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导读

1928年底，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的带领下打破了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攻。并于1929年1月向赣南、闽西进军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的教育和整训，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部分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实行民主制度时产生了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在一些会议中甚至错误地归结毛泽东同志“负有较大责任”。很多问题经历了第七次、第八次代表大会仍未解决。

红四军党内部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想背后，关键是三个核心问题：要不要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如何实现党的领导？红军向哪里发展、如何发展？红军完成什么任务、如何完成？红四军前委曾多次开会研究解决党内存在的事关红四军生存发展的重大争论性问题，但都没有作出正确决策，关键原因在于大家对各种重大问题的思想认识不统一，缺乏“主心骨”。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前委决定，1929年8月下旬，陈毅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详细汇报了红四军全面情况，并撰写提交了《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等5个书面材料。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陈毅汇报后，决定组成李立三(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周恩来(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信。这封指示信由陈毅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多次谈话要点起草，经周恩来审定后于9月28日发出。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

该信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确认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明确规定红军由前委指挥，并将党代表改为政治委员，其职责是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政治领导、部署命令等；要求红四军官兵维护朱、毛领导，明确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这封信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加强党在红军的领导，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指示信提出“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并具体提出不正确倾向的观念：“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百余位红四军代表在天寒地冻中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会上，讨论了当时红军在自身建设中面临的若干重大问题，也特别关联到红军中党的建设问题。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经过集体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主要内容是：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会议提出必须对红军进行建军宗旨教育，划清与国民党旧军队及其他旧式武装的界限；规定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对党的建设、政治思想教育和宣传等问题作了强调和要求；确立了任命军队的严明纪律等。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党指挥枪”等一系列原则。

古田会议会址，原为“万源祠”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不单纯是为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为群众建立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组织等重大任务。”

《古田会议决议》明确阐述了怎样把以农民为主的军队建设成为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第一次以决议的形式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使“听党的话、跟党走”成为官兵的崇高追求。第一次以决议的形式明确了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解决了困扰红军战士“为谁当兵、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第一次以决议的形式提出了红军必须遵守的三大纪律和各项注意的规定，为建立良好的内外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为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以及最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有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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