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女性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其在社会所扮演的各种功能性角色也在逐渐转变。

根据可靠数据统计，在包括中国的很多国家，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早在数年前就已反超男性，然而在创业者和企业高层管理者中，女性依然是少数群体。这或意味着，在商业和经济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女性的能量与潜力有待发掘。

今天我们对话了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徐立新，尝试从经济学家的视角来剖析一些问题。我们从女性的创业表现与创业环境谈起，试图抽丝剥茧出限制女性在商业领域表现的底层因素，深入理解当前女性的群体处境。

在加入长江前，徐立新教授曾任世界银行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在世行工作四分之一个世纪。他对经济学跨领域研究兴趣浓厚，也长期关注女性议题。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他接触到很多女性研究上的顶尖学者：Marta Tienda，女性社会学家中的领袖级人物；Linda Waite，研究婚姻家庭问题的社会学家；还有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 Becker，他被弗里德曼誉为过去50年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是婚姻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犯罪经济学，社会经济学等领域的开山鼻祖。

进入世界银行后，徐教授也发表了诸如《Female Business Leaders, Business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Productivity around the World（全球女性商业领袖、商业和文化环境以及生产力研究）》、《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Female Entrepreneurship（外国直接投资和女性创业）》等重要的关于女性创业问题的研究论文，试图从经济学视角研究清楚影响女性创业的核心要素。

他在研究中发现，目前在全球发展中国家范围内，女性领导的企业较男性领导企业在经营与生产效率方面处于劣势，但这种劣势主要来自社会传统观念影响下，女性可获得的资源不足，而非所谓男女在性格上的差异。

然而社会文化观念的惯性无比沉重，拉慢时代前进的步伐，造成了女性的困惑，也限制着女性群体的创业潜力和对经济的贡献。这意味着女性需要更多的自我察觉和自我觉醒，我们也需要更多针对性的措施，教育的支持和榜样的力量。

徐立新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旧秩序：

社会文化传统限制女性资源获得

长江商学院：为什么经济学家要深入地研究女性问题？

徐立新：研究如何让女性更加深度地参与和贡献劳动力市场，这对于推动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现实是，当今社会在男女性别平等方面地域差异巨大。如果去北欧的瑞典、挪威等国家看，你不会有强烈的性别差异或者不平等的感觉。

但放眼全球，还有很多地区是“看不见”女性的：她们处于和男性完全不同的阶层，重要场合很难看到她们的影子。例如：印度，其他南亚国家，和中东的一些地域。

就现代社会发展而言，不充分利用女性劳动力会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巨大损失。在现代生产模式下，女性的生产潜能实际上和男性没有差别，男性可能存在传统上的所谓的“优势工种”，但女性也有属于自己的优势领域。因此，失去女性的劳动力市场相当于抛弃了人类一半的生产力财富，这个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长江商学院：目前的女性研究更多着眼于社会平等、婚姻家庭等方面，但是您的论文讨论了女性创业（female entrepreneurship）的话题。您可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研究发现？您为什么构思和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徐立新：这项研究是我在世行工作期间完成的。

世界银行的研究必须有政策导向。我们的受众以国家政府和其他政策参与者为主。因此他们关心什么问题，我们就试图去回答这些问题。

在工作过程中，我发现虽然女性问题颇受关注，但在实践层面很多东西并没有被研究清楚。比如男性领导的企业与女性领导的企业之间到底存不存在差异，如果存在的话是怎样的差异，原因何在。

基于这样的想法，我和我的合作者就利用能够获取的全球范围内的观察数据展开了一项关于女性商业领袖与经济表现的研究项目《Female Business Leaders, Business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Productivity around the World》。

此次研究基于全球100多个国家在企业层面的数据，分析了女性领导的企业与男性领导的企业在生产力水平和增长方面的差异，并进一步探讨了这种绩效差异与潜在的商业、文化、制度环境的关系。

结果显示，平均而言，相比于男性领导下的企业，女性领导企业的生产率会低9%-16%，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低1.6%左右。

这种劣势主要存在于制造业，以及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之中。在服务业中，这个差距则会缩小。

