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企业、做投资到底要不要预测宏观经济？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MBA（FMBA）

2022-01-20 22:15 浏览量: 2019

· 悟00000空| 文关注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

又到年底，各路经济学家、分析师、意见领袖纷纷发表对2021年经济情况的总结以及对2022年经济形势的展望。

前者比较容易，后者比较困难。

预测宏观经济是中世纪的化学——炼金术

前段时间，马斯克预测宏观经济将大约于2022年春夏前后、但不晚于2023年发生衰退。不过，他也承认：“毫不夸张地说，预测宏观经济是很有挑战性的。”

的确，没有人能够预测宏观经济，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长期地、连续地、准确地预测宏观经济，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股神巴菲特十分推崇的著名投资家菲利普·费舍（Philip Fisher）（1907-2004）在他的代表作《怎样选择成长股》（1958年出版）一书中建议“习惯于相信经济预测”的投资者去看一下二战结束后任意一年的《商业金融年鉴》。里面有很多知名经济和金融权威人士对未来经济状况展望的文章，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专家所持观点的分歧程度非常之大，”更令人惊奇的是：“有些观点论证有力，条理清晰，令人叹服，然而后来的事实却证明它们是错的。”

费舍把预测经济形势比作是“中世纪的化学——炼金术”，而且他指出，“在一件显然没办法做好的事情上投入大量精力，这种行为或许也跟中世纪的情形颇为相似。”

中世纪的人们把太多精力投入到研究诸如“针尖上可以站多少个天使”这类问题上。费舍认为，如果他们把一半的精力腾出来用于思考、探索如何消除饥饿、疾病、贪婪，那么或许可以减轻一点中世纪人们遭受的苦难。

同理，“如今的投资界人士花了很多精力来试图预测未来的经济形势，如果将其中一部分精力用在更有建设性的目标上，势必会得到更加令人欣喜的成就。”

人们为什么还要预测宏观经济？

既然没有人能够预测经济，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这么做呢？费舍自己的一个故事或许能够解释其中一部分原因。20世纪70年代初，费舍和他的儿子肯尼思参加一个首次为科技类股票举办的大型会议，也就是后来美国电子协会称之为“蒙特利会议”的著名会议。

在会议宴会上举行了一次比赛，每个人都在一张纸条上写下对第二天道琼斯工业指数走势的判断，看谁判断得最准。当时道琼斯指数在900点左右。大多数人都写了上涨或下跌五六个点这样。而费舍则写了“上涨30个点”，即上涨3%。

第二天，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了26点，费舍毫无悬念地获胜。当午餐宣布费舍获胜时，台下数百人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惊叹声和掌声。会议休息期间，大家围着他向他取经。费舍欣然向大家传授经验，有理有据，严丝合缝，大家听了为之倾倒。

然而，实际上，在前一天晚上，他的儿子问他写了多少以及为什么这么写的时候，他说他根本不知道市场在某个特定的日子的表现会怎么样，没有人能够知道。

他推理说：“如果我写下的数字比较接近市场的真实表现，并因此在比赛中胜出，人们会认为这只是幸运罢了，写下5.57点而胜出仅仅表示打败了那些写下5.5点或6.0点的人，大家会认为这仅仅是运气而已。但是，如果我写下‘上涨30个点’而获胜，人们就会认为我确实有些本事，而不仅仅是靠运气。如果我输了，也没什么人知道我所写的数字是多少，不会给我造成什么损失。”

唯一能够连续多次准确“预测”股价的是某类投资顾问，他告诉100个客户某只股票第二天会涨，让他们买进，告诉另100个客户该只股票第二天会跌，让他们卖掉。如果第二天那只股票涨了，他就告诉收到第二天股价会涨的那100个客户中的50个，第三天这只股票会涨，另50个这只股票会跌。如果第三天那只股票涨了，他们就告诉收到第三天会涨的信息的那50个客户中的25个，第四天这只股票会涨，另25个第四天这只股票会跌……这样下去，总有一些客户连续好多天收到这个股票经纪人的“准确预测”，将他奉为神明。

其实，正如费舍所说的那样，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特定一天的股价表现。费舍参与道琼斯股指预测游戏的方式显示出他是一个战略高手，博弈思维能力很强；也显示出他是一个营销高手，故弄玄虚的能力很强。当然，他的目的很可能不是骗人，而是把这当作一种智力游戏，乐在其中。

这个故事大概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功成名就的经济学家的预测一般都中规中矩，而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者的预测常常弹眼落睛。

实际上，真正的经济学家往往会提请大家注意“预测宏观经济是不可能的”这个事实。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就曾在授课时或演讲时多次强调，预测宏观经济是“很不靠谱的”，他甚至开玩笑说，商学院可以不教宏观经济学。他一再提醒企业家要踏踏实实做企业，不要去猜宏观经济走势。

天体易测，人心难测

经济学家不能预测经济，就好比历史学家不能预测历史一样。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不同，天文学家能够预测天体的运行。为什么呢？因为天体不是人。只要涉及人，就很难预测；涉及很多人的时候，几乎就完全无法预测。

著名物理学家、诺奖得主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说：“想想看，要是电子有感觉，研究物理学会是多么困难！”

牛顿有句名言：“我能算得出天体运行的轨迹，但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在南海泡沫中，牛顿一开始赚了7000英镑，他出售股票时已经觉得股价太高了，经不起一点理性的推敲。然而，在他清仓后，股市继续高歌猛进，把他的理性踩得一片狼藉。

