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2022年秋季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有效应对外部变化 继续促进经济恢复)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MBA(FMBA)
2022-11-09 20:36 浏览量: 9406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挫,全球通胀居高不下。国际格局持续演变,内顾倾向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分化。美联储快节奏、大幅度收紧货币政策,美元汇率走强,多数非美货币大幅贬值,国际经济金融风险加剧。随着国务院33项稳经济措施和19项接续政策出台实施,当前中国经济整体呈持续恢复状态,主要经济指标明显好于2022年第二季度。

然而,“三重压力”仍然存在,尤其是预期转弱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导致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仍然不足,经济恢复势头不够稳定、不够强劲,实际经济增速仍显著低于潜在增速水平,产出缺口较大。

当前需要重点关注以下问题:私人部门消费投资疲弱,内需不足制约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修复迟缓,就业扩容提质难度较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持续调整,薄弱环节亟须巩固加强;房地产市场延续低迷,持续拖累经济大盘;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大,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暴露;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出现新一轮“急跌”,美元“高利率+强汇率”或引发国际金融风险,对中国金融稳定形成冲击。

面对外需收缩幅度可能进一步增大的局面,要及时做好政策接续,保持足够的政策力度,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措施,释放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具体应从如下方面着手:稳定政策预期,着力扩大国内有效投资消费需求;激发实体经济活力,稳定重点群体就业;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高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促进房地产市场恢复正常运行;主动应对地方财政压力,深化央地财税体制改革;增强宏观政策主动性和灵活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政策冲击。

关键词:宏观经济;持续恢复;外部风险;市场活力;政策协调

2022年以来,面对延宕反复的疫情形势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党中央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部署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举措,使中国经济总体呈现稳定复苏态势。

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

当前,全球通胀居高不下,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大幅下挫。美联储连续多次加息,以强势鹰派立场对抗通胀,美元汇率持续走强,欧元、日元、英镑等货币兑美元汇率创下多年以来新低。经济下行叠加金融环境持续收紧,导致一些国家经济衰退风险加剧。全球供应链调整加快,美国出台新的内顾倾向产业政策,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新的干扰,可能抬高中长期通胀中枢。英国养老金和瑞士信贷风险事件背后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金融市场震荡频发使得欧洲货币政策当局在“防风险”与“抑通胀”之间面临艰难平衡。

(一)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美欧经济面临衰退风险

受全球金融条件收紧和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增速趋缓。世界银行2022年9月调降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至2.8%,并警示政策利率进一步提高或将诱发2023年全球衰退风险。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转弱,美欧或将陷入经济衰退。美国经济已连续两个季度环比负增长,欧洲经济由于能源危机和高通胀困境也面临衰退风险,虽然美欧失业率依然较低,但是移民减少导致的劳动力增长放缓、工时缩短和劳动参与率相较疫情前下降等迹象表明就业市场已收缩;日本由于通胀持续走高、投资和出口不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呈现复杂分化:金砖国家中印度经济维持恢复态势和高速增长,俄罗斯陷入经济衰退,南非、巴西则陷入滞胀;东南亚国家呈现稳健增长;中东石油出口国实现多年来最高经济增速。

(二)大宗商品价格分化回调,全球通胀依然居高不下

随着供应增加和需求走弱,国际粮价已恢复至接近俄乌冲突前水平,能源市场除天然气外也出现企稳动向。虽然大宗商品价格分化回调,但是全球通胀依然居高不下,根据IMF数据,全球国别CPI同比中位数从2022年初以来持续攀升。美国CPI同比增幅虽然已经收窄,但是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增速依然在高位,表明货币紧缩效果尚未显现。鉴于工资增长已经取代能源价格成为推动通胀的主导力量,同时职位空缺严重,就业市场依然紧张,美国通胀尚未真正出现拐点。欧洲CPI同比持续走高,在通胀主要由能源供应引起且面临治理通胀与防范脆弱成员主权债务危机之间权衡,欧央行加息更为谨慎,通胀治理更为棘手。日本CPI同比持续创出该国新高,由于对能源进口依赖程度较高以及对美利差扩大下日元对美元持续贬值,日本输入型通胀压力未减。

