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源于1927年国立京师大学校成立的农业经济系，迄今已近百年历史。近百年间，学院名家辈出，为推动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贡献着力量。出于丰富学院历史，完善学院文化，传承大师精神的考虑，我们曾编撰出版过《风雨九十年》。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灭。在学院建院95周年之际，我们将对这部书中的所载所记予以补充修订，以进一步领悟传承名家身上所展现的使命与担当精神，以昂扬向上的奋斗姿态迈进新征程。

老教授访谈之王治方篇

王治方(1939— )， 辽宁康平县人，1960年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学习，1965年毕业留校。1969—1979 年加入中国农业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1980年之后在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直至退休，先后任院总支副书记、书记、副院长职务，主要从事农业统计、统计学原理、国民经济核算、经济统计分析等课程的教学工作。曾赴澳大利亚进行学术交流。主编统计学原理、乡镇企业统计等多部统计学类著作。曾任北京市统计学会理事、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等职。

一

我1960年到农大念书，当时的大学是5年制，毕业后留校工作。1970年到1974年，农大组织教育革命小分队去山西大寨，我参加了小分队，农大一共去了17名老师。在我们去山西的过程中，农业大学突然搬迁，搬到陕北。我们根本就没法回来，行李除了带走那部分全丢了。这时有人说想要把你们留下来，你们干不干。我们就商量了一夜，第二天说可以，但是关系给我们转到农科院。我在那儿待到1974年。我就跟农科院提出来说不在这儿了。他们说不行，我给你放在兴城，原来叫果树所，等我去的时候叫果树站。果树所已经搬到陕西秦岭了，我到那儿看看挺好的，家就搬那儿去了。在辽宁兴城干了5年，1979年回来，我就等于在外面做了10年。后来学校回来，成了华北农大，在涿县。再后来就搬到现在这儿了，我就提出来，是不是再回学校教书，那时候也是宣传知识分子归队，这样我就回来了。从1979年到1999年全在这儿教书。

开始的时候，学校非常困难，老师都住在阶梯教室，没房子。大概是1990年或1995年，农大开始正式发展。原来还是恢复阶段，现在正式发展。原来不行，实验室也没有，都是搭的棚子，相当困难。那时教材也不行，在那以后就陆陆续续重新编教材，老教材只能做参考了。原来整个农经系讲的都是人民公社，从1980年就提出来联产承包，整个教材基本上变了。好多课程，原来教计划、规划，好多东西已经不实用了。这个大概有10来年时间。从教学各方面条件都逐渐恢复。咱们学院好说一些，没有实验室，别的系就有问题了。农大原来的设备全都搬走了，搬到陕北了，回来就没了，八成都给人家了。像兽医系养的牛、马全都去了。陕西那个地方叫甘泉县青泉沟，我没去过。

恢复了以后有七八年时间我看就比较正规了。我所谓的正规就是老的东西逐渐淘汰，新引进的东西逐渐进入教材、研究领域。招生也多了，所以头10年毕业的那些学生比现在的毕业生幸福，都找着事干了，用人单位都到学校来抢。我这系主任当时还管过分配，他们到这儿要人这种情况，跟现在不一样。农业部有一次去了11个，那时不愁。金融专业与农业银行订了合同，从1985年到2000年一直招生，每年30人。这部分学生都是有婆家的，你陕西来的回陕西，进陕西农业银行，比现在强。

在咱们学院发展的过程中，1985年报的上面批了，可以成立一个计划统计专业。连续招生招了几年，后来就没了，主要是因为不好分配。计划和原来计划经济时又不太一样，计划肯定是有，但学那套东西肯定是不行了。统计各地方都有统计部门，学生不愿意去。统计叫清水衙门，要真去统计的话是得罪人的活。而且西安成立了一个统计学院，现在有没有不知道，肯定合并了吧。院长也是搞统计的，我们总在一起开会，现在90来岁了。那时统计教的比较多，现在估计很多都不开了，那时除了统计学原理，还有乡村企业统计、数理统计、国民经济核算，反正还有一些课程专门给计划和统计上的。计划那部分也上了一些课程，主要是规划，后来就没了。那时教统计，我们教研组最多的时候是9个人，现在少了。统计是学经济的基本功。统计专业的学生，我都领他们下去，到地方统计局去实习。现在我估计咱们学院可能，虽然是农业大学，侧重于农，但已经不像原来那样了。我问过一些老师，说现在学生实习经费很少，大部分都不下去。

我在系里也管过一段教学，那时我是主张学生都要下去，起码毕业之前有个实习。那时候争取的是一个学生给150块钱，那时可能便宜点，旅馆什么没这么贵。另外通过一些老师、同学的关系，在地方上白吃白住都有，这样都行。学生不了解社会不行，包括老师。你的学生随便看点材料写个论文，可以，但这是空的。老师也一样，包括拿一些课题，下去真正调查的少，这是个很大的弱点。现在农村很多问题，土地问题、粮价问题、农民工问题，现在正应该下去好好调查，弄出点感性的东西来。即使不太全面，但心里有感性的东西，你就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光看材料不行。我念书的时候每年都下去。一般不是特别远，也有远的，就看当时的情况，系里统一给联系。

