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2022年会暨第15届金麒麟论坛”于12月14日-16日举行。北大光华院长刘俏出席并演讲。

「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

大家好，非常荣幸参加这个活动。我今天给大家汇报的题目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和中国经济的一些核心问题”。

我想大家都了解，在目前这个阶段，关于中国经济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在这里我们还是引用德鲁克讲的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一定要回答出正确的问题”。到底什么是中国经济在目前乃至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关注的重要核心问题，怎么去应对这些问题，可能是我们在追求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里面所需要关注的种种最核心的这样一些问题。

按我自己的理解，大概就五个方面，跟大家谈一谈中国经济核心问题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些理解。

1.我们的增长空间到底有多大？

如果按照索洛理论，按照现在经济学增长理论这样一个核心的框架来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由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决定的。我们讲的高质量发展，其实某种程度上讲，增长本身是由全要素生产率来驱动。按这个逻辑的话我们很容易解释，为什么我们在过去的40年时间里保持一个非常高速的增长，因为我们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这个过程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应该相对是比较容易的。

大家看到，我们在改革开放前三个十年，基本上每一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都在4%以上，贡献了整个GDP接近50%以上的增长，导致我们能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一个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进入到本世纪的这20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结束，有的学者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结束，进入了一个晚期，比较后一个阶段。但不管怎么讲，我们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我们现在整个服务业、第三产业的发展远远超过第二产业。这种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就降下来了，我们现在大概是2%左右的增速。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大家经常会问，可能需要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这种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降下来之后，有没有可能在未来重新启动一个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重新增长的空间？

我们做过一个测算，我们在2035年，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达到美国的65%的话，需要每一年的增速比美国高出将近2个百分点，需要达到2.5%~3%。在这种背景下，有关中国经济最大的一个争论，就在于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还能够实现一个全要素生产率的V型反弹，从目前2%的增速能够恢复到2.5%甚至3%，这样的话我们整个GDP的增长还能保持在一个5%左右的速度，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顺利地推进到2035年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是有争议的，按照传统观点的话，大家认为很难，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种先例，美国没有做到，日本、德国包括韩国、中国台湾都没做到。我们有没有可能？我在想可能在理解这一点的时候，可能要结合中国目前的一些发展的阶段、未来潜在的一些发展的动能。我自己感觉，其实我们有可能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还能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中国可能跟别的一些经济体不太一样，我们一方面在完成工业化，但是我们所有的行业都可以按数字化再做一次，它有一个再工业化的可能性在里面，这背后对应着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可能。同时，我们有大量的基建跟再工业化相配套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的投资，它本身也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同时，我们现在大国工业，特别是我们的制造业，目前应该说全世界按产值的话是最大的制造业大国，我们制造业的产值是美国加上日本，加德国，加韩国之和，我们现在还占到GDP的27%的这样一个制造业的占比。我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我们保持一个制造业的GDP占比比较高的这么一个水平，高于美国现在的11%，我想我们的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还是有一定的保障的。同时，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也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可能性。这里面我们有改革带来的可能性，高水平的开放带来的可能性，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

最后我想讲一点，这可能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还有碳中和。碳中和本身是一个需要大量投资的一件事情，我们到2060年如果实现温室气体净排放量降到零这样一个目标，它对应着一个非常彻底系统的经济社会的一个结构性的变革，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空间应该说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从这个角度讲，我个人是一个比较乐观的判断，就在于我们在未来的空间还有，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一个2.5%~3%左右的这样一个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速度的话，我觉得中国在未来保持5%左右的长期经济增长，至少还有十来年的时间，这样我们的空间其实是在的。

另外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关于投资跟消费。中国现在到了一个靠消费来驱动这样的一个经济增长模式，可能我自己提一些不同的看法，我用这个图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阐释。从1985年到2018年中国生产网络的变迁。生产网络是什么东西？它是根据一个国家产业的投入产出关系所连成的网络，这里面的每个点都对应着一个行业，这些链条反映两个行业之间往来的强度。

大家可以看到，从1985年到2018年，最大的变化在于我们的网络变得越来越密，密度非常大，而且在很多网络的位置上出现一些节点的行业。什么叫“节点行业”呢？是在这些网络最密的地方，它对周边的这些行业带来很多影响的这样一些关键位置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行业。

本身通过中国生产网络的搬迁，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一直讲“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很多时候“有为政府”通过顶层设计，通过五年规划、产业政策，它投资这些我们讲到的一些关键的行业，这些行业投资之后，它有一个很强大的溢出效应，带动上下游这些行业的市场主体的出现，最终使得整个这个经济体产生很多以市场为基础的交易或者交换关系，使得这个网络越变越庞杂，越变越密，这一点可能是我们在理解中国增长模式的时候特别要关注的。

聚焦节点行业或者节点领域的投融资本身，它其实一直是中国经济能在过去这么多年快速地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同时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在面对未来波诡云谲挑战的时候，我们还有底气说“我们有韧性”，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对于未来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国经济要保持一定的长期增长率，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我们需要识别能构成未来中国经济的这些关键的节点行业、节点领域，同时加大对这些节点行业、节点领域的投资。投资强度甚至超前投资变得非常重要，我想这是中国模式区别于我们讲到的这些西方国家或者全市场经济体系下的这种模式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因为在这里那些处于关键节点领域的占最终回报可能不太高的这样一些关键行业，就像高铁、5G基站，它可以由政府来主导，带动市场力量来完成这种投资。而在一个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果没有有为政府这样的积极介入，社会回报远远高于资本回报的投资项目或者这些行业可能会面临投资不足的一些问题。加大对这些行业投资，是高质量发展的很重要的一点。我看了一下我们在过去将近40年时间，分析了一下中国投资率跟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联，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是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投资率里面增加10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上增加1.18个百分点。未来高质量发展需要由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驱动，意味着我们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资强度，主要就是对这些关键行业、节点领域的投资强度，这可能是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一个很重要方面的分析。

