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新闻如今在全世界传播，并不意味着观众思考远方人们的苦难的能力也显著提高了。

指出有一个地狱，当然并不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把人们救出地狱，如何减弱地狱的火焰。但是，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性邪恶造成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见到一些人可以对另一些人施加令人发悚、有计划的暴行的证据，就感到幻灭（或难以罝信），只能说明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尚不是成年人。在达到一定的年龄之后，谁也没有权利享受这种天真、这种肤浅，享受这种程度的无知或记忆缺失。——苏珊 · 桑塔格本文编选自作者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关于他人的痛苦》，本书聚焦于战争摄影，探讨影像反映出的人的痛苦与观者之间的关系。惨不忍睹的影像尽管能唤起观者的悲悯之心，但人们的无能为力感更让这些在生活中无孔不入，又格格不入的影像显得多余而荒诞。若不经思考而直接相信影像之内容，我们的道德判断力只会愈来愈弱。桑塔格以纯文字书写影像，为观者提供思考空间以正视“他人的痛苦”。

为什么要思考远方的苦难？

文 | 苏珊 · 桑塔格

来源 | 《关于他人的痛苦》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作家、艺术评论家，1993年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院士，美国声名卓著的学人，与西蒙娜·波伏瓦、汉娜·阿伦特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

最伟大的爱欲理论家之一乔治·巴塔耶保存着一张一九一〇年摄于东方的照片，那是一名正被处以凌迟之刑的犯人的照片。他把照片摆在桌上，以便每天都可以看它（由于此举已成传奇，他遂于一九六一年把它收入生前最后一本著作《爱欲泪》）。“这张照片，”巴塔耶写道，“在我生命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对这种痛苦形象的痴迷从来停止过，既陶醉又难以忍受。”

按巴塔耶的看法，思考这形象既是羞辱感情，也是解放被禁止的性欲知识——·这种复杂反应，很多人一定难以认同。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形象根本就是难以承受的：受害者原已被快刀割过几回，断了双臂，像献祭品似的，现正处于被剥皮的最后阶段——这是照片，不是油画；是真实的马西亚斯，不是神话中的马西亚斯——在照片中仍然活着，仰起面孔，表情迷醉如任何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圣塞巴斯蒂安画像。作为沉思的对象，暴行图像可满足几种不同需求。使人克服懦弱，坚强起来。使人更麻木不仁。使人知道存在着视死如归的人。

巴塔耶并不是说他从观看这种凌迟的剧痛中获得快感，而是说他可以想象极端的痛苦并非只是痛苦，而是某种升华。对痛苦，对他人的痛苦的看法，是根植于宗教思想中的，这种宗教思想把痛苦与牺牲联系起来，又把牺牲与极度兴奋联系起来——这种观点与现代感情大相径庭，现代感情认为痛苦是某种错误、意外或罪恶的东西。某种必须铲除的东西。某种必须拒绝的东西。某种使人感到软弱的东西。

面对远方的痛苦：关于冷漠、同情与感动

该怎么对待像照片带来的这种对远方的痛苦的认识呢？人们往往无法接受亲人的苦痛（弗雷德里克·魏斯曼的电影《医院》对这个主题作了极令人信服的阐述）。尽管远方的痛苦有着窥视癖式的诱惑力——可能还有知情的满足感，但千万别发生在我身上。我没病，我也不是快要死了，我不为战乱所困——人们回避思考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他人，这似乎再正常不过，哪怕他人是容易获认同的人。

一九九三年四月我首次抵达萨拉热窝时，认识了一位妇女，她是萨拉热窝市民，坚定不移地拥护南斯拉夫的理想。她对我说：“一九九一年十月，塞尔维亚人入侵克罗地亚，那时我住在平静的萨拉热窝，有一套舒适的公寓。我还记得，晚间新闻播出两百里外的武科瓦尔被摧毁的画面，我当时就暗想：‘啊，多可怕。’然后转台。你说，如果法国、意大利或德国有人日复一日在晚间新闻里看到发生在我们这里的屠杀，说一句‘啊，多可怕’，然后转台，我怎能愤慨呢？这是人之常情。”只要人们感到自己安全——这是她耿耿于怀、不能原谅自己的重要原因——就会冷漠。但是，一个萨拉热窝人回避当时毕竟是发生在自己国家里另一个地区的可怕事件的影像，其动机显然有别于外围那些转身背对萨拉热窝的人。她对背弃萨拉热窝的外国人毫无怨言，外国人也是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她不愿正视附近战争的不祥图像，是一种无助和恐惧的表现。

