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网财经

5月14日，2022年第三届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拉开帷幕。本届论坛以“动荡中的2022——全球与中国经济及政策展望”为主题。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在致辞时表示，近年来新冠疫情的反复来袭使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供应链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叠加俄乌冲突，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和利率则显著加大了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动荡，避险情绪高涨，全球经济由此增添了许多新的不确定性。无论是货币经济学理论还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矛盾。

对于这种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参与的诸位嘉宾围绕世界经济、金融与全球秩序以及国内当前经济形势进行了展望与分析。

林毅夫：

总有一天中国经济会是美国2倍，那时美国必与中国搞好关系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出席并演讲。

林毅夫指出，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崛起，特别是中国。2000年中国占全球GDP的比重是6.9%，2018年占全球GDP的比重是16.8%，增加了9.9%。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新兴国家如何在新世纪中实现这一点？林毅夫表示，是因为新兴经济市场拥有后入者的优势，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成本低很多；同时也可以从全球化当中受益，全球化使得新兴市场有足够的市场发挥他们的竞争优势。

他指出，在全球版图的变化当中，最大的输家是美国，因为20世纪美国一直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经济体。到2014年时，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同时，林毅夫也指出，从经济角度来说，中国经济规模是最大的，但是美国的人均GDP水平更高。面对当今的情况，对于中国来说接下来何去何从最好的战略是什么？林毅夫给出两个建议。

第一条建议，希望能够保持动态的经济发展。

林毅夫指出，中国正处在迎头赶上的追赶状态中，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四分之一的水平，美国在人均GDP和科技人均占比两个方面更高。但是中国正不断地大踏步迎头赶上，有个后发者优势。

他分析指出，中国现在的技术渗透率类似20世纪40年代的德国、5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韩国，这种后来居上模式的国家的经济增速有8%-9%。对中国来说，每年有8%的经济增长潜质。与此同时，中国按“购买力平价”来算已经是全球最大经济体，有非常庞大的国内市场，有很高的国际经济占比份额，并且有较好的政治环境保证它的稳定增长。

林毅夫认为，中国应该发挥这些优势，保持动态经济增长。

第二条建议，希望能够保持开放的态度，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

为什么这样建议？第一，林毅夫指出，因为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我们能够保持经济8%的潜在增长率，并且每年实际可以实现5-6%的增长。如果中国能够保持这样高速增长，将会持续地助力全球经济的发展，所以中国每年继续给全球至少贡献四分之一的增长甚至更多。

第二，林毅夫指出，中国不仅仅是按照购买力评价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现在中国是12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另外70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所以在全球你可以算一下，对于全球90%的国家来说中国要不然就是他们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国，要么就是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国。”林毅夫说。

林毅夫认为贸易是一个双赢的东西，尤其在当代全球化经济背景之下，大家应该实现1+1大于2的共赢，所以他建议中国保持高速动态经济增长，并且保持开放型的改革态度。

最后，林毅夫指出，中国人均GDP占美国的50%，中国的人口实际上是美国的4倍，总有一天会是美国经济总量的2倍。

“那一天到来了，美国将不得不做一个平衡和抉择，必须跟中国做贸易，必须跟中国维护好关系。尤其只有跟中国打交道，才能维持自己的就业率，才能确保他们的国家有获益，保持正常的经济关系，这样树立的全球新秩序，是稳定和平的新秩序。”林毅夫最后说。

明年是不是会陷入全球性衰退？中国如何应对？沈建光：我们只能靠内需

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出席论坛。沈建光指出，中国出口去年增长了30%，这个增长数据在国际经济舞台上一支独秀，外需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针对中国面对的外部环境，他认为社会上、市场上的情绪过于乐观。他表示，今年要非常注意全球经济出现的风险问题，美国的滞胀，欧洲的衰退特别是最近资本市场的波动，美国股市下跌，英镑兑美元汇率大幅度贬值等。

大家对美国经济都比较看好，美联储给大家的预期指引也都是比较乐观的。但是，到12月份美联储主席承认美国通胀已经失控，今年更加强调美国通胀是目前面临的最大的冲击。他表示，美国周期性经济由盛转衰或者由大幅扩张到现在一下面临放缓，它其实面临非常深刻地挑战。

“以前我在欧洲中央银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时候，发现通胀最怕的就是通胀和工资的螺旋式上升。通胀和通胀预期的形成，会使得控制通胀非常困难。” 沈建光认为美国现在重蹈70年代覆辙，那时美国通胀、滞胀阶段是因为通胀失控，通胀上行叠加经济衰退。而为了控制通胀，美国美联储大幅加息，从而造成美国经济的深度衰退。