(三)美联储快节奏、大幅度加息,美元走强与欧元日元英镑走弱创多年记录

为应对高通胀,美联储连续多次提高政策利率,持续对外释放鹰派表态以强化抗通胀预期。美联储2022年3月启动加息程序以来,3月和5月分别加息25个基点和50个基点,6月、7月、9月连续三次加息75个基点,目前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已达到3.00%~3.25%区间。美联储此轮加息进程速度之快、幅度之大,远超过上一轮加息周期。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推动了美元汇率升值,美元指数已由2022年初的96左右连续攀升至9月下旬的114以上,升值了18.8%。当前,美元指数已处于200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大部分非美货币兑美元汇率出现贬值。截至2022年9月下旬,欧元、日元、英镑兑美元汇率的贬值幅度已分别达到约15%、25%、22%,分别创下2003年、1991年、1986年以来的新低。为了应对本币贬值和资本外流,一些国家不得不被动跟随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截至2022年9月下旬,欧央行政策利率上升了1.25%,英国央行政策利率上升了1.50%,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央行政策利率也均有超过1个百分点的上升。

(四)全球格局持续演变,国际供应链在调整中面临新的风险

俄乌冲突引起全球供应链变化。一方面,欧洲能源供应紧张和价格暴涨迫使冶炼、化工等高能耗行业减产,供应缺口转向寻求海外特别是中国填补,引起中国对欧特别是德国化工冶炼产品出口明显增加,并促使欧洲化工企业加快落地对华相关投资项目。北溪天然气管道泄露事件升级欧洲能源危机,继续推高生产成本,并要求工业生产进一步减少用能,将加剧欧洲企业向外转移的“去工业化”现象。另一方面,美欧持续升级对俄制裁,提高全球供应成本,造成全球供应链不稳,并与移民限制、绿色转型等因素耦合叠加,抬升了中长期全球通胀中枢。此外,美国接连推出的《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内顾倾向法案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干扰,前者通过强制企业在中美“二选一”扰乱全球芯片产业链,后者则将定向打击中国新能源产业并干扰国际新能源市场。

(五)欧洲金融市场震荡频发,政策当局在“防风险”与“抑通胀”之间艰难平衡

2022年9月23日,英国宣布将实施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揽子减税计划,此举引发英国国债市场负面预期,价格大幅下跌,10年期英国国债收益率从年初的1.1%快速攀升至4.5%附近。一方面,国债利率上行使得英国养老金管理机构在利率互换协议中的浮动利息支出成本快速提升;另一方面,国债价格下跌又迫使其面临为追加保证金而抛售资产的压力。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英国央行已宣布推迟实施量化紧缩的政策,增加长期国债购买,但这与当前抑制通胀的政策需要恰好相反。2022年10月初,大型跨国金融机构瑞士信贷遭遇市场震荡,5年期信用违约互换(CDS)产品定价大幅攀升至370个基点,远超过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1年欧债危机期间的水平。瑞信股价的波动幅度也大幅攀升。尽管从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等静态指标来看,瑞信当前的基本面情况仍相对健康;但在全球流动性收缩、资产价格波动加剧、欧元区滞胀风险加剧和杠杆率高企的条件下,金融市场过度反应可能引发的价格超调和风险放大等问题仍然值得警惕。总体来看,在美联储带头紧缩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收紧的情况下,欧洲金融市场处于风险易发高发的状态,货币政策当局被迫在“防风险”与“抑通胀”之间艰难平衡,政策回旋余地逼仄、信号不稳定,可能进一步加剧金融市场的预期紊乱和震荡风险。

二、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与特征

当前中国经济整体呈持续恢复状态,但受极端高温气候和区域疫情的影响,生产恢复不及预期;内需回升但力度仍然不足,外需下行拖累出口态势显现;就业形势微弱改善,居民增收持续乏力;通胀风险有所提升,但总体温和可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转正,但收支平衡压力仍然较大;信贷需求不足制约货币政策效果,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再度出现“急跌”。

