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社科MPA学术导师

根据印度卫生部13日公布的最新数据，印度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升至475万4356例，过去一周，印度平均每日感染新增感染人数超过9万例，直追美国，已成为全球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数量第二的国家。紧随其后的巴西累计确诊病例也达到431万5687例，尽管过去两周每日新增死亡病例呈下降趋势，但专家表示未来疫情走势仍难判断。与此同时，近日欧洲新冠肺炎疫情反弹严重，部分国家重回3月份水平。欧洲多国卫生部数据显示，截至13日，西班牙累计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超50万人，法国、西班牙近一周单日新增确诊人数近万，意大利、英国、德国单日新增确诊人数在1500-3000人之间。

上述国家的疫情发展再次突出了一个问题，对于新冠肺炎疫情这样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到底什么样的社会管理能力才能发挥有效作用？

通过比较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和美欧等发达国家的疫情防控经验，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因素至关重要：

首先，危机防控的意愿。回顾疫情发生以来的情况不难发现，不是所有的国家和社会都能形成统一的、强烈的抗击疫情的意志。比如，在美国，疫情防控受到选举政治、派系政治、宗教主义和不同思想观念的影响。事实上，不同的政治家、政治派系在国家是不是要尽全力抗疫问题上是撕裂的。在印度的个别地区，议员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罔顾事实，提前宣布已经战胜疫情，这种行为实际上弱化了政治上形成统一意志的前提。如果不能形成统一意志，抗疫的效果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其次，基础的制度能力。抗击大规模疫情不仅仅是个公共卫生问题，同时涉及到经济生产、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物资供给，甚至教育、民生、心理健康等方方面面，这就需要国家有调配资源、维持社会稳定、协调经济生产等强大制度能力，需要对基层空间组织进行有效组织、干预的国家基础权力，而这种能力又并非是“一日之功”。印度和巴西的疫情，除却抗疫意愿，与他们这些基础能力的缺失有很大的关系。

再次，危机防控中的社会条件和氛围。对比基础能力相同的国家会发现，不同国家在抗疫的力度上也有很大差别，这主要受到社会组织形态和大众观念等的影响。比如，在德国，无论是抗疫所需的基础医疗物资、社会管控的法律资源和调整经济的政策资源都比较充足，但一些抗疫措施缺乏实施的社会条件和氛围。在关于政府是否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管控疫情等问题上，一些人受到历史包袱和记忆的影响，担心严厉的管控措施会增强政府的集权程度，这些政治和社会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府采取必要措施的动力。在一些工业化和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国家，个人自由至上、宗教极端主义等观念影响也比较大，无限抬高生命的选择权而忽视了人基本的生存权，疫情防控过程甚至还受到一系列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和绑架。

最后，中央政府及其特殊作用的发挥。如何让抗击疫情的意愿、能力和社会观念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统合起来，发挥最佳的综合效力，还有赖强大有威望的中央政府。无论是在形成统一的国家意志，制定全国性的救助方案、有效调配医疗资源、进行最广泛的社会动员乃至于避免地区主义和防范社会失序等方面，中央政府的角色都非常关键。对于疫情这样一个特殊的危机事件，中央政府统一协调作用的发挥还在于能够防止短板效应的出现，避免出现疫情防控大的漏洞，以及预防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

现在全球新冠疫情感染总数已经超过2800万，如何更好发挥社会治理能力的综合成效应对疫情挑战，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