当时学制是5年，农经系学生学的东西比较杂，那时有个培养目标，一句话就是“农业企业的管理者”。农场、公社、厂长、会计师，干这个的，所以必须什么都懂，畜牧、兽医、气象、植保、土壤、土化，农学的就更不用提了，农大的课程全学，但都是蜻蜓点水。畜牧就是养猪，有些是有实验的，植物科都是要去实验室的，要画解剖图的。基础课要是按照那个目标是对的。现在不是这么严重了，不要求这个了，但是学生还是得了解多一点，不管用什么渠道什么方式。这样学生出去以后打的基础比较全面，不是那么很单纯。我就寻思现在小孩都五谷不分。要是农经系出去的学生也五谷不分那就有问题了。

办好一个学校最重要的是老师，急功近利的办法是可以招高水平的，花点钱挖来，但从长远的看，一个学科要真正的发展不是短期的事情，不容易。有个学术风气，看着文章都是一个一个人写的，但是有个团队的意识。你说文章我自己写，自己看材料，可以整，但不一定很好。坐在屋里，想要什么材料就要什么材料，不是长久之计。通过它可以学习，可以掌握一些东西，可以写文章，但不是长远之计。要是大家统一搞一个题目，你去山西，我去山东，最后一起写就比较全面。各搞各的也是可以的，但一些大的题目还是应该组团的。

调查是基本功。看到这个东西，是全面的还是一部分，有没有代表性，不通过调查分析是无法知道的。这事要别的都没有那就是个别现象，要普遍那就是个问题，所以一定要下去进行调查。我领学生到地方统计局去实习，跟他们说好等年终要总结时有年报要跟着他们搞。最后学生说，他们怎么随便改数字呢。别看留下的印象不好，但他了解了地方就是这样。我说你将来去也要干这事的时候你能顶住不改，你就没白实习。所以第一没有好老师绝对没用，教学和科研这两者相辅相成，要想培养出好学生老师得水平高，老师水平高他得搞科研，研究出点东西来，水平高了教的学生也明白。学校最主要的还是培养学生，这里面过去有一些老话不错:理论联系实际。经常接触实际，解决实际问题，这些都是对的，不会错。有一些老师业务水平、理论实践都行，但在引导学生道德、品质、团结精神等方面在我看来好像不如原来，都有一种浮躁。比如说这人一夜成名，把他请来，这不是个踏实的东西。不是我给上一次课就解决了，解决不了，社会风气也得好，学校也得好，家长作风也得好。有些家长现在教育孩子就不对，用拜金主义轰得脑子都懵了，小孩将来好不了。现在上面也提倡素质教育，不是很容易，方方面面都得进行。我听说日本在这方面教育比我们好。

不是说争名争利不好，但在这方面灌输得太厉害了，我做这课题、做这工作，没名就不干，可这工作就是国家需要的，几十年默默无闻。就像搞原子弹似的，这人消失了，最后搞出来了。现在没这思想。我听说大豆所搞一个叫杂交豆还是什么，几十年这人就领着一帮人在那儿干，最后剩一个，说老搞不出来，我们这些人跟着你职称也上不去。都走了，剩一个，那老师主动撵他，说你也走吧，别把你耽误了。老师一瞅，别人都这思想，我留你做什么，结果搞成功了。

学校不容易，当老师不容易。除了业务上要给支持以外，另一方面人生的道路怎样迈正，学校也很重要。就是说全面的教育，过去讲说德、智、体。有时容易忽视这个，现在老师压力挺大，评教授，多少文章还得什么期刊，顾不得这些了，反正就上些课。那天开会有人提出，说农大招生招的学生算不上一流，总体上说是对的，但不全对。农大的学生走向社会还都挺好的，总的来讲还行。我们这些退休的在一起聊也是，他们感觉现在的作风好像有点浮躁，应该警惕。急功近利就像地方搞形象工程一样。学校要变成有名的大学要一点一点积累，急功近利不行，各方面形成一种风气就行了。学生作弊的事，我在这儿管过教学，我要发现绝对处理。学生时候就作弊那当官的时候怎么办。

咱们院做村官的不多，这是个观念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是做1965年入学那一届的班主任，还是5年制，所以入学第二年就“文化大革命”，课程基本上就没学，基本上1970年毕业的，这部分学生也是赶上好时候。年轻化、知识化，邓小平搞的干部“四化”，他们都沾边，年轻有毕业证，这部分人当官的特别多，地方上当局长、县长的不少。“文化大革命”这几年，所有的事情都耽搁了。

退休了，还是希望咱们经管学院越来越好，在近几年之内能有高水平的老师不断培养出高水平的学生，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声誉，我们退休的也感到高兴。希望咱们的年轻老师个个都奋勇争先，学术上、思想上都按照高标准要求，培养出的学生个个都是响当当的，让社会公认是高水平的学生。以后得到公认了，咱们经管学院也算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发展阶段了。祝愿咱们学院所有的老师同学身体好、生活好，多学知识，提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