(一)经济活动在波动中恢复,结构性分化凸显

就生产端而言,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延续增长态势,多数地区,特别是经济大省,工业生产持续修复。但同时行业间分化明显,超过三分之一的行业增速为负。汽车行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增量贡献突出;能源行业大幅增长,主因是高温天气以及2021年同期限电导致的低基数效应。主要工业产品中,水泥、玻璃、钢材等上游产品增速均为负,单晶硅、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等新动能产品增长较快。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持续正增长,其中现代服务业是主要支撑。就需求端而言,2022年第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显著回升,但主要是2021年同期低基数效应所致。从环比来看,2022年第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修复有限。第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实现年内止跌回升,高技术行业和基建相关行业表现亮眼,但房地产投资降幅持续增大,对投资增速形成拖累。景气指数方面,第三季度前两个月制造业PMI处于收缩状态,9月份回升至扩张区间,服务业PMI的扩张趋势逐步走弱,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二者的新订单和从业人员分项均持续收缩。

(二)就业形势微弱改善,居民增收持续乏力

城镇就业有所好转,调查失业率有所回落,但其中包括季节性因素和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等因素的作用。总体来看,就业市场复苏的基础仍不稳固。企业招聘预期更趋谨慎,除汽车及其零部件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信息技术等少数行业日均新岗位发布数量下降幅度较缓之外,软件制造、电子商务、酒店旅游、房产中介等行业企业新岗位发布量持续明显收缩。大企业订单不足叠加销路不畅,多数小微企业极限承压,直接制约劳动力需求增长,灵活就业、地摊经济的就业吸纳能力受制于经济活力不足,难以充分释放。大学毕业生就业落实进度整体后延,年轻群体失业率仍然高企,农民工城镇就业机会继续收缩。受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增长乏力的制约,中等收入群体债务支出占收入比重增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不明显。

(三)物价结构性变化较大,PPI与CPI剪刀差由正转负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势头放缓,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紧缩,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逐渐从高位回落,中国面临的输入性通胀压力有所改善,但在全球高通胀蔓延背景下仍需警惕国际传导风险。由于消费有所恢复、能源和部分原材料仍在高位、猪价上涨等多重因素叠加共振,国内结构性通胀压力加大的风险增大。PPI与CPI的“剪刀差”快速收窄,2022年第三季度由正转负,上游涨价因素逐渐传导至中下游。总体来看,由于国内需求仍偏弱,物价将继续处于温和可控区间,但一些风险因素值得关注,主要包括:猪肉价格呈现恢复性上涨,对CPI形成拉升作用;同时,受北溪管道泄漏、全球能源供需失衡等因素影响,加之冬季能源需求即将走旺,国际能源价格可能延续高位震荡态势。

(四)外需下降拖累出口走弱,稳外资压力增大

受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下行、美国消费需求从商品转向服务、东南亚对中国出口形成替代、国内出口企业因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而谨慎接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2022年第三季度出口呈现高位回落态势。在内需疲软导致出口转内销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出口价格竞争加剧,加之进口价格高涨,中国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尽管外贸总体走弱,但也不乏亮点。一是欧洲能源危机使中国对欧出口呈现结构性变化,化工、冶炼、光伏、小型取暖设备等出口明显增长。二是中国汽车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长强劲,2022年第三季度汽车出口量保持了65%以上的同比增速,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增速更高。受疫情和国际局势演变影响,2022年第三季度中国直接利用外资出现显著波动,虽然其增速依然远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尤其是高技术行业直接利用外资保持高速增长,但是在外贸增速回落和内需持续疲软的背景下,稳外资亦面临较大压力。

(五)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转正,支出涨幅回落

受新增留抵退税政策执行力度减弱、经济弱复苏提振以及2021年同期低基数的影响,增值税收入显著回升。地区间税收收入分化明显,山西、内蒙古、新疆等资源型省份税收增速大幅提高;江西、安徽、河北等中部省份和山东、上海、江苏等经济大省(市)财政收入增速回升较快。由于能源价格上涨带动专项收入增加,以及多渠道盘活国有闲置资产、矿产资源等,非税收入延续高增长态势。就支出端而言,受季节性因素、财政收支压力和极端高温天气的干扰,财政支出增速放缓,但与民生领域相关的社保就业、卫生健康与教育支出等维持较高增长,债务付息支出提速,而农林水、交通运输、城乡社区支出等与基建相关的支出单月同比增速回落并转负。总体来看,财政收支压力较大,尤其是基层财政收支持续承压。