人们不想看，不仅因为源源不绝的暴力图像令他们冷漠，还因为他们害怕。就像大家都觉察到的，大众文化——电影、电视、漫画、电脑游戏——对暴力和施虐的接受，已达到可悲的程度。四十年前令观众厌恶得心寒胆颤的影像，在多路传输的电子时代的青少年眼中，只是小菜一碟。事实上，对大部分现代文明中的很多人来说，毁伤他人肢体是娱乐而不是震撼。但并非所有暴力都受到同样的超然对待。有些灾难比另一些灾难更容易成为反讽的对象。

是因为譬如波斯尼亚战争不停止，因为领袖们宣称它是一个难以驾驭的局势，外国人才不看那些可怕的影像。是因为一场战争——任何战争——看上去像无法阻止，人们才对恐怖反应迟钝。同情是一种不稳定的感情。它需要被转化为行动，否则就会枯竭。问题是如何对待已被激起的感情，对待已知悉的事情。如果你觉得“我们”束手无策——但“我们”是谁？——而“他们“也束手无策——“他们”又是谁？——那么你就会开始感到沉闷、犬儒和冷漠。

被感动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众所周知，感伤完全可以跟嗜好残暴甚至更糟的东西兼容（令人想起那个经典例子：奥斯威辛集中营指挥官晚上回到家，拥抱妻子和孩子，接着坐在钢琴前弹一首舒伯特，然后吃晚餐）。人们习惯于他们看到的东西——如果这是描绘所发生事件的恰当方式的话——不是因为涌向他们的影像的数量，而是因为被动性使感觉迟钝起来。被称为冷漠、道德麻木或感觉麻木的状态，是充满感情的，这些感情就是愤懑和沮丧。但是，如果我们要权衡什么感觉才算对，并挑选同情，这就未免太简单了。观看由影像提供的他人遭受的痛苦，好像拉近了以特写镜头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远方受苦者与有幸安坐家中的观众之间的距离，且暗示两者之间有某种联络。但这根本就是一种虚假的联系，这也是我们与权力之间的真实关系被神秘化的另一个例子。只要我们感到自已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由此看来，这就有可能是（尽管我们出于善意）一种不切实际的——如果不是不恰当的——反应。

我们现在有一个任务，就是暂时把我们寄予遭受战争和丑恶政治之苦的他人的同情搁在一旁，转而深思我们的安稳怎样与他们的痛苦处于同一地图上，甚至可能——尽管我们宁愿不这样设想——与他们的痛苦有关，就像某些人的财富可能意味着他人的赤贫。而对这个任务来说，那些痛苦、令人震惊的影像，只是一点最初的火花而已。

影像时代所塑造的“麻木”

关于摄影的影响，有两个广为人知的理念可以讨论一下。这两个理念观已差不多变成老生常谈，但由于我发现我自己一些有关摄影的文章——最早的文章写于三十年前——也阐述过它们，故我忍不住要对它们提出异议。

第一个理念是，公众注意力受媒体注意力左右——媒体在这里是指最具决定性的影像。有了照片，战争就变得“真实”。因此，抗议越战的浪潮是由影像动员起来的。觉得必须对波斯尼亚战争做点什么，也是由新闻记者的注意力——有时被称为“CNN效应”——推动的。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新闻记者的注意力把萨拉热窝被围困的影像，夜复一夜地传送到千千万万的客厅里。这些例子，说明了摄影对我们注意哪些灾难和危机、我们关心什么和最终如何评估这些冲突，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第二个理念是——看上去好像与上述论点相反——在一个影像饱和，不，应该说超饱和的世界，应该是重要的事情，效果却不断递减：我们变得麻木不仁。结果，这类影像使我们变得有点儿不能感觉，难以激起我们的良心。

