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长江商学院

编者按

今年国庆档，抗美援朝电影《长津湖》一路领跑票房。

“战争从何而来？我们为何会胜利？”这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71年前，无数中华儿女远赴战场，为国而战，他们用牺牲和奉献换来山河无恙。如今繁华盛世，如他们所想。

《长津湖》所承载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普通电影的价值，这是主旋律与商业电影的又一次的完美结合。

长江商学院采访了这部电影的制作人，博纳影业创始人，长江商学院EMBA12期、企业家学者项目首期校友于冬，一起聊了聊主旋律电影的爆款方法论以及他对电影行业的思考。

于冬

博纳影业创始人

长江商学院EMBA12期

长江企业家学者项目首期校友

一部电影，填补半个世纪的空白

在于冬的记忆中，关于抗美援朝这段历史的电影寥寥无几，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上甘岭》和《英雄儿女》两部黑白电影，在他们这代人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荧幕形象和经典台词，但是距今已经大概五十年了。

如果说抗美援朝这段历史不能忘记，那么长津湖战役，更是应该被狠狠铭记。2019年，于冬接到了中宣部要拍摄《长津湖》的任务，带着压力和使命，于冬下定决心，要拍一部“留的下来的电影”。

长津湖战役是一场“双方都不愿意再回忆”的惨烈战斗，1950年11月，盖马高原遇上了历年少有的极寒天气，零下40度，志愿军第九军团忍受着酷寒和饥饿，在朝鲜长津湖地区，和“武装到牙齿”的美军王牌陆战一师的正面交锋，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情况下展开激战。

据说，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曾经在战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一定有病。”但志愿军同样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在后来的统计中，我军战损2:1，很多志愿军战士，在严寒中被冻成了一座冰雕。

这部电影的一大亮点就是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大导演的王炸组合。但长津湖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每一个导演都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如何确保故事的连贯性，是个不小的挑战。“可以说是像当年长津湖战役一样，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冬回忆。

为此，三位导演可以说用尽了浑身解数。

陈凯歌导演对抗美援朝这段历史如数家珍，负责志愿军入朝鲜所有史诗般的叙事。

徐克导演在制作上精益求精，更擅长大场面、高潮戏，因此负责整个影片的基调以及志愿军战斗的场面。

擅长动作戏的林超贤导演则负责美军的部分。

“寒冷”是这部电影另一大挑战。

拍摄过程中，剧组曾遭遇接近零下30度的超低气温考验，更曾直面沙尘暴、冰雹等恶劣天气的挑战。吴京也曾冻到“半边脸都僵了”，还因为沙子掉进眼里而两眼通红，睁不开眼睛。但也正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演员们体会着前辈的状态，经历着前辈的战场，也被前辈的精神洗礼。

2020年初，已经筹备了9个月的剧组因为疫情被按下了暂停键，直到2020年11月才重新开拍，经过两个冬天的全剧组，考验的不仅仅是意志力，更多是在制片管理、拍摄筹备、调度运作方面的挑战，《长津湖》背后代表的是中国优秀制片人、导演、监制完成的艰难的创作，也是中国电影发展到现在的工业化水平的又一例证。

所有的惊艳，都来自于长久的准备。有网友评价说，“根本不必担心预期太高会产生落差，因为它只能比你期待的更好看！”于冬也自信满满地说，“这部电影几乎达到了好莱坞A级制作的水准！”

这仗如果我们不打，

就是留给我们下一代打。

把长津湖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下去，才是中国电影人该踏踏实实做好的事。

主旋律商业电影爆款制造机

《长津湖》的成功绝非偶然，是熟能生巧的一种必然。这就要从博纳的诞生说起。

于冬是北京电影学学院发行管理系的毕业生。1994年他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北影厂工作。很快，他就凭借着勤奋努力和出色的人际沟通能力，成为了北影厂最年轻的科级干部。那时的中国电影市场，年度票房不足8亿元，国产电影更是寥寥。

1999年，是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开端。正是在这一年，于冬从体制里出来，成为了第一批“吃螃蟹者”，从中影辞职创办博纳。

彼时的于冬，带着由几个人组成的小团队，从低成本电影入手，发行了一系列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留下影响的作品。博纳主导发行的第一部影片，是黄建新导演的文艺片《说出你的秘密》，凭借着对发行市场的熟悉，博纳取得开门红，于冬也赚到了公司发展的第一桶金。

2001年，博纳作为民营公司迎来了政策红利。民营公司被允许独立出品电影，投资人开始拥有著作权。

与此同时，民营公司还赢得了参与国产电影发行的资格。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博纳获得了当时的广电总局颁发的第一个民营发行公司牌照，也开启了博纳专业化的发展道路。