(六)信贷需求不足制约货币政策效果,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再度“急跌”

在实体经济中,企业、居民等微观主体的信贷需求仍然疲弱,制约了货币政策传导效果。2022年3月以来,M2同比增速逐月攀升,但相比之下,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偏低,表明央行增加的货币投放未能有效地促进实体经济信贷扩张。受美元指数走强、中美利差倒挂、国内疫情反复等因素影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继2022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由6.37贬值至6.79之后,2022年8月中旬以来再度“急跌”,9月底已跌至7.25附近。截至2022年9月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贬值已超过13%。与此同时,由于欧元、日元、英镑等其他货币兑美元贬值幅度更大,导致CFETS人民币一揽子汇率指数2022年以来波幅不大,截至9月底较年初贬值幅度仍不足1%。外汇市场2022年前8个月运行基本平稳,银行结售汇仍保持大体平衡、略有盈余的状态,表明市场化的汇率杠杆调节作用正常发挥,但接下来如果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进一步急跌,则可能引发市场恐慌。

三、当前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随着国务院33项稳经济措施和19项接续政策出台实施,当前中国经济呈现恢复态势,但恢复势头仍然不够稳定、不够强劲。经济中存在的若干突出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一)私人部门消费投资疲弱,内需不足制约经济增长

就消费而言,尽管2022年6月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实现持续正增长,但考虑到2021年同期低基数效应,消费的真实修复幅度有限。特别是餐饮等线下消费行业,从2022年初至今累计增速仍表现为负,家具、建材等居住类消费受房地产拖累陷入持续低迷。居民消费支出中粮油、食品等必需品支出增幅较高,结合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同比增速高企,说明居民有效消费需求,特别是改善型消费收缩、预防性储蓄上升。就投资而言,现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升主要是由政府投资拉动。受市场主体预期不稳的影响,民间投资持续偏弱,房地产投资降幅进一步扩大。此外,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分项中,新订单与在手订单持续处于临界值以下,印证了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尚未形成经济持续恢复的稳定基础。

(二)劳动力市场修复迟缓,就业扩容提质难度较大

就用工主体而言,部分市场主体对经济的不乐观预期延长,投资决策由“冲一冲”转变为“等一等”,市场不活跃直接制约了劳动力需求的扩大。工资支付刚性促使正规企业更倾向于通过自动化、智能化手段适应阶段性扩产需要,挤压了非技能劳动力潜在岗位。在就业机会不充足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加剧筛选和过度竞争,部分劳动者权益受损。就重点群体而言,大学生青睐的主要行业领域的岗位净创造速度明显下降,加之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意愿不足以适应经济下行压力,缓就业慢就业现象延续。大专及以上学历年轻群体的失业率短期内难以显著下降,表明具有生产活力的高人力资本劳动力未得到充分利用,反而还可能增加社会性压力。已外出农民工劳动饱和程度整体不高,建筑、房地产等行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增多。失业人员再就业难度仍然较大,沮丧工人效应可能加剧劳动力供给减少,强化结构性矛盾。人力资本流动通道变窄、灵活就业群体保障不充分,制约就业质量提升。在居民收入增长受限、城镇消费不振的环境下,应警惕形成低就业低消费螺旋。

(三)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持续调整,薄弱环节亟须巩固加强

从国际来看,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分化重构的背景下,中国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一是全球产业链布局逻辑发生变化。当前,全球产业链发展逻辑正由效率优先转向效率与安全兼顾,产业链分工格局加速从全球化向区域化演变,中国产业链面临的分流压力有所加大。二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问题走向意识形态化。个别发达国家一直试图通过多边出口管制、立法设置障碍等手段干扰中国产业链供应链正常运行,近期美国又推出《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对中国汽车、芯片等重点行业和关键零部件进行围堵打压。从国内来看,当下产业链供应链仍有一些短板亟待补齐:一是产业链上下游利润分化现象有待改善。受前期大宗商品涨价、车市利好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煤炭开采和洗选等行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纺织等行业则有所下降。二是电力供给紧张影响部分行业。受气象灾害、区域电力供给结构等因素影响,皖浙苏川渝等地2022年夏季再度出现电力短期供应紧张,对部分重点领域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造成一定冲击。