当然，对女性创业问题的研究不能够仅仅停留在数据对比的表象，我们也试图去探究这个现象背后的机理，因此提出了“个人资源网络”假说：

在创业领域女性的确处于劣势，但这种劣势主要来自于资源的匮乏，即女性创业者所能触达的资源会显著低于男性。

数据验证了这一想法，我们发现在个体资源网络重要程度更低的商业环境中，如更低的贸易信贷联系、更低的银行信贷使用、更平等的互联网和更完善的法治制度等，此前提到的女性创业劣势会显著降低。

当我们再进一步讨论个体资源网络或者说资源获得问题，就发现这部分差异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由社会传统导致的。

一方面，接受传统观念灌输的女性本身会更倾向于在家庭内部付出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因此缺少广泛的社会网络连接，如要经营需要融资、合作的企业，会遭遇更大的挑战；

另一方面，男性的态度、相关组织机构的态度、社会整体的态度也是根深蒂固的，这种文化的影响就会渗透在女性企业家创业的各个环节之中，限制女性创业企业的资源获得。

长江商学院：您提到了社会传统的影响，也就是比较偏向于外因和外在环境。

但我们其实经常看到一些关于男女性别差异的研究，比如指出女性自身往往表现出更显著的风险厌恶，或更低的成功渴望，因而认为男性比女性更易创业成功。

您觉得像此类差异的形成是更多受到外因影响，还是天生有别？

徐立新：在我的理解里，类似于风险偏好的差别可能更多是长期的社会化造成的。

有关于女性身份认同的研究发现：在母系氏族的社会中，比如一些非洲和亚马逊的原始部落，女性会承担更多领导性的角色，她们的竞争性、风险意识与男性没有差别。

因此，从存在性上来说，当前社会的男性与女性在风险与竞争意识上的确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是来自于生理基因，而是根植于人类几千年的社会历史之中。性别的社会化是潜移默化且根深蒂固的。

我们再从婚姻家庭和人类风险分担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按照传统观念，热爱冒险的男性与警惕风险的女性形成一个家庭，恰好能够实现最优的风险配置。但是目前新的社会现实正在逐渐产生，包括新的婚姻模式、新的女性行为规范和个体认同感等等，女性也不再必须是家庭中收入能力兜底的那个人。

这种全新的外在现实对于性别问题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因为社会观念、精神层面的文化，它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物质性、制度性环境的演进。

因此，无论是对于男性还是女性而言，在社会变化极大地领先于文化观念时，如何去处理不同性别之间的合作与冲突会是一大问题，因为旧观念已经无法适用于新现实。

比如，当前在美国近1/3的家庭中，女性的收入是高于男性的。这个比例在北欧的一些国家更高。

男性与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不再是相对固定的。这种转变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家庭中的性别差异不是源于不可改变的生理基因。

新现实：

时代变化与传统观念的冲突

长江商学院：您提到的这种滞后和冲突是特别好的议题。您觉得在这种文化观念慢于社会演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从哪些方向去改善或者说收窄两者之间的鸿沟？

徐立新：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一些资源获得性的问题，理论上可以通过政策快速改善，比如：银行改变贷款政策，鼓励给女性企业家提供贷款。但这些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也是受文化观念约束的。但文化观念要想短期改变非常难，我也在求解的过程中。

我自己感觉教育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着力点，比如相关的课程设置、教育环境中的行为规范、性别角色的多元化探索等。

放眼世界不难发现，那些女性教育做得较好的国家往往在性别平等方面也做得相对更好。中国也是类似，不同地区之间的女性教育与性别平等状况其实是不同的。在女性教育成就更高的城市，如上海、北京、深圳等，男性与女性的地位也相对更平等。