达尔文说，真正存活下来的，并不是强大的物种，也不是最具智慧的物种，而是对改变做最快反应的物种。

中国年轻一代观众有着更大的电影阅片量，获取国内外视频内容也更加便捷，因此电影一旦在叙事上落后，便很容易丧失受众。“要把叙事语境与年轻人的审美趣味和接受方式相结合。”于冬说。

因此，他以大胆创新的理念，对过去的主旋律电影进行了创造性转换，以适应当今的市场环境。

比如，《湄公河行动》展现的是中国式孤胆英雄深入虎穴的家国理想价值观，但又融合了香港警匪片与好莱坞特工片元素，将这个类型推向极致，实现了价值与美学的双向突破。

拆掉沟通的墙之后，“博纳式”主旋律商业大片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欢。

在电影技术方面，于冬也从不甘于人后。拍《智取威虎山》的时候，正赶上李安执导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上映，片中那只老虎的特效，刷新了行业内外的认知。

为了不输给少年派，博纳蛰伏一年，等待特效团队的调整与完善，以更好地塑造《智取威虎山》中的老虎形象。

如今，于冬可以很自豪地谈论国产大片在电影技术上的突破。

比如，《红海行动》在军事动作片制作水准上，对好莱坞电影《黑鹰坠落》的突破；《中国机长》在特效完成度及大银幕效果上，超越了《萨利机长》……

坚守主流价值观，以先进的叙事手法和技术讲述“中国故事”，便是博纳主旋律电影的成功法门。

2019年，美国3亿人口，电影院买票观众达15亿人次，人均看5次电影，而中国14亿人口，购票观众达17亿人次，这里仅统计4亿多城镇人口，还不包括9亿多没有电影院的农村市场。

由此数据足以见得，国人的观影需求已经无限接近美国。中国的荧幕数量已经达到8万块，是北美的一倍。

这个庞大的观影人群，对电影行业来说，是时代的机遇。在于冬看来，电影作品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票房的价值，“未来，博纳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助力中国从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迈进。”

专注专业之外，于冬把目光瞄向全球。中国电影想要更好的融入到世界电影，除了要夯实自身的行业基础、人才储备，也应该邀请全世界的好导演、好制片、好演员来中国拍电影，把全球的电影人才吸引到中国，来应对全球的观众。

关于中国影视作品出海，于冬敏锐地提到，中国电影不但要做好发行出口，更重要的是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在中国盗播美国电影，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但是很多中国电影却在海外被盗版盗播，而我们在这个领域的法律却是空白的。“要走出去的不仅是中国电影，还有我们的知识产权。”

只因一句话，选择汇入长江

深耕电影行业二十多年，于冬经常在出品人、制片人、投资人等角色中灵活切换，“作为企业的老板，首先要考虑资金的安全、投资的风险，但是作为制片人，资金要用在刀刃上，该花钱的地方不能省，有时还是挺矛盾的。”于冬坦言。

如今，于冬又即将拥有一个新的身份——博士。

最初与长江商学院的结缘，是因为在飞机上看到了长江商学院的招生信息，有一句话让于冬非常触动。“因为向往大海，所以汇入长江”，这句话让他一直记忆犹新。“来到长江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视野的开拓，尤其是项兵院长‘站在月球看地球’‘以全球应对全球’等理念，给我的启发非常大。”

当提到最喜欢哪位教授的课时，于冬毫不犹豫的回答是项教授。“项教授的课通俗易懂，也经常来参加我的会议，给我指导工作。曾经有个关于财务和会计的区别的话题，让我豁然开朗。他说，财务是事前，会计是事后。一个简单通俗的解释，让人茅塞顿开。”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长江读书的过程，其实是把课堂所学的知识和企业家身经百战的经验相结合的过程。

于冬在长江商学院课堂上

于冬七年磨一剑，在前不久的长江商学院企业家学者项目的答辩中，凭借论文《中国电影强国之路：中国电影行业成功的关键条件》，从实践的角度分析中国电影如何做得更好，如何做得更强，获得了教授们的一致认可。

如今，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是全社会的一大课题，企业也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社会功能与价值，通过变革与创新来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在追求物质富有的同时，更要注重精神的富有。

作为文化企业，拍出优秀的影视作品是基础，更难的是如何统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当社会效益跟经济效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定是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于冬坚定的认为。

一个人在成长中，如果能有幸遇到优秀的影视作品，那么他今后的人生观、价值观大概率会因此有所改变。

或许正是于冬在童年接受了红色电影的基因，才有了如今“博纳式”主旋律商业大片，以及一个怀有家国理想、人文情怀的中国电影人。

在采访的最后，于冬说，《长津湖》未来要在北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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