(四)房地产市场延续低迷,持续拖累经济大盘

一是“保交楼”政策效果初显,但房地产行业整体仍处于深度调整期,下行压力没有根本改善。房地产竣工及销售均有所修复,扣除基数效应后,整体市场恢复依然脆弱,短期内仍处于持续下行、寻求筑底的阶段。二是供需两端持续疲弱,房价阴跌城市增多。就供给端而言,房企短期拿地意愿不足,土地购置面积和新开工面积延续深跌趋势。就需求端而言,房地产投资降幅扩大,购房者市场预期仍偏悲观。价格方面,仅一线城市同比微涨,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增加,延续分化特征,下跌城市范围也有所扩大。三是短期风险尚未充分释放。在流动性风险未根本缓解的情况下,信用风险维持高位、呈加速暴露态势,多家民营示范房企被下调评级,地产债发行规模也明显下降,债务违约风险增加,有向国有房企蔓延的趋势。

(五)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大,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暴露

与往年同期相比,财政政策靠前发力导致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性收入进度较慢,支出进度较快,全年的预算平衡压力突出。一方面,多数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大幅减少,房地产—土地出让—基建投资循环明显收缩。房地产市场低迷对房地产相关的税收收入和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产生双重打击,拉低了两本账收入。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支出刚性不减,防疫支出持续增长,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明显扩大。西部非资源型省区、东北三省以及其他地区部分区县财政收入和“融资腾挪”能力较弱,财政“三保”难度加大。一些地方政府性债务支出上升,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中央转移支付和债务依赖性加大。此外,一些地方性银行风险暴露,除存款保险覆盖范围之外,地方政府仍需承担救助责任,额外加大了地方政府支出压力。

(六)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出现新一轮“急跌”,美元“高利率+强汇率”或引发国际金融风险,对中国金融稳定形成冲击

2022年8月中旬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连续突破多个关口,发生年内第二轮“急跌”。截至2022年9月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幅度超过了13%,外因方面主要是美联储快速收紧货币政策,美元指数持续快速攀升;内因方面主要是受疫情反复等因素影响,2022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超预期下滑,第三季度以来恢复态势不及预期。此外,中美利差倒挂也是造成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的因素之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短期内较大幅度贬值需引起高度重视:一是当前美元处于“高利率+强汇率”叠加状态。历史经验表明,该状态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本币贬值、资本流出的风险增加,经济基础不坚实的国家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二是中国很大一部分进口商品以美元计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可能产生输入性通胀效应。尽管当前中国通胀水平整体不高,但未来中下游企业和居民部门承担的涨价负担需要引起关注。

四、促进中国经济稳步发展的政策建议

尽管当前中国经济已处于逐步恢复之中,但“三重压力”仍然存在,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足,实际经济增速仍显著低于潜在增速水平,产出缺口较大。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未来一段时期,面对外需收缩幅度可能进一步增大的局面,要保持足够的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措施,释放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一)稳定政策预期,着力扩大国内有效投资消费需求

第一,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现阶段驱动投资增速回升的主要是政府投资,民间投资较为低迷。鉴于2022年第四季度专项债结余限额空间有限、地方财政承压、市场活力不足,下半年基建投资向实物量的转化以及对经济拉动的实际效果有待观察。因此,保障投资增速持续回升的关键在于激发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主要着力点包括:一方面,努力提升生产活动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改善营商环境,减少非经济因素对生产活动可持续性的外生冲击;另一方面,加强对企业资产负债表健康程度的关注,充分发挥政策的减负纾困作用和预期引导作用。第二,提振居民的消费信心。2022年第三季度以来疫情多点散发依然是制约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即使在相对于第二季度呈现边际修复的状态下,居民消费增速仍处于历史低位。推动消费增长的着力点包括:一是加大力度保障就业岗位,建立居民对未来收入水平的稳定预期,从而缓解预防性储蓄动机挤压消费支出;二是努力保障餐饮、旅游等线下消费行业经营活动的可持续性,更大限度释放居民的消费需求,稳固内需对经济恢复的积极作用。