我所说的教育可以不仅仅限于传统的课堂教学体系，还有电影影视、通俗文化等各种形式。有个金融领域的文化教育研究我印象非常深刻。

一些国家的研究者开展了一系列很接地气的田野实验：在很受欢迎的电视连续剧中加入金融相关的内容，并且往往以女性角色来进行诸如经济决策等行为。

结果发现，经过这种通俗文化的推广，后代在回答金融领域相关问题时，倾向于不启动性别差异的思考范式。

此外，教育还能促进女性技能的提高，使得女性更好地采用现代技术，增强诸如互联网技术的赋权效应，降低其在各个领域的相对劣势。

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依旧需要承认以教育拉动性别问题的改变是道阻且长的。

2016年，女性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平均比例为19.7%，第一次超过了男性(18.3%)。这意味着，女性整体的教育成就，尤其是高等教育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男性；从教育成就的增加速度来看，女性优势更大了。劳动生产率与教育成就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看，女性的社会贡献值会越来越大，相应地社会地位也会逐渐获得提升。

然而，与这种全新的教育现状相对的，是社会整体文化习惯与观念的僵化。

以婚姻观念为例，在中国很多情况下还保有类似于“女性应该寻找比自己成就更高的男性配偶”等想法，但以目前的教育状况其实已经做不到了。

另外，在中国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种现象：父母在儿女生活中的高卷入。中国个体对于配偶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考虑父母的期望。此类代际问题进一步扩大了文化观念与社会变化之间的不匹配。因为父母成长于更为传统的社会环境，接受相应的社会文化观念。他们不切实际的期望，会加大下一代的精神压力。

由此观之，当前社会的个体，尤其是女性群体，不仅需要意识到祖辈所灌输的期望是落后于时代的，还需要去改变、说服他们。这就要求更为强大的自我，需要社会提供更为深入的精神与独立人格教育。

长江商学院：的确，一旦放大到整个社会背景，精神层面的文化观念很难一下子改变，可能更多地是个体去突破这些传统观念。

在长江的女性领导力论坛中，很多女性企业家校友给到女性群体的建议，首先就是要自我觉察、自我发现，这和您刚刚提到的更强大的自我其实是异曲同工的。您从经济学领域，怎么看待这种自我觉察呢？

徐立新：心理学有个概念叫俄狄浦斯效应（self-fulfilling prophecy），也叫自我实现预言，讲的是很多事情只有在你自己相信的情况下，你才能做到。所以，女性确实要自我觉察、自我肯定，需要认同自己的角色身份，认可自己的能力。

当然，我认为这种个体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外在变化，也就是此前提到的物质性、制度性环境文化的进步。在我的另一篇研究报告（《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Female Entrepreneurship》）中就讨论了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国直接投资）和女性创业之间的联系，包括商业环境与妇女赋权等因素。

此项研究结果显示，一个国家总的FDI水平越高，倾向于创业的女性数量就更多。具体而言，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女性进入门槛降低、女性获得融资的机会增加、女性劳动力的参与程度提高，女性创业水平也就随之提高。我们尝试深度解构这一现象，发现这背后存在显著的企业家精神的溢出效应。

其中还有一种特定类型的溢出效应，我和合作者称之为社会示范效应（social demonstration effects），即社会规范的扩散。这意味着，在经济影响外，FDI还可能伴随着强调两性平等的社会规范的变化，这会影响妇女开办和管理企业的倾向。

具体而言，原先社会处于一种较为封闭的状态，女性就会倾向于选择附属型的工作。但是当外企加入当地的经济结构，比如瑞典、挪威、美国等的企业，它们会雇佣晋升能力出众的女性，让女性在企业中承担更为重要的职责。

这就带来了示范效应，把发达国家先进的、更为现代化的关于女性就业、创业的思想观念以企业管理与运作的方式引入到当地社会，从而改变女性的自我认知，提高女性群体进行创业的可能性。

在中国特色环境下，探索女性问题新解法

长江商学院：您刚提到了外部环境的重要性，我们注意到一些数据，比如2022年福布斯数据显示，全球白手起家的十大女性中国占据50%，国务院新闻办白皮书表示中国女性在科技领域的创业比例已经高达55%。

