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关注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源于1927年国立京师大学校成立的农业经济系，迄今已近百年历史。近百年间，学院名家辈出，为推动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贡献着力量。出于丰富学院历史，完善学院文化，传承大师精神的考虑，我们曾编撰出版过《风雨九十年》。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灭。在学院建院95周年之际，我们将对这部书中的所载所记予以补充修订，以进一步领悟传承名家身上所展现的使命与担当精神，以昂扬向上的奋斗姿态迈进新征程。

老教授访谈之金敬恩篇

金敬恩(1933—2021)，1957年原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93年退休。曾任农业经济管理学院金融专业主任，承担过农业企业经济管理学、企业财务管理学、企业经济效益概论等课程的教学任务，指导硕士研究生工作。在1986—1993年期间曾任北京农业大学工会主席、审计处处长等职务。在社会上，曾分别担任中国农垦经济学会、中国农村经济管理学会、中国农村财政研究会的常务理事等职，并参与和组织学会有关课题的研究。2021年10月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9岁。

一

我于1953年进入北京农机学院学习，1956年调整时合并到北京农大农经系，1957年从农经系毕业后留校当老师，一直到1993年退休。现在把我所了解的、自己所体会的说一说，不一定讲的那么系统。

1956年合并过来以后，我那一届还有下面一届，一共四个班100多人。当时我们感觉(农经系)不像一般的财经院校，不起眼。那时的农业经济课程主要就是解释党的政策，1958年由于部分老先生不能讲课，剩一批年轻人，该实习时我们这些年轻老师就上了。那时候年轻老师不是很多，一年也就留下一个两个当助教。

1957年毕业留校后当了半年助教，并且当班主任。1958年春天下放劳动锻炼，老的去不了，就是我们这些年轻的下去劳动锻炼，我们就到清河了，回来以后就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我们下去调查，先到了辽宁，后来又到了广东，到1959年才回来，就这么一直折腾。在基层时，第一期我当了普通的工作队员，第二期我当了组长。两年多以后，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前我真正教书的时间也就两三年。

二

1974年农大搬回涿县。回不了北京，就在农村给人家办培训班。真正到了1980年以后，系里发展就比较快了，特别是1979年、1980年正式招生以后。我记得招生以后最兴旺的时候是系里办了函授，函授当时招生人数比较多。后来，我管两个专业，一个是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委托开办的“农村金融”本科专业，另一个是与财政部农业司合作办的函授班。

当时金融毕业生很少，第一次办金融专业没教师，我就到总行去要人。我说你有金融专业毕业的学生，我们这方面的教师很缺，你先给我们几个毕业生。结果人家不同意，他们也人手不够。农行委托我们办金融的原因是，他们自己要办金融学院比较困难，各方面投资很大，所以农业银行委托了四个院校，一个是我们农经系，一个是南开大学金融系，一个是河北财经学院金融系，还有一个是广东梅州的嘉应大学。我们侧重农村金融方面，南开是国际金融，河北财经偏重金融理论，嘉应大学偏重实际操作。每年都要开一次招生会，招生的计划由中国农业银行总行确定，哪个省招多少，毕业怎么分配都由农行管，我们不管。每年我们各个院校把名单都报给他们，有多少学生毕业，中途可能有个别的走了，学校对学生有推荐介绍，学生学习怎么样、表现怎么样，希望对分配有什么要求或者必须给他们必要的照顾。我们提供给他们，他们来决定。农行委托办学当时订立了一个15年的合同。

另一个是与财政部农业司的合作。当时财经系毕业的学生少，在县以下财政部门工作的不要说大学毕业生，连专科毕业生都不太多，所以当时他们也想培养人才，基层也有这个要求。当时财政部办了一个培训班，一年以后学员不愿意，说什么学历或学位都没有。我们当时有函授，通过成人高考进来。当时函授要三年毕业。后来财政部农业司找到我们，商量以后这样做:第一年学习课程，第二年自学一般课程，我们提供辅导资料，学员自己学，等于开卷考试，第三年学员写篇论文，然后进行答辩。这样搞了大概有十七八期。

从1986年开始，学校的经济就比较活了，函授有收入，财政部大概一年给我们十几万，那时十几万很值钱，农行也有十几万。财政班最多有三四十人，一般有二十多人，金融专业一年三十个人。由于我管这两个专业，农行、财政部这两个单位我经常去汇报情况，也请财政部的人作报告。

三

那时，除了课堂学习以外有两种实习，一种是三年级的教学实习，就是到农村去，联系实际，检验所学知识，理论联系实际;另一种是四年级的毕业实习。毕业实习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做毕业论文，是有一部分人做毕业论文，一般人的毕业实习是到下面某部门做一做，将来写一个实习报告。我觉得那段时间我们老和中国人民大学比较，人大农经系是理论学习，书本知识学的比我们多，但在农村实习比较少。我感觉各有优缺点。

那时，老师对学生实习的每个过程都要了解、调查，所以联系实际还是比较多的。自然科学搞实验，我们最大的实验室就是农村。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现在院里能不能搞一个实验基地?有调查才有发言权。

我们那个年代还有教研组。教研组那时采用苏联的办法，教学组有没有作用呢?也有点作用。因为当时有些课不一定是一个老师讲，有的是几个老师讲，碰到一些问题，比如课程内容重复问题，怎么处理?教研组里面协商，把问题解决了。现在也没有助教了，那时我们留下来当助教，是给教授当助手。当时条件比较差，助教给老师挂图。那时还没有教程，老师编讲义，助教想办法把讲义印出来。然后就是编习题，指导学生做习题，做完还得改习题，还有学习辅导等工作。所以那时当助教还是比较艰苦的，当助手什么都得干。这样有一个好处，你从最基础的做起，对以后帮助很大。所以当老师很有讲究，讲好一门课真不容易。我们教一辈子就备一辈子的课，明天讲课今天晚上我无论如何得把讲稿再熟悉一遍，不能照着念，把课程讲好了，让学生听得很明白，能够很容易理解，这样不容易。

四

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之后三年困难时期，再有“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代正好青春年华的时候，就这么慌慌张张的度过了，没有学习的精力。所以希望大家多钻研一些东西，都能提高业务水平。名师才能出高徒，老师如果不行的话学生肯定会受影响。所以我觉得，不断地提高业务水平是最关键的，是工作的重点。真正要当好老师不容易，各种素质都得具备，特别是业务素质。当老师要这样，你给学生盛一桶水，你自己必须准备十桶水。提高教师质量是关键，所以对年轻教师要在业务上、生活上帮助他们。

现在学院里学科挺多，我想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主要的学科，将来能够提升我们的知名度。我们最主要的应该是经济管理，特别是农业经济管理。我觉得将来农业经济管理能真正培养出比较拔尖的或者有权威的人才。另外，我刚才建议能不能多建立一些基地，通过调研实验才会比较有发言权，这对整个国家的发展都有好处。

*以上根据金敬恩先生采访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