(二)激发实体经济活力,稳定重点群体就业

第一,坚持就业优先导向,注重保市场主体各类举措的稳就业成效。完善财政直达资金机制,无偿性纾困政策全面免申即享,支持服务业等吸纳就业的重点领域加快脱困复苏步伐。鼓励正常经营的大中型企业扩大人员需求,对拓市场、求创新给予实质性支持,引导强化发展预期,形成高质量就业生力军。对确实无力维持的小微市场主体,支持其适度剥离业务负担,溢出人员及时纳入公共就业服务,更加注重对再就业需求的直接帮助。构建有秩序有活力的平台经济发展格局,规范类、引导类和支持类举措要同时发力,激发平台载体润滑产业链、提供新就业的潜力。第二,密切关注高校毕业生就业进度。用实已推出的一系列扩就业渠道并挖掘优化潜力,使扩招计划、见习计划、科研助理计划、“三支一扶”等措施发挥更大就业缓冲作用,支持高校根据实际情况创新促就业举措,提升市场化社会化机制对毕业生就业的吸纳作用。兼顾解决燃眉之急和推进人才培养改革,整体上促进毕业生更好适应劳动力市场新变化。第三,重点针对再就业有困难的失业人员、未就业农民工,强化职业培训和岗位推介的针对性。有序恢复线下人才市场、劳务市场,加快供需匹配步伐,建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无偿提供大容量零工市场和灵活就业市场的机制。建立县域乡镇未就业但有意向的农民工台账,按工种技能要求推送招工信息进户,给予零就业家庭和唯一劳动力家庭优先务工保障。第四,优化失业保险金的运用方式,在不损害公平的前提下,以针对具体个人等更直接的方式扩大对失业群体的帮助范围。

(三)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高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要把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第一,以产业应用需求为牵引点,并行推进补短板与锻长板。聚焦重点领域和核心零部件,靶向攻关“卡脖子”关键技术。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发挥行业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引导和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原料供应、物流配送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性。强化产业发展政策落地落实,推动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做大做强。持续优化电力供给结构,前置做好迎峰度冬供电保障工作。第二,以国际产业合作为发力点,不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沟通和协调,支持国内企业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着力增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推动构筑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推进强大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建设。第三,以防范化解风险为出发点,持续增强应对内外部冲击的能力。前瞻性研究少数国家对中国高端产业发展的围堵布局与遏制政策,强化系统应对、细化预案举措,加快构建基于国际形势变化的战略洞察体系。加强多部门多地区多行业协调联动,持续推进产业链供应链风险预警监测体系建设。

(四)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促进房地产市场恢复正常运行

第一,多措并举推进“保交楼,稳民生”。加强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协同发力,通过设立房地产纾困专项基金、引入国资平台、并购重组、专项贷款支持等纾困方式,保障项目复工交付。第二,加力提振预期,恢复市场信心。因城施策,加大房地产政策优化调整力度,供需双侧发力扭转预期。就供给端而言,要健全商品房预售资金分类监管制度,通过国有资本定向增资、战投、并购和重组高风险房企,充分释放房企流动性风险及信用风险,防止房企债务风险向其他行业蔓延扩散。就需求端而言,应支持刚性和改善型住房需求,加强房地产预售管理,优化房贷利率、首付比例、公积金贷款、贷款延期、契税补贴以及居民换购住房税收优惠等政策,降低居民购房负担,提振消费信心。第三,加快构建长效新模式。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考虑收购一部分市场难以消化的存量住房,将其转化为保障性住房或市场化长租公寓。建立“人地房钱”联动新模式,增加人口净流入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土地供给和资金保障。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弱化政府财政与房价地价关联性。