在《论摄影》（一九七七）一书六篇文章的第一篇，我谈到虽然通过照片了解的一个事件，肯定比没有照片了解得更真实，似是经过不断曝光之后，真实度开始减弱。我写道，照片创造了多少同情，也就使多少同情萎缩。是这样吗？我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确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可不那么肯定了。有什么证据表明照片的影响不断递减，表明我们的观奇文化消解了暴行照片的道德力量吗？

问题的关键是新闻的主要媒介——电视。影像力量的损耗，视乎它以何种方式被使用，它在哪里被观看和它被观看的频率。电视上的影像，按其本质来说，是迟早要被人厌倦的影像。这种麻木感，是有其根源的，这就是电视想方设法要以过量的影像来吸引和满足人们，因而扰乱注意力。过缓的影像使注意力变得分散、流动、对内容相对漠视。影像流动使影像失去稳定性。电视最大的特点在于你可以转台，在于转台、不耐烦和沉闷变成一种正常状态。消费者垂头丧气。他们需要被刺激起来，被启动起来，一次又一次。内容不外乎这类刺激物。如果要更有反省力地观看内容，就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意识集中——而媒体播送的影像寄予的各种期待，正好削弱了意识的集中；媒体把内容过滤掉，是使感觉麻木的主犯。

对现代性的批判（它几乎像现代性本身一样古老）有一个基本理念，认为现代生活充斥着大量恐怖，它们腐蚀我们，也使我们逐渐习惯它们。一八〇〇年，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谴责“每天发生的重大国家事件和城市人口的日益递增”导致感受力被腐蚀，他说在城市中人们“职业的千篇一律制造了对不寻常事故的渴望，而知识的迅速流通则每时每刻地满足这种渴望”。这种过量刺激起到一种作用，就是“钝化了心灵的辨识力”并“把它减弱至几乎是野蛮的麻痹状态”。

这位英国诗人特别指出“每日”的事件和“每时每刻”传播的寻常事故”的新闻导致心灵的钝化（在一八〇〇年！）。至于到底是哪种事件和事故，则慎重地留给读者去想象。约六十年后，另一位伟大的诗人和文化诊断师——法国人，也因此有夸张的特权，就像英国人往往轻描淡写——提供了同一指控的更激烈版本。这是波德莱尔写于十九世纪六〇年代初的日记：

浏览任何报纸，不管是哪天、哪月或哪年，根本不可能不在每一行里看到人类反常的可怕踪迹……每一份报纸，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除了一系列恐怖，什么也没有。战争、犯罪、盗窃、纵欲、酷刑，王子、国家和个人的邪恶行为，全都是世界性的暴行的狂欢。文明人每天正是以这种可憎的开胃菜来帮助消化他的早餐。

波德莱尔写这段文字时，报纸尚未开始刊登照片。但这并不表示他对拿一份早报坐下来边吃早餐边摄入一大堆世界恐怖消息的中产阶级所作的谴责性描写，与剖析我们每天怎样通过电视和早报摄入一大堆令我们感觉麻木的恐怖新闻的当代批评有什么分别。推陈出新的科技提供没完没了的饲料：我们愿意花多少时间去看，就有多少灾难和暴行的影像。

自《论摄影》一书出版以来，很多批评家都已指出，战争的剧痛——拜电视所赐——已变成每晚的陈腐内容。我们被那类曾经带来震撼和引起义愤的影像所淹没，渐渐失去了反应的能力。同情已扩展至极限，正日趋僵化。又是熟悉的诊断。但到底我们希望见到怎样的局面呢？把杀戮的影像削减至譬如说每周一次吗？或更笼统些，大家努力去达到我在《论摄影》中所称的“影像生态学”？不会有什么影像生态学。不会有什么“守护委员会”出面来实施恐怖配额，使震撼的能力保持新鲜。更何况，恐怖本身也不会减缓。

对“影像销蚀道德感”的反驳

《论摄影》提出的观点——也即我们以感受的新鲜性和道德的关切性来对我们的经验做出反应的能力，正被粗俗和惊骇的影像的无情扩散所销蚀——也许可称为对这类影像的扩散做出的保守批评。

我把这论点称为保守，因为那腐烂了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对现实的感知。但仍有一种现实独立存在着，不受旨在削弱其权威的企图所左右。这论点实际上是在捍卫现实和捍卫要求对现实做出更充分反应的摇摇欲坠的标准。

