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院史 | 陈洪博:难忘的桂子山十年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5-04 12:45 浏览量: 4319

编者按:

作者系城经系创办者、原深圳市体改办副主任、深圳市投资控股公司董事长

难忘的桂子山十年

从1982年到1992年这10年,我是在武汉桂子山上的华中师范大学度过的。十年,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在武汉桂子山学习、工作、生活的这十年,正是我从31岁到41岁的大好年华,这10年,留下了多少令人难以忘怀的记忆啊。

三年研究生学习生活

我是属于“老三届”的学生。1966年,正在读初中二年级,便由于“文革”爆发而停课了。1968年,我们从初一到高三所有六届中学生,全都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那一年,我17岁。在农村和回城后在工厂度过了十年时光之后,1978年,终于在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时,已经31岁了。

在农村种田和在工厂做工的那些日子里,我是多么渴望读书啊!所以尽管大学毕业已过了而立之年,但仍渴求多学一些知识,于是在1982年,考取了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那一年,华师文理科共招收了34名研究生。金秋九月,正是桂子山上桂花开放的季节,我从老家东北沈阳来到了江城武汉。第一次来到南方,感到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第一次看到滚滚东流的长江,不由得心潮澎湃。当年曾赋得《风流子》词一首,且录于此:江畔对风樯,水东逝,何以诉衷肠。念岁月无情,倏忽而去,却叹仍是,三载寒窗。落霞里,楚天接何处?孤影对斜阳。春去匆匆,大雁南归,江南游子,黯然神伤。   休说人易老,那厢有,风流赤壁周郎。切将梦魂,遥遥寄与太苍。值佳朋相聚,开怀畅饮,非为求醉,但举清觞。只须问得,何处可睹群芳?

当年华师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只招了我和王新华两人,我们的研究方向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导师是王启荣和许祖岷教授。在学习中途,王启荣老师被调到湖北省委党校任常务副校长,后来就由胡琛教授指导我的论文。我们的课程主要是《资本论》、《经济学说史》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那二年,在《资本论》上可是下了不少功夫,不仅精读一到三卷,也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剩余价值学说史》,也称《资本论》第四卷)。虽然在大学时就已学了政治经济学,可是这时才对经济学体系有了融会贯通的感觉。后来我在给学生讲课时说:尽管政治经济学学过几遍,可是直到读过《资本论》和《经济学说史》之后,才觉得真正学懂了。

那三年的学习生活,过的既充实又快乐。由于人数比较少,我们82级与81级研究生都住在一起,外语课也一起上,因此,不同专业也都是同学。我们入校时,师兄们已经创办了《研究生学报》,使我们有一个发表研究成果的地方。我们入学后,又在学校的支持下,办起了一份铅印小报《研究生报》,大家可以随时在报上发表一些小文章。我是研究生会的学习部长,这时又兼了《研究生报》的主编,负责组稿和文字编辑,有二位同学学会了画版、排版,看到自己的报纸被印出来,我们几个干得非常起劲。除了认真学习,我们的业余生活也是丰富多彩。每到下午4点,一帮同学抱着足球跑到小操场,踢上一场足球;晚上有时聚在一起看看电视或打扑克、下棋,周末有时与本科生一起开个舞会、有时组织出外郊游,花样多多。后来我们总结说,那三年真是学也学的好,玩也玩的好。

就这样,在桂子山度过了三年充实的学习生活,顺利完成了论文,通过了答辩,获得了硕士学位,1985年毕业了。毕业后去干什么呢?那一年全国高校毕业的研究生大约只有几千人,需要人的地方很多,很多单位都争相邀请我们去。我打算还是沿着我的研究方向去发展,因为我的研究生论文是价格研究,于是我联系了二个单位做选择,一个是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后合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个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历史上一直是国内价格研究的权威机构)。