因此想请教您，对于女性创业者而言，我国整体环境如何？是否具备利于其成长的优势特点？

徐立新：对女性企业家来说，中国有着独特的成长环境。

一般来说，文化观念、基本的性别规范等都是需要较长时间演变的，而中国从建国初期起，号召全员参与劳动，开展了大规模以经济平权、妇女参与生产工作为内核的妇女解放，短时间就将女性劳动参与率直接拉满。像我父母那一辈就基本没有女性是不参与工作的，一下打破了女性参与经济的桎梏和天花板。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可能是全球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只是在近二三十年女性劳动力的参与度才稍有下降。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男女之间的工资差别并不大。但是随着市场经济逐渐腾飞，一些高级管理类职位的工资急剧上升，也有更多的二胎、三胎出生，让大量女性成为全职主妇回归家庭。这其中当然也有一些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比如男主外女主内，很少有男性专门去从事家务。

另外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计划生育影响下的家族企业传承。我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一个家庭仅有一个女性孩子的概率并不低。因此，当创始人把企业传承给下一代，这自然而然就会成为女性领导的企业。

一旦有足够多成功的女性企业案例，传统的文化观念就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转变。发展至今我国也就积淀出了相对更为鼓励和支持女性创业的环境。

长江商学院：特别有意思的视角。那中国这种独特的环境，是否也会给中国的女性带来独特的挑战？比如：中国女性既有事业发展上的期待和压力，同时还要承担照顾家庭、养育子女的主要责任。

徐立新：其实这就回到了我刚才说的传统文化与时代变化冲突的问题。

当文化观念远落后于时代变化，自然就会有一些冲突，也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和焦虑。我们现代社会的很多问题，包括心理问题、幸福程度、不满程度，都跟不匹配有关系。

改变社会观念很难，你至少可以做好你自己，建立比较独立、强大的自我。你看到外界对你的期望是错误的，是跟不上时代的，但只有你自己意识到有这么一个问题，你才有可能去说服他们、改变他们；或者即使不能说服他们，至少你可以做你认为理性的选择，自己是心安理得的。

当然，这也是教育需要做的一部分。

长江商学院：那从社会上看，您认为在支持女性企业家、女性创业方面，还可以在哪里做得更多？

徐立新：我目前想到的几点：

第一，融资的需要。这方面对女性的歧视是很广泛的，在不同的国家都很广泛。

第二，创业需要的社会资源网络。举个例子，比如企业间的信用贷款，贸易贷款。这类资源会需要企业家有一些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社交也需要时间，要看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鼓励女性参与商业资源网络，商业社交等等。

再另外一个，我们的教育能不能教给小孩，尤其女孩，让他们相信，去创业，去成功，去当科学家，去当行业领袖等等都是可以做到的。你能够跟男孩做的一样好，甚至比他们更好。这种观念的地方差别非常大。比如在中国，我认为在上海、北京这些地方，这种观念已经很普遍了。但在部分地方，可能就还没有。

另外我们也需要榜样的力量。多宣传一些女性领导力的榜样，比如屠呦呦，比如成功的女性企业家等等，自然而然就会塑造信念。

长江商学院：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之下，您认为长江商学院能够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徐立新：首先比较基础的就是把最前沿的商业知识传授给女性。

在这方面，对于男性和女性我们一视同仁，不在教育过程中过度地强调性别差异，只是根据科学的、可靠的理解去讲解和传播信息。

其次针对现实可能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我们去开设了一些专门针对女性的课程。

比如根据我们对当前行业，女性所特有的挑战或者劣势的研究，去和大家进行分享讨论，有针对性地增强女性的自我觉察与自我信念。

同时，在课程之外，长江也可以尝试在研究领域进行突破。我此前已经提及过，虽然性别问题很受关注，但是至少在经济学领域，很多内在的机理与过程并没有分析清楚。比如中国社会环境中，究竟是什么因素限制了女性企业家的发展与成长？女性创业者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其特殊性在哪里？

长江商学院在中国处于商业研究的前沿阵地，吸纳了中国最成功的一部分女性企业家，因此我们去开展这样具有突破性、开创性的研究，能够极大地推动中国女性群体的自我思考与觉察，也能够对国家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

编辑：梁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