通胀已经起来了，这个时候怎么办？美联储最多能做的就是引导预期，现在开始要加息了，但是一加息经济很难承受，巨额的财政赤字、财政债务靠零利率维持。美国也可以减少财政支出，因为利息上行，美国财政支持光是支付利息的成本都会大幅度提高。所以有明年是不是会陷入全球性的衰退？他表示下半年这种影响就会逐渐显现。

面对这样的外部环境，如何应对？他强调，“我们只能靠内需，内需当中最核心的是消费。”消费看起来是国民经济当中一大软肋，从目前公布的数据，3月份其他的数据至少都是正增长，但消费、全国零售额是唯一的负增长。在这种背景下促消费会成为今年核心政策点。欧美的刺激经济政策过去两年在消费端，在于发钱给老百姓增加需求、消费，而我们的主要的刺激经济的方法是减税降费，给企业复工复产创造条件，但我们的消费端比较弱。

他指出，在这种国际国内的形势下促消费会成为重头戏，政府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减税降费、包括基建，发消费券或者转移支付给疫情后受疫情影响的员工，包括给受困人群发放现金之外，中央还可以考虑给各地政府发放的消费券提供中央财政的支持。

瑞达利欧：

分析过去500年的大国兴衰，有典型的周期在不断地重复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演讲时表示，他研究了在过去的500年当中最强大的十大国家包括三大储备货币的起起伏伏，它们曾经发生了很严重的冲突，他指出，在250年当中这些大国的实力不断循环往复，会有一些周期，中间有10-20年的转型期作为缓冲，转型期都是冲突发生的时候。怎么样衡量大国的实力？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用了8个主要的实力指标，包括教育水平、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力、竞争力、经济的产出（包括在全球贸易当中的比例）、军事势力、金融中心实力、资本市场、储备货币实力八大指标，进行可衡量对比，能够知道现在这些国家对比过去怎么样，是实力上升了还是衰弱了。对比可以发现，有典型的周期在不断地重复。

他还进行了因果关系分析，因果推动了一个帝国的兴衰，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更高、能够不断地进行创新，有更多的技术发展，他们才能有更多的能力让货币成为储备货币。

国家内部有什么样的因素推动了国家的兴衰？简而言之，这些大的周期什么时候开始呢？达利欧表示，通常有一个大的冲突，以至于战争时他们能够除旧破新，有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全新的主导国家。当时这样没有人可以抗衡的国家会繁荣发展。这是周期的第二个步骤。当大家习惯了安居乐业、繁荣和发展，我们会发现他们不断地借贷，债台高筑之后会有金融泡沫，这样你会发现它的帝国贸易份额不断增加，而且大多数贸易以这个货币进行结算，因此它成为了储备货币，使他们有更多的借贷行为。除此之外，我们会发现财富的分配不平均，越有钱的越有钱，穷人一无所有，差距过大之后泡沫破了，只能开动印钞机不断地印钞票，这样穷人和富人之间会有内部矛盾，可能会产生一些为了财富重新分配而进行的革命，可以是和平革命、也可以是内战。

当帝国不堪重扰去解决内部矛盾时，力量相对来说就会下降，所以新的正在冉冉升起的大国能够去竞争，因为大国内部冲突正在解决，外部的冲突中会有新的赢家和输家，赢得全盘皆赢，建立了全新的世界秩序，这样自我更新的周期重新开启。

黄奇帆：

金融部门不能谈煤色变，要立足国情发展绿色金融

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会主席、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奇帆出席论坛并演讲。

黄奇帆指出，金融领域有五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一是适时建立人民币之锚。一国的货币应该锚定在自身GDP含税量上，锚定在自己的国债信用上，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铸币税。只有拥有自己的货币锚，自己的国债收益率曲线，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才有了基准。

二是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低、对GDP贡献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要素错配，特别是金融错配。比如前几年房地产独大，大量资本裹挟着银行贷款无序涌入房地产业，产生了许多问题。再比如，目前金融业平均收入水平是制造业的好几倍，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利润占了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

三是结合中国国情发展绿色金融。一方面，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金融业务发展很快，但作为绿色融资的基础，有关减排和绿色的认证标准和体系仍在探索中。另一方面，中国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一夜之间把煤电机组全淘汰掉是不可能的。转型需要过程，金融部门不能谈煤色变，而是要立足国情发展服务绿色转型的融资体系。

四是加快发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科技金融。这些年来，中国涌现了不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但很多机构对真正的先进技术、创新的独角兽缺乏鉴别力，往往是国外主力机构投了，国内机构才跟进，甚至一窝蜂，在一些领域甚至形成了新的重复建设、低水平竞争。

五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一个重要的渠道是让老百姓更好的获得财产性收入。即使是普通职工，在正常的工资收入之外，也应该创造条件让其有投资性收益的渠道。比如发展年金，把年金建设成养老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