可是在我毕业前夕,政治系的高秉坤教授来找我。她那时以给城乡建设部举办的市长培训班讲课(好像是讲城市管理)为起点,开始对房地产经济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并萌生了创办房地产经济管理专业的想法。于是她开始找我,动员我毕业后留在学校与她一起办这个专业。开始我并不想留校,高老师又发动校长章开沅和副校长邓宗琦来动员我,我禁不住这些领导和老师的诚意,同意留了下来。因此可以说,后来成立的华师城经系,高老师是第一人,我则是第二人。

参与创办城经系

1985年9月,华中师范大学城市经济管理系正式成立了。暑假我回了老家,建系的事,主要是高秉坤老师在奔忙。她的事业心真强,精力也好,一个小个子四川女人,50多岁了,天天跑来跑去,从未听她有过一句抱怨。房地产经济管理的专科专业当年就开始招生,第一届招了120多人,主要是从中南五省(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房地产系统招收的成人学生,另有约四分之一是应届毕业生。

白手起家创办一个新专业,面临着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建设和教材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先说师资队伍建设。建系时,高秉坤教授任系主任,又从学校地理系调来一位搞城市规划的黄添老师任副主任,另外配了党务与行政干部,班子就搭起来了。教师除我之外,从数学系调来江胶宁老师教高等数学,从地理系调来杨学炳老师教经济地理,数学系毕业分配来的高炳华教统计学,当年还从中南财经大学分配来了王华莹和李长新,王华莹教会计学。开办第一年,大概就我们这十几个人。第二年以后,又陆续从中南财经大学分配来了邓宏平、刘丽昕(教财务),从地理系来了朱志林、谢清树、徐晓音,从政治系来了张小铁(教经济学),从武汉工学院来了艾建国(教建筑工程),从福建师范大学来了房慧敏(教经济学),从同济大学来了王绍华(教管理学),等等。这支教师队伍有二大特点:一是年轻教师多,二是女教师多。由于人不多,因此尽管名义上设了什么教研室,实际上大家都在一起。

黄添老师真是一个“纯”学者的作风,虽然他担任副系主任,分管教学工作,可是他从不去学校开会。每逢校教务处召开会议,他就让我去。我这人耳朵软,经不住磨,从没想过自己不是副主任,怎好担负此事。所以,学校有关教学的会议,都是我去参加的,也因此,从一建系开始,我便思考、参与房地产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并组织实施。黄添老师在城经系呆了大概二年左右就调到武汉大学去了,他走之后,学校于1988年3月任命我担任了分管教学的副系主任一职。

由于我们是在全国高校中第一家创办房地产经济管理专业的,因此,不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教材,都没有现成的东西,只能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关于课程设置,在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方面,我们参考了一般经济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开设经济学、数学、管理学、会计学、统计学、财务管理等课程,而在专业课方面,则设置了城市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房地产管理学、房地产统计学、房地产财务管理、土地法等课程。这些课程,随着我们对城市经济与房地产经济的研究与教学的不断深入,对有关理论与实际需要认识的不断深入,每年进行一些微调,大致在3-5年的时间内,基本固定了下来。而教材,一般管理专业的教材基本可以使用,主要是专业课的教材,基本要靠自己编写。例如,高秉坤老师主编了《房地产经济学》,湖北省社科院的高映轸老师主编了《房地产管理学》,高炳华老师根据几年的教学实践,编写了《房地产统计学》。由于教师相对较少,我兼了多门课程。1985级的第一届学生,我大概给他们讲了四门课。一开始给他们上《政治经济学》,接着又讲《企业管理学》和《城市土地经济学》,最后一学年的《土地法》没人讲,我又承担了下来。我不是学法律的,为了讲这门课,在备课阶段我读了不少法学著作,到图书馆查了很多资料,然后写出讲义发给学生。后来在此讲义的基础上,于1989年正式出版了《土地法概论》,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土地法的专著。此外,还结合学术研究,为学生做过《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土地性质》和《论有计划的市场》等专题讲座。