2.行业节点是什么？投资未来向哪倾斜？

到这一步很多人就问，到底什么样的一些行业、什么样的问题是我们讲到的节点行业或者节点问题？投资未来往哪个地方倾斜？我自己理解，可能有两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数字化转型；另外一块是生态文明、碳中和。我自己大概可能有这样一个角度，我们理解一个文明它最重要的特征，以工业文明为例子，我这里列举了工业文明时代最了不起的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爱迪生，他对应着能源，用什么样的能源、用多少数量的能源，这是决定一个文明水平的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另外一个人物是马可尼，基本上他的发明让人和人之间的互动、交互强度、量级大幅地提升，几何级数地提升，这也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知道无线电产生之后，电报、电话、互联网，现在进一步深化到元宇宙这样的一些数字世界，这是我们来形容的文明的两个很重要的特征。

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在思考我们正好处于能源在发生巨大的变革，从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转型，同时人与人之间互动的这种量级程度也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情况下，意味着我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可能处于一个新型文明的开端，这种情况下，跟新兴文明相对应的行业、领域都是节点行业、节点领域。

因为时间关系，不再展开，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我们整个碳中和，我们按照各种各样的一些分析，中国在2050年如果说完成《巴黎协定》的约定，全世界净碳排放量降到零的话，中国可能需要投资达到将近300万亿的这样一个量级，255万亿到270万亿，折合成每一年，基本上相当于GDP8%左右的一笔资金投向跟碳中和相关的一些事情里面来，这里面意味着我们的增长动能和增长模式剧烈变革的开始，需要大量投资，这是我们讲到的非常具有经典意义的节点行业。所以，传统观念，大家认为完成工业化进程，中国又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大规模的投资机会已经不多了。但我想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方式，聚焦这些构成中国未来增长网络的节点行业，短期它解决经济增长动能的问题，而中长期，因为它是面对未来的这样一种投资，它其实有助于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

3.明年宏观政策取向

最后，针对2023年整个宏观政策，我给大家简单汇报一下，我们到底2023年的宏观政策是怎么样的一个取向，大家普遍认为可能会比较积极，到底能积极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这边其实有一个观点，我一直认为我们在讨论宏观政策的时候，特别是讨论宏观杠杆率的时候，我们经常锚定的是GDP。宏观杠杆率的衡量，分子是债务，分母是GDP。我认为这种衡量本身是有问题的，债务本身是一个存量的概念，GDP是流量的概念，是流量指标。那么更合理的一个指标应该分母不是GDP，我把它叫什么呢？一般这个叫整体价值的概念，它也是个存量，就是一个国家整体核心的竞争力，这个国家总的价值有多大的可投性，这个国家偿债的能力，它体现为这个国家的信用，体现为这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体现为这个国家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能力、动员资源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思路就会有变化，按这个标准讲，到底我们的宏观杠杆率高不高，换句话讲，我们为了提升这个国家整体的价值，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政策做得更加积极一些？为什么采取这种相对来讲比较稳健，或者有的时候必须保守、克制的一种财政政策，主要是因为金德尔伯格和明斯基的观点，特别是明斯基这些年在国内政策界、学术界推崇他，他就讲债务快速上升会带来金融危机，他是这样一种观点。

我想说什么呢？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明斯基这种观点，它在衡量一般的经济体的时候，确实有它的说服力，也有足够的事实来证明它。但是我们就看那些具有强大的整体价值的国家或者整体价值远远高于GDP的国家，那些有强大的国家信用，核心竞争力非常大的国家，我把它叫做政策空间比较大的国家，其实它们即使有这种快速上升的债务，它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也非常小。我想说什么？这样一些前置条件，我们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国家的动员资源的能力非常强大，中国的国家信用也非常非常好，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不可以增加一些杠杆，对杠杆这个事情不要那么保守，我们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把自己获得的资金投向那些面对未来高质量发展重要的一些节点行业、节点领域，这一点可能应该成为我们未来制定宏观政策的一个基本的框架体系的这样一种基本出发点。

货币政策的话，我一直觉得我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是特别通畅，效果可能事倍功半，但财政政策在经济面临转型，急需回到快速增长轨道的过程中，可以扮演更积极的作用。

针对2023年，我倒是有一个期望，就是我们国债发行赤字率可以大幅提升一些，因为我们的分母如果说是整体价值，而不是GDP，其实我们举债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可以增加一些长期国债的发行，这个资金甚至可以替代一些地方债务，解决地方政府目前面临的债务上的一些巨大的压力。同时我们现在消费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需要有很大的一个推动，我还是强调，也一直坚持在做这项建议，可能大规模的现金或者消费券的发放，它直抵消费端。其它一些关键领域，包括数字化转型、碳中和这些领域都需要大量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财政政策来引导，把市场资本还有市场主体的活力激发出来，聚焦解决关键领域节点行业所面临的问题，用这种方式，我对中国的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增长水平，同时不断地提升增长的质量，还是充满信心的。

编辑：梁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