黄益平：经济形势到了应该采取不计一切代价政策的时候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经济形势到了应该采取不计一切代价政策的时候。尤其是面临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杠杆率的问题、结构的问题或者效率的问题可能会变成第二位的考虑，应该把经济或金融稳下来作为第一考量。

黄益平认为只有采取更大力度的稳定经济的措施，重点保障中小微企业特别是老百姓生活的稳定，才能考虑下一步的经济复苏，这是第一点。

黄益平表示一般来说货币政策是增加流动性或者降低利率，利率和流动性两个方面都很重要，要看具体的市场环境。黄益平认为还有一点就是现在货币政策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宏观总量的变量上，结构性货币政策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

李稻葵：

建议给上海最穷的10%家庭和集中隔离的人发放现金补助

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出席演讲时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极其复杂，国内的风险挑战非常多，在这种情况下，应对好挑战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

如何做好自己呢？李稻葵认为当下要好好控制疫情，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一个测度是人均寿命，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是提高老百姓的平均寿命， 1949年人均寿命35岁提高到今天的77岁，过去30年我们每年提高了99天。李稻葵表示从平均寿命来看，过去两年的抗疫是有成绩的，为每一个百姓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十天，平均每年5天。

李稻葵认为生活水平提高是提升健康水平、增加人均寿命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过去的30年或者20年平均人均消费上升或者下降一个百分点，带来十天的人均寿命的上升或者下降，答案是十天。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就是延长平均寿命，1%的人均消费增长能提高每年10天的生命，十天相当于通过抗疫挽救了400万的生命。

讲到抗疫，李稻葵表示，实际是有两个战场：一个是一定要保住疫情不扩散，直接的目标是减少生命损失。保证疫情不扩散是在争取时间，等待特效药，等待更好的疫苗。

第二个是保经济。很多的工厂不能完全复工，复工不能完全复产，不能自毁长城，只忙着减少感染，忘记产业链，保护产业链就是保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

所以，不能只盯今天也要看明天，明天的收入也很重要，所以产业链一定要保住，怎么保？一线工人能不能暂时集中起来建板房，不要居家隔离，在工厂旁边隔离，一边生产一边隔离。

怎么通过保经济保生命，保护老百姓的消费。李稻葵认为疫情影响，很多消费是下降的，不仅因为网购不了，还因为很多百姓收入下降导致消费下降，并且消费下降有惯性。数据研究发现，今天消费下降1%，未来七八年都会下降，会有心理的阴影。为了保居民的消费，物流一定要畅通，更重要的是要对受影响的百姓直接给予现金补助。

以上海为例，有2500万居民，平均4口人算，有600万个家庭，选出收入最低的10%即 60万个家庭，每一个家庭给一万块钱现金，60万个家庭需要60亿，特斯拉一年交给上海市政府，按照原来的预测明年是20个亿，上汽一年交的税在150亿以上，拿出上汽集团交税的60亿给最穷的10%家庭补助，同时给需要集中隔离的人现金补助，通过这个方式稳住未来的消费，不要产生心理的阴影，稳住未来的消费就是稳住健康。

李迅雷：

居民现在宁可把贷款还了，也不太愿意借贷款

如何畅通内循环？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李迅雷指出，我们目前来讲在畅通内循环主要还是通过基建投资，这方面力度非常大，政策也非常明确。但是如果单单靠基建投资让内循环完全畅通起来还是不够的。从一季度的数据来看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了9.3%，尤其是基建投资出现比较强劲的回升，地产和制造业的投资都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但是基建投资能持续多久？他表示，过去基建投资民间资本参与率比较高，但基建投资的回报率下降，地方政府专项债还在增长。这个时候如果继续投资，可能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水平会越来越高，他强调，要充分估算这方面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从一季度的数据来看疫情冲击非常明显，无论是必需品消费还是可选消费品都出现了明显回落，居民现在宁可把贷款还了，也不太愿意借贷款，地产的销量各方面也是明显走落。

他表示，内需主要靠投资和消费。投资目前来看，基建投资担当重任，但是消费引擎还没有启动，外资更加受制于海外的需求，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外部整体需求也会走弱，我们4月份美元计价的出口也出现了负增长，因此促消费意义还是非常重要。促消费来讲，无非应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货币政策面对现在这样一种结构性问题，它的作用有限。

财政政策应该非常积极，和去年相比财政支出的增速从广义上来讲在10%左右，去年只有0.3%，今年减税降费和留抵退税的力度也是非常大，总规模全年预计到2.5万亿，尤其是留抵退税这对于解决企业目前现金流问题，纾困问题具有非常积极的效果。问题在于我们财政投入上，主要是要确保主体也就是企业主体对就业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他认为，对于财政支出直接用于消费领域投入偏少。他建议是财政政策力度要继续加大，尤其用于消费方面，可以发消费券。