这批评还有一种更激进——更犬儒——的倾向，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可捍卫的：现代性的大口已嚼掉现实，并把全部杂物变成影像吐了出来。据一种影响深远的分析，我们生活在一个“奇观社会”。每种情况都必须变成奇观，否则对我们来说就不是真的一即是说，引不起我们的兴趣。人们也纷纷要变成影像：名人。现实已退位。只剩下对现实的描绘：媒体。

这真是巧妙辞令。并且对很多人来说，是极具说服力的，因为现代性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人们喜欢觉得他们能预期自己的经验。现在人们常说，战争就像任何其他看上去像真实的东西一样，是“媒体”。这是在萨拉热窝被围困期间，几位去萨拉热窝当天就回来的法国名人的观感，其中包括安徳烈·格卢克斯曼（法国哲学家）。他们认为，战争的胜负将不取决于萨拉热窝甚或波斯尼亚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取决于媒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经常断言，“西方”已愈来愈把战争本身看成一种奇观。有关现实已死——就像理性已死、知识分子已死、严肃文学已死——的报吿，似乎已被很多人（他们都试图了解当代政治和文化中那些令人感到不对头、空虚或白痴似地洋洋得意的现象）未经太多反省就接受下来。

认为现实正变成奇观，是一种令人诧异的地方主义。这是把一小群生活在世界富裕地区的有教养人士看事物的习惯普遍化。在富裕地区，新闻已变成娱乐——这种成熟型的观点，是“现代人”添置的主要资产，也是摧毁真正提供不同意见和辩论的传统党派政治形式的先决条件。它假设每个人都是旁观者。它执拗地、不严肃地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苦难。但是，把整个世界与安乐国家里那些小地区等同起来，是荒唐的——安乐国家的人民拥有一种奇怪的特权，既可做、也可拒绝做他人的痛苦的旁观者。同样荒唐的是，竟然根据那些对战争、对大规模不公正和恐怖完全缺乏直接经验的新闻消费者的心态，来概括一般人对他人的苦难做出反应的能力。尚有数以亿计的电视观众，他们绝非以一种习以为常的态度来观看电视上的一切。他们没有那种对现实居高临下的奢侈。

“苦难影像”的消费与在场

生活在大都会的人讨论暴行影像时，有一种已成滥调的看法，他们假定影像没有效果，假定影像的扩散含有某种固有的愤世嫉俗。无论现在人们怎样相信战争影像的重要性，也不能消除对这些影像背后的利益和影像制作者的意图的重重疑虑。这种反应，来自光谱的两个极端：一方面是从未接近过战争的犬儒主义者，另一方面是其惨况正被人拍摄的饱受战乱之苦者。

现代性的公民，这些把暴力当成奇观的消费者，精于既接近又不必冒险的状态，又懂得以犬儒主义来看待可能的真诚。有些人会不惜一切来使自己免受感动。坐在躺椅里，远离危险，然后宣称拥有高人一等的位置，这是何等洒脱。事实上，把那些在战区里目击一切的人士的努力，讥为“战争旅游”已成为一种常见的判断，甚至蔓延至对战争摄影这一专业的讨论。

人们一直觉得，对这类影像的嗜好，是一种粗俗或低劣的嗜好，无异于一种商业性的食尸癖。萨拉热窝被围困几年间，常常可听到萨拉热窝人在被轰炸的时候或爆发狙击战的时候，对着因脖子上挂满设备而容易被认出来的摄影记者吼叫：“你是不是在等待炮弹炸到，好趁机拍到尸体？”

他们偶尔确实拍到了，但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轻易，因为摄影师在街头冒着炮弹或狙击火力，中弹死亡的机会跟他或她追踪的平民一样高。此外，报道一个好故事并不是采访围城战的摄影记者那股干劲和勇气背后惟一的动机。在整场战事期间，大多数在萨拉热窝采访的资深记者，都不是中立的。而萨拉热窝人也确实希望他们的苦况被照片记录下来：受害者对他们自己的苦难被报道出来怀有兴趣。但他们希望这苦难被视为独一无二的。