到了1988年,我们培养的第一届学生毕业了,他们大部分回到所在市地在房地产管理岗位上工作,也有一些到了沿海开放城市,从事管理工作或直接参与了房地产开发。有了几年的办学基础,我们开始向国家教委申请开办本科。记得当时我与教务处的一位女老师一起到国家教委,报了一堆材料,回答了有关处室的一些询问,后来就批下来了。1990年,开始招收本科学生,招生地域也扩大了。

国内对房地产经济的研究逐渐开始热了起来,有些高校也开始开办房地产或土地管理专业,我们与这些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及政府部门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例如,经常参加城乡建设部、国家土地管理局以及挂靠在他们那里的中国房地产学会、中国土地经济研究会举办的学术活动,还与中国城市经济学会联合举办了全国土地有偿使用研讨班。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湖北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城建学院、武汉钢铁学院等院校和科研单位,有一批研究城市经济、房地产经济的学者,也经常有学术交流和往来。

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大学教师生涯。在学生们中间,我感到自己又年轻了,又增添了许多活力。我认真地为学生讲好每一堂课,尽自己的所能把课讲的生动,让学生能够较好地领会、消化、掌握有关的知识。我的努力获得了回报,学生们喜欢上我的课,我也在学校内被评为优秀教师。后来我曾在一则日记中这样记述:“在与毕业生聚餐时,当我与我的学生们共同举杯,共同高声歌唱,并被他们那抑制不住的泪水所深深感动时,当我在学生宿舍,学生们捧着精美的纪念册,排着队等我签名赠言时,我深切地体会到作为一名教师的荣耀所在。我相信,就如同我不会忘记自己的老师一样,他们也永远忘不了我。从1985年至今,我在大学教师这个岗位上已经工作了整整六年。回想当年欲读书,要上大学的那种迫切心情,今天这工作该是对我自己多年追求的一种多么好的无可替代的报偿。”

理论研究方面的收获

在大学当老师,教书育人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搞研究,做学问。在这方面,我投入了比较大的精力,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读研究生进行硕士论文选题时,我觉得价格问题有很强的理论性,在当时刚刚开始进行的改革中,又有很强的实践性,于是选择了研究价格问题,最后硕士论文具体到研究农产品价格。以此为开端,对价格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读研究生期间,就撰写和发表了几篇论文。研究生毕业以后,在几年的时间里,相继在《价格理论研究》、《价格理论与实践》、《房地产经济》和《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论社会主义价格》、《农产品价格形成基础初探》、《关于改革我国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的几个问题》、《论价格改革与完善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城市土地价格初探》、《试论城市土地价格的确定》等论文,1986年4月在国内经济学核心期刊《经济研究》发表了《前期价格改革评估和近期价格改革设想》,对即将到来的“七五”时期的价格改革提出了一些大胆的设想,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人戏称我这篇论文是“抢了他们的活”。

土地经济问题是我的又一个重点研究领域。引起此研究的逻辑顺序是,由研究农产品价格而研究地租问题,由研究地租引发研究土地问题,再进一步由农村土地到城市土地。几年的时间里,相继在《江汉论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中国房地产》、《改革纵横》等刊物上发表了《略论我国土地制度改革》、《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关于土地有偿使用的几个问题》、《论我国国民经济成长中的土地危机》、《十年来我国土地经济理论发展述评》等文章。1992年第3期《经济研究》刊登了我的《城镇土地使用的双轨制及隐性市场》一文。在发表于1986年第8期《江汉论坛》的《试论社会主义土地的准商品性》一文中,我提出了土地是准商品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经济学动态》等多家刊物纷纷摘登论文中的观点。后来在《江汉论坛》1991年第8期又发表了《再论土地的准商品性——兼论劳动价值论及其发展》,进一步阐述了该观点。我的有关土地问题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学术界和土地管理等部门受到了相当的关注。1991年,我争取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土地经济问题研究》,其成果是完成了专著《中国土地经济问题论纲》,可惜的是1992年我离开学校到了深圳,这本书没有出版。