李迅雷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几个拐点已经出现了，比如人口老龄化的拐点，今年的总人口有可能出现历史上首次的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已经持续了10年，与此同时房地产的拐点也出来了。所以，过去的增长模式现在很难再持续了。内需除了靠投资拉动更多靠消费拉动，消费的作用比基建投资的作用会更大。

我们居民消费率为什么低，跟居民的收入结构有关系，我们的收入结构里面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速，在过去5年当中明显超过中等收入组的10个百分点以上。

我们能不能通过收入再分配来改革？从美国联邦政府的各种税收比重来看，你会发现个税的占比是47%，2021年我们的数据中，个税占比只有7.3%，难以有效对中国高收入组进行有效的征税，所以改革势在必行。另外第三次分配要增加企业责任，增加企业的慈善事业，多种举措共同发力对我们改善居民的收入结构，提高中等收入组的收入水平，这样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刘世锦：

有些国内新能源汽车一点不比特斯拉差，我们要有信心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出席并演讲。刘世锦指出当前讨论经济政策问题，很多时候看短期的多，看长期的少，特别是不太注意把短期问题放在长期背景下看。刘世锦认为，很多货币财政政策不一定能承担刺激任务，短期财政货币政策很重要。短期的货币财政政策是保持经济短期的平衡和问题，长期的增长动能得靠别的东西，不能靠短期的财政货币政策。

刘世锦呼吁大家更多关注长期问题，关注真正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结构性潜能。从这个角度就全球的问题，刘世锦谈到了应对气候变化时，怎么将其转化成创新和增长的动力。

怎么应对气候变化？刘世锦表示，从中国的经验来讲是三种反应方式。

第一种，防御型反应。主要是传统的能源或者高碳的行业感到有压力，这些行业也在考虑将来要转型重组甚至退出，但是在短期比如最近油价、钢材价格在上升，它们感觉自己还是很有分量的，到底要不要退？退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第二种，适应型反应。典型的是节能减排，节能永远是对的，因为节能以后减少对能源的使用，碳的排放减少，但是技术不变还是排碳的，包括碳市场解决所谓碳生产力的问题，总结起来要用碳的。

第三种，进取型反应。积极推动创新，发展绿色，推动绿色创新，用低碳、零碳的新能源新技术取代传统的高碳能源、产业、生产方式。

刘世锦认为，第一在三种反应里面最重要的是采取进取型反应，不仅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都应把重心放在这个方面。

第二，应对气候变化最初面临很大的压力，最开始想回避，最后发现回避不了，逼着必须搞创新。一旦创新出现并且形成势头，会发现这些绿色创新除了能够实现减碳之外还产生了更多的附加的好处或者福利，从经济学的角度创造了更多消费者剩余。

同时，刘世锦指出新能源汽车上升势头很快，去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占整个汽车比重13%，今年一季度增速达到1.4倍。一季度全部汽车销售中，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20%，速度远远超过预期。

第三，绿色创新能够大大降低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绿色产品在初期价格偏高有溢价，随着创新竞争的加剧，价格在下降，有些产品的绿色溢价变成负的了。以光伏发电为例，过去十年光伏发电的成本下降了80-90%，现在已经等于或低于燃煤发电的成本，而且业内人士分析有进一步下降的潜力。

第四点，全球经济实际上进入了数字化转型阶段，传统的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并行，孪生的数字界面已经出现，这个会带来真正革命性变化，气候变化带动了能源和传统的产业领域的技术创新，本来这个数字化进程可能是缓慢的，但是现在提前了，而且会起引领作用。

所以刘世锦认为应对气候变化重心还是要转到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上来，并且绿色技术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是逼出来的，而且逼出来之后超越预想。面对具有压力和挑战的事情，采取了正确的目标和办法，不仅可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同时也可以为全球范围引入一场重大的技术变革，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动能。

发达经济体经济比较成熟，但是绿色化，特别是数字经济带动的绿色化是新的改造机会，会产生大量的需求。而发展中国家有可能会走出一条和以前不一样的甚至零排放实现增长的绿色发展道路。

刘世锦认为新能源汽车特斯拉在上海工厂做的不错，马斯克对中国工人给予高度评价，刘世锦表示中国工人各个方面素质都很好，其他国家可能比不上，这是中国很重要的优势。

国内对特斯拉工厂设在上海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进来以后占了国内的市场，有些企业没有竞争力，但刘世锦认为，有些国内新能源汽车不比特斯拉差，进来一个强的竞争对手，国内只要放开、允许竞争，中国的企业一点都不差，我们要有信心。

绿色新能源技术要开放，开放以后国际贸易、投资、技术转让会更加活跃，同时发达国家在绿色创新领域比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对全球的发展也会产生更积极的影响。

编辑：刘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