等问题，也进一步显示出政府解决问题能力的不足。公共行政原有运行体制和运行方式不断受到怀疑和被抛弃，为寻求改变而颁布的法规，在原有的制度范围内，也不能改变这种状况。因此，公共行政迫切需要新的实践模式和方法。

公共行政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宪政价值是美国一切政治和行政活动的原则性约束。公共行政的存在目的在于维护宪法的基本原则，它要具备在较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追求公共利益的能力。这使公共行政与企业管理相区别，并需要有专门针对性的研究。换言之，公共行政的运作逻辑首先要迎合宪政体制的若干要求，例如代表性、回应性和责任性、三权分立的制度结构等。

然而，面对凯恩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国家在形式上渐显膨胀，在内容上凸显扩权的现实而言，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已变得如此广泛，以至于政府脱离公民的控制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潜在威胁。

事实上，这一逻辑困境在学科初创时期就已有所反映。《行政研究》一文所表达的内容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公共行政实践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矛盾，且带来的问题似乎比它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如果这一内在的矛盾关系不能得到有效化解，那么，公共行政的“身份危机”将在所难免。

END

领读|吴晓鹏

文案|宋 杨

排版|陈 锋 何欢欢

审核|李 明 宋姿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