我的研究兴趣并没有局限在房地产领域,同时也在关注着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也在关注着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改革,在这些方面,也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例如,围绕着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构想,先后在《经济研究》、《学习与实践》、《咨询与决策》等刊物上发表了《论有计划的市场》、《论国家调节市场》、《国家调节市场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础》等文章。对于改革的思考,则见之于《深化改革的关键:约束行政权力转变政府职能》和《中国的改革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进行整体设计》等文章。在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方面,《湖北社会科学》与《咨询与决策》等刊物连续推出了我的系列研究成果:《略论区域经济的几个问题》、《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的环境与对策》、《经济布局与对外开放的双圆格局》、《国家区域政策与中部发展》、《中部发展的体制构造与政策需求》等。

在读研究生期间和毕业之后,我在武汉各高校和政府机关及研究单位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我们发起成立了湖北青年经济研究会,我先后任副会长和会长。我们研究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问题,为政府决策献计献策,在当时颇有影响。我先后主持了几项重大课题的研究。如湖北省科委软科学基金项目《2000年前后十年湖北省产业结构与科技进步预测分析》、《2000年前后十年湖北省经济实力与生产水平预测分析》、《湖北省产业技术政策现状分析及优化政策建议》、《湖北省产业政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这些课题研究成果在1987年被收入湖北省科委蓝皮书和省政府产业政策报告集,同时被载入《湖北省科技进步纲要》。1989年,还与青年经济研究会的同事们一起,完成了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对建立和完善我国省级经济调控体系的初步探讨》。

那时的生活虽然算不上艰苦,但是生活条件还不算好。1986年,我的家从沈阳搬到了武汉,爱人安排在城经系资料室工作。一开始住在元宝山上的小平房里,后来搬到了附小附近新建的“鸳鸯楼”。一室一厅的房子,南面一间为卧室,北面一间是客厅兼餐厅兼书房,我的写字台就摆在朝北的窗户下。由于承担了行政工作,除了上课外,白天学校和系里经常有会,我的社会活动又比较多,经常骑辆自行车往外跑,所以写文章主要是在晚上。冬天的晚上坐在书桌那写作,北风透过窗缝吹进来,手指一会儿就冻僵了,我就把手指放在嘴边吹吹热气,再搓一搓,继续写。就在那张小小的写字台上,写出了不少学术论文。

那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二三百块钱,我们两个人加在一起有四五百元钱,基本是月月花光,要添置一些电器就得计划着来。我记得我们家的第一台冰箱是“容声”牌,还是我的同学王新华(他毕业后去了武汉市计委)给我弄了一张购货票才买到的。到汉口一元路仓库提货时,我请了高炳华、王绍华和江胶宁帮忙,我们四个人抬着冰箱,先到江汉关码头坐轮渡(那可是上下都要走好多台阶呀),过了江再乘15路车到广埠屯,然后再从校门口抬到家。现在的人们可能会想,那时的人们怎么那么笨呢,即使仓库不送货,不能租辆车吗?可那时的人们就那样,没有租车的概念,宁肯出自己的劳动力。

1990年,我搬到苗圃一间不到60平米的房子里。当时正好得了一笔一万多元钱的稿费,就用这笔钱买了新家具,把房子简单装修了一下。这下子可在桂子山上造成了一点小小的“轰动”,有人说是“领导华师新潮流”,我的一个留在教育系的同学说:我不去他家,去了受刺激。这回我终于有了一间书房(兼客厅),可以惬意的在里面写作了。可是夏天还是热啊,那年整个暑假,我都坐在书桌前编写《土地科学词典》,虽然吹着电扇,还是汗流不止,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卫生间冲一下冷水,为了不洇湿稿纸,还要在胳膊下垫上一块毛巾。一个暑假的努力还是有收获的,这部词典后来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

