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6日，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金融学特聘实践教授，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院长彭文生走进“复旦金融公开课”，以“疫后经济与资本市场的重构与展望”为题，与学院学术访问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魏尚进展开深度对话。

课程伊始，彭文生教授指出，过去三年，全球经济遭受了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双重冲击。在百年罕见的宏观背景下，2022年的资产表现十分惨淡。大宗资产中，只有和原材料，尤其是能源相关的领域能够取得一定的正向回报，安全资产与风险资产同时下跌。短期来看，经济受到重大冲击，长期来看，逆全球化从经济层面的保护主义延伸至地缘政治与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短期内，中国经济如何重启？彭文生教授认为，随着防疫政策的优化，此次经济的重启与复苏的主要源头为公共卫生危机，由非经济因素所带来的经济波动，而不是典型的经济周期的下行和反弹。

在政策层面，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增长是关键，主线是“提信心、扩内需”。政策要发挥协同作用，兼顾短期增长与长期战略，周期性政策有望加码，结构性政策有望提速。在政策之外强调执行，要敢担当、善作为、察实情，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因此，2023年我国在宏观政策、财政政策领域的创新值得期待。结合此次中央经济会议，经济复苏的高度要看需求的反弹。

随着疫情防控的优化所带来短期感染的大幅增加，2023年第一季度，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影响，劳动参与率降低，内生货币（供给）增长下降，供给和需求都将受到冲击。第二至第四季度，随着感染的人数下降，相信经济会有明显的复苏。复苏的高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内需求的反弹的高度，国内需求则需要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同时还要看宏观政策对企业、尤其是对个人财务状况的促进和帮助，因此，外生货币（财政）最为关键。消费者的信心改善，降低流动性偏好，从而能够促进实体投资和风险资产需求。

对比美国，2020年和2021年美国为应对疫情，货币供给大幅提升，M2/GDP比例提高了20个百分点，大幅高于同期中国的货币扩张力度。超大力度的货币扩张帮助美国提振了国内需求、缓解了供应链冲击带来的次生影响并提振信心，经济因而也得以有效应对了疫情冲击带来的下行压力。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回暖，货币扩张也带来了几十年不遇的通胀压力，这也与美国更依赖财政扩张的外生货币投放方式有关。

美国在2022年推动的财政紧缩，对其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到2023年才会充分体现，陷入衰退的概率比较大。随着全球流动性和安全资产供给紧缩幅度放缓，全球风险资产价格的下行压力可能下降。综合下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波动可能增加，美元汇率单方向升值的动能也将减弱，双向波动增加。中国方面，将主要表现为增长反弹和风险资产价格得到支撑。首先，疫情防控优化有助于经济自主动能的改善，促进内生货币的扩张。其次，随着财政直达消费力度加大和政策性金融发力，在稳定增长的同时可以促进外生货币的扩张。也就是说，2023年中国内生货币和外生货币投放均有可能出现增长，形成对中国经济和股市等风险资产的支撑。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在哪里？彭文生教授提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碳中和、绿色转型的发展，和平红利下降以及逆全球化，全球经济中长期的供给约束增加，效率提升的速度放慢，影响经济增长潜力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创新。现如今，以G2技术扩散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链合作模式难以为继，高科技领域“卡脖子”问题凸显。

逆全球化背景下，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上升，各国更需依托自身市场形成的初始规模来参与国际竞争。中国的人口规模稳居全球前两位，劳动力规模相当于印度、美国、印尼和巴西的总和，中国高等教育人口数全球最多。为发挥规模经济的效应，最关键的还是要建立政府和市场的伙伴关系，一是完善数字治理机制，发挥数字经济优势的同时监管不正当竞争；二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供给侧增加保障房供给，租售并举；需求端落实房地产税，纠正房地产过度市场化对资源配置的扭曲；三是基于“产融分离、分业经营”原则改善金融结构，防止政府对银行的信用担保延伸到实体产业和资本市场，避免不公平竞争，更好发挥资本市场促进创新的作用。

最后，在对话环节中，魏尚进教授与彭文生教授针对货币相对有效性与无效性进行探讨。魏尚进教授提出，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支持财政支出、税收，不太依赖于企业或家庭自主的内生性，政府通过采购支出或降税，把需要出的财政力量推送到经济发展中。然而，根据李嘉图等价理论，政府如果增加政府支出、减税，债务也会随之增加，早晚有一天要通过加税或者减少支出来偿还债务，因此，政府的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可能会被削弱。对此，彭文生教授认为，李嘉图等价理论的假设是建立在人们非常理性的前提下，正常来说，政府的经济资源配置能力不会短期内就受到债务偿还的约束，对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资本账户的管制，目前偿还债务不是显著问题。另外，从资源配置的视角，如果政府财政赤字的增加是用于改善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和研发等方面，则有利于未来经济的增长，有利于增强未来债务的偿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