一九九四年初，已在围城里生活了一年多的英国摄影记者保罗·洛，在一个局部损毁的画廊里举办一次展览，展出他近期拍摄的照片和他早几年在索马里拍摄的照片。萨拉热窝人虽然渴望看到正被摧毁的自己城市的新照片，却被包括在其中的索马里的照片冒犯了。洛本以为事情很简单。他是职业摄影师，而他为这两批作品感到自豪。对萨拉热窝人来说，事情也同样简单。把他们的苦难拿来跟另一个民族的苦难并列，等于是互相比较（谁的地狱更糟糕？），从而把萨拉热窝的殉难贬为一个例子而已。他们宣称，发生在萨拉热窝的暴行，与发生在非洲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无疑，他们的义愤含有种族主义色彩——波斯尼亚人是欧洲人，萨拉热窝人不厌其烦地向他们的外国朋友们指出这点——但是，如果展览包括车臣或科索沃平民（应该说，任何别国的平民）惨遭蹂躏的照片，他们也一样会反对。让自己的苦难与任何其他人的苦难并列在一起，是不能忍受的。

如何正视“远方的苦难”

坐在小屏幕（电视、电脑、掌上型电脑）前，我们可浏览世界各地灾难的影像和简报。似乎，此类新闻的数量比以前庞大得多。这可能是一个幻觉。实际上是“到处”都在散播新闻。而有些人的苦难比另一些人的苦难较容易引起某类观众与生俱来的兴趣（假设必须承认苦难是有观众的）。战争新闻如今在全世界传播，并不意味着观众思考远方人们的苦难的能力也显著提高了。在现代生活中——这种生活有过量的事物要求我们去注意——不看那些令我们情结低落的影像似乎是人之常情。如果新闻媒体把更多时间用于播放由战争和其他丑恶事件造成的人类痛苦的细节，就会有更多的观众转台。但是，说人们对这类苦难的反应少了，则恐怕不是实情。

我们没有被影像感动得彻底变成另一个人，我们可以不看，我们可以把一页图像翻过去，我们可以转台，这些都不表示我们对影像的冲击的道德价值置疑。我们看这些影像时没有热血沸腾，没有受尽煎熬，这并不是什么缺点。镜头挑选一个画面并把它框住，其本意也不是要矫正我们对历史和痛苦根源的无知。这类影像无非是邀请我们去注意、去反省、去了解、去检视掌权者就巨大灾难提供的辩解是否合理。是谁造成照片中的苦况？谁应对此负责？是情有可原的吗？是不可避免的吗？我们到目前为止接受的某些事态是否需要受质疑？与此同时，也必须明白道德义愤就像同情一样，是无法强求以行动来处理的。

看到影像所展示的惨况，却无能为力，这种沮丧可能会转化成一种指责，指责观看这类影像的猥亵态度，或传播这类影像的猥亵方式——极有可能穿插着大量推销润肤膏、镇痛药和多用途跑车的广告。如果我们能够为影像所展示的惨况做点事情，我们可能也就不太在乎这些问题了。

影像常因为它是远距离观看痛苦的一种方式而进斥责，仿佛存在着其他观看方式似的。但是，如果不对影像进行思考，那么距离再近，也仍然只是观看。

某些针对暴行影像的斥责，与对视觉本身的界定并无分别。视觉是无须费力的；视觉需要空间上的距离；视觉可以关闭（我们眼睛上有眼睑，我们耳朵上没有可关闭的门）。古希腊哲学家认为眼睛是五官中最卓越、最高贵的；如今，同样这些特质却变成缺陷。

有人觉得，摄影所提供的现实是抽象的，似有道德问题；觉得我们没有权利在无法接触他人的原生力量的情况下，远距离体验他人的苦难；觉得我们为那些迄今备受赞赏的视觉素质付出了太惨重的人命（或道德）代价——这些视觉素质是一种退步，比不上那个使我们自由地观察和主动地注视的积极进取的世界。但是，这种说法只是在描述心灵本身的功能而已。

退一步思考并没有错。多位圣人曾说过大意如此的话：“谁也不能同时思考又打人。”

指出有一个地狱，当然并不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把人们救出地狱，如何减弱地狱的火焰。但是，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性邪恶造成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见到一些人可以对另一些人施加令人发悚、有计划的暴行的证据，就感到幻灭（或难以罝信），只能说明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尚不是成年人。

在达到一定的年龄之后，谁也没有权利享受这种天真、这种肤浅，享受这种程度的无知或记忆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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