在深圳工作的日子

10年的桂子山生活,对我的影响是终生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不论是作为政府官员,还是掌管国有企业,我都始终保持着桂子山的精神,即一个学者的作风和习惯。

1992年,我离开了学习、工作、生活了10年的桂子山,南下到了经济特区深圳。为什么要离开华师到深圳,可以讲出几个方面的理由,其中有一个理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学习、研究了这么多年的经济理论,特别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应该到实际工作中去,把这些理论付诸于实践。而如果要找一个实践这些理论的最合适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非深圳莫属。到深圳什么单位呢?我联系了四、五个单位供选择,其中也包括深圳大学,但最终我选择了深圳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并且在这里一干就干了11年。把一生中非常重要的11年贡献给了深圳的改革事业,我认为很值得。在体改办内部座谈时我曾不止一次说过:深圳是全国改革的试验场和排头兵,而深圳的改革又主要是我们体改办在研究、设计和操作,我们所进行的一些改革,对全国的改革进程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所从事的,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们的很多工作成果,历史将会铭记。

体改办的主要工作是调查研究,制定改革方案,由市委市政府决策后组织实施。由于很多改革项目都是超前的,在国内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我们就要学习借鉴国外的经验,特别是香港一些有用的做法差不多就是直接照搬过来,几乎每制定一个改革方案我们都要到国外或香港去考察。同时,我们也要进行理论研究,掌握有关研究动态,始终站在理论前沿。体改办的成员大都来自国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大部分人拥有硕士、博士学位并拥有高级职称,因此,我们这里虽然不是研究机构而是政府机关,但学术研究的氛围比较浓,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联系也很密切。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可以把在学校时的研究工作继续下去,甚至有所发展。

在深圳体改办工作期间,我主笔或主持起草了从1995年到2003年每一年的深圳改革要点(后改为改革年度计划),经深圳市委、市政府审议通过后发文执行,并参与或主持了许多改革方案的制定。在取得这些工作成果的同时,在理论研究方面也有收获,在《特区理论与实践》、《特区经济》、《经济前沿》、《南方论丛》等报刊上发表了70多篇理论文章。出版了二部个人专著:《香港企业制度研究及借鉴》(1999年)、《改革者的足迹——深圳市1994-2004年改革的探索与记录》(2012年),作为副主编主持编写(主编挂名)了《跨世纪的改革工程—深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体构想》(1995年)、《十大体系—深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1997年)、《率先建立新体制》(2000年)等多部著作。

虽然在深圳市体改办的工作很有成绩,但在我的心底却始终埋藏着一个想回到学校去的愿望,尽管最终没有走出这一步,但在深圳的这些年,我一直与高校和研究机构保持着紧密且良好的关系。深圳大学经济学院连续几年邀请我承担他们的硕士研究生的论文评审与答辩工作。深圳大学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聘请我为兼职教授,为学生开关于深圳经济体制改革的讲座,承担部分邓小平理论课;理论界的一些研讨会也总是邀请我参加,并与一些学者成了很好的朋友。

从1985年组建华中师范大学城市经济管理系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5年。在这25年中,在城经系基础上整合发展起来的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已经成为专业齐全、实力雄厚、富有特色的一个学院。难以忘怀当初在桂子山学习、工作、生活的日子,难以忘怀当初在一起学习、工作的那些同事、朋友,那是一段不可重拾的人生经历,那是一段美好的人生记忆。看到今天桂子山的变化和经管学院的发展,心中也感到由衷的高兴。毕竟在这幢大厦的地基上,还有我当初埋下的一块砖呢!

祝愿我们的经管学院越办越好!

编辑 // 盖宸

审核 //岳峥嵘

编辑:葛格

(本文转载自 ,如有侵权请电话联系1381099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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