(五)主动应对地方财政压力,深化央地财税体制改革

第一,从增量上拓展积极财政政策工具。适当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力度,扩大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适用范围。研究推出新的财税政策工具,支持芯片、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第二,加大中央、省级政府对市县转移支付力度,坚持“保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第三,在地方政府非税收入占比提升时期,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重视营商环境改善,关注企业实体负担,完善非税收入的制度建设,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和信心。第四,防止中小金融机构风险蔓延,督促地方政府成立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领导小组,调查风险爆发案件,重组部分中小金融机构,保障中小金融机构储户资产安全。第五,深化政府间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提高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匹配性,逐步从根本上缓解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收支平衡压力。

(六)增强宏观政策主动性和灵活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政策冲击

第一,坚持以我为主实施宏观政策。将稳经济和保就业作为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避免被动跟随其他国家收紧政策。在美欧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外需收缩的状态下,要及时强化内需引擎,做好需求侧动能切换,避免进入“外部下行叠加内需不足”的不利状态。第二,发挥好汇率在应对外部风险中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当前主要货币的比价关系正在发生剧烈变化,总体呈现美元强、非美货币弱的状态。在此条件下,一方面在关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化的同时,更要综合考量人民币兑多种非美主要货币的汇率变化、关注人民币一揽子汇率指数走势;另一方面,允许人民币阶段性、适度贬值,增强汇率波动弹性,及时缓释或吸收外部冲击,为国内货币政策创造更大的自主空间。第三,加强人民币汇率预期引导,加强资本与金融项目管理。一是引导市场形成双向灵活波动、有升有贬的预期,防止形成持续的单边贬值预期。二是密切监测各种渠道跨境资本流动,尤其是证券交易项下的热钱流动,避免陷入汇率贬值预期与资本外流相互加剧的恶性循环。第四,防范美欧政策紧缩可能引发的外部风险。近期,英国养老金和瑞士信贷等风险事件爆发的背后,偶然性与必然性并存,充分体现出当前国际金融形势的复杂多变。应充分认识到,在全球流动性由宽松转向收紧的特殊时期,国际金融市场脆弱性加剧;加之美欧通胀居高不下,各国央行在“防风险”与“抑通胀”之间艰难平衡,政策信号不稳定使得金融市场预期多变、风险易发高发。针对国际资本市场价格波动幅度加大、某些大型跨国金融机构风险暴露、新兴经济体以及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债务承压等问题,中国需提前做好情景分析和风险应对预案。

2022年前三季度经济走势基本呈V型,第三季度反弹程度不及预期,预计第四季度将延续恢复势头,但恢复程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面对这种情况,宏观政策应提前做好接续工作。财政政策方面,需要在弥补私人部门有效需求不足的同时积极发挥政策杠杆作用,带动和支持私人部门需求恢复。具体而言,一要做好政策接续,提前研究推演2023年财政收支预算和赤字空间,确保积极财政政策维持较强力度。二要优化政策工具选项。及时谋划针对居民主体尤其是低收入人群和失业者的财税政策工具,强化财税政策稳就业、促消费的功能。通过专项财政贴息,降低实际贷款成本,支持市场主体更新改造设备,增强发展后劲。货币政策方面,应注重发挥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兼顾好短期与长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为稳经济和防风险创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一要强化货币政策的总量功能。为企业和居民等私人部门融资创造便利、降低成本,同时适度增加公共部门信贷,弥补私人部门融资缺口。二要重点围绕促转型和补短板发挥结构型货币政策作用。加大货币政策对绿色低碳转型、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新兴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支持力度;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为小微企业、“三农”、公共服务等短板领域提供适宜的低成本资金。同时,尤其应当注重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一方面,在私营部门需求萎缩、信贷意愿不足、货币政策传导受阻的情况下,更加注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在稳定总需求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应为积极财政政策提供支持,做好流动性管理,适度降低政府融资成本和存量债务负担,防止流动性冲击和债务负担推升地方政府财政风险。

编辑:刘蕊

(本文转载自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FMBA ,如有侵权请电话联系1381099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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