牛顿开始怀疑人生，最后认为自己错了，在“回调”的时候全仓进场，结果亏了2万英镑，当时英国一艘军舰的造价是2.3万英镑。像很多“韭菜”一样，牛顿倒在了抄底的路上。剑桥大学为一贫如洗的牛顿提供了教授宿舍。好在他没有结婚，没有什么妻小。七年之后，牛顿去世，享年84岁。

橡树资本联席董事长霍华德·马克斯（Howard Marks）在他的著作《周期》一书中写到：“有件事我敢拍胸脯自信地说，股票市场表现符合正常水平绝对是不正常现象，所谓的常态其实是非常态。股票市场如此大幅度波动，根本不能用企业、行业、经济这些基本面变化来解释。股票市场经常大幅偏离正常收益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投资人的心理和情绪像钟摆一样大幅摆动。”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有句名言：“市场保持非理性的时间，比你保持不破产的时间更长。”过于超前的投资，和错误没有区别。

所罗门兄弟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考夫曼说：“亏钱很多的人有两大类，一类人什么也不知道，另一类人什么都知道。”知道得太多、太早，很可能会像前浪那样，死在沙滩上。

行为经济学与“心理史学”

20世纪中期，出现了一个热门新兴交叉学科，叫“行为金融学”或“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将心理学尤其是行为科学的理论融入到金融学之中，试图修正传统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这个假设饱受非议。罗素说：“据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我为了寻找这方面的证据，耗费了自己一生的心血。”

当然，传统经济学家并不认为行为经济学修正了“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而只是扩展了“理性经济人”中“理性”的含义。不管怎么样，行为金融学的大师们也先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山鼻祖卡尼曼（Daniel Kahneman）2002年获奖，席勒（Robert Shiller）2013年获奖，塞勒（Richard Thaler）2017年获奖。

人心难测，心之官则思。不过，准确地说是人脑难测，因为大脑才是人的思维器官。人类对于自己大脑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对于其他器官的研究，甚至落后于对于天体的研究。

大脑有时是我们的敌人，它在杀死你，而你全然不知。比如飞行空间定向障碍，或称“空间迷向”（Spatial Disorientation），就是晕向了，比如你以为你在平飞，而实际上你在往下俯冲。肯尼迪总统的儿子小约翰·肯尼迪就是死于空间迷向，葬身海底。

大脑有时还很容易受到外界毫不相干的信息的影响。卡尼曼和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们旋转一个标着1-100的数字的幸运轮盘，等指针停下指定一个数字后，问受试者：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成员国中占比多少？这个问题大部分人都不会知道，只好靠猜。

奇怪的是，他们猜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幸运轮盘上的数字。轮盘的指针指着10的那组，他们的回答平均是25%；轮盘的指针指着65的那组，他们的回答平均是45%。

这种现象被称为“锚定效应”（anchoring）。你可能认为，只有这种无关紧要的问题，人的决策才会这么容易受影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售楼小姐总是先带客户去看最大、最豪华、最贵的样板房，最后才带客户去看他们想看的房子。所有的售楼小姐一直都这么做，这很能说明问题。

除了锚定效应，还有无数其他心理效应，悄悄地干扰、左右着人类的决策。如果你了解后，可能会惊出一身冷汗：“我买了这辆车子，买了这个房子，娶了这个妻子，真的是我自己的选择吗？”

不仅仅是像你我这样的小人物做自己的小决策时会被大脑戏弄，大人物做决定人类命运的大决策时也是一样。

卡尼曼于2002年因他和特沃斯基提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誉为行为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他也是畅销书《思考，快与慢》的作者。

1974年，卡尼曼发表了一次题为《认知局限与公共决策判断》的演讲。他的开场白是这么说的：

“想到一个兼具情感系统和生理系统的有机体，一个被赋予超能力、仅凭按动几个按钮就能毁灭一切生物的人，决策时和一只丛林鼠并无太大差异，就不免让人心忧。古往今来，有多少重大决策不是在少数几个当权者的一念之间做出的？决策者如果未曾正视自己的思考过程，未曾控制自己的感情用事，则极有可能使整个社会的命运都因其领导人所犯的一些可被避免的错误而改写。”

总之，人对自己如何决策、为何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决策知之甚少，对他人如何决策、为何决策就知道得更少了，当无数人在一起同时互动时，决策的结果完全无法预测。

人类对此难以释怀，总是想象拥有预测并控制历史发展轨迹的能力，这是最终极的科幻。美国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于1951年出版了基地系列的第一部《基地》。一代宗师哈里·谢顿开创了一门高精尖的学科“心理史学”，通过十分深奥的数学模型，可以推演人类的未来。

谢顿预见到银河帝国逐步走向衰亡的过程，为了避免长达三万年的充满无知、野蛮和战争的黑暗时期，他建立了第一基地和第二基地，第一基地在明处，第二基地在暗处。第一基地的核心优势是先进的科技，比如核能；而第二基地的核心优势是参透人心、控制心灵的能力。真正左右银河帝国命运、为银河帝国人民保驾护航的是第二基地。

第二基地比第一基地科幻得多，人类可以实现第一基地的科技（不少已经实现），但很难实现第二基地的硬核科技。

在参透心灵、控制心灵的科技出现之前，所有的预测都是炼金术。

所以，不管是做企业还是做投资，都不要去靠预测宏观经济，因为根本测不准。

衰退和战争中的投资

因为宏观经济根本测不准，所以不要把对宏观经济的预测作为做企业、做投资的决策依据。但这并不是说完全不考虑宏观经济。

巴菲特说，自己并不关注宏观经济，只关注一个个企业。但他在关注某个企业的时候肯定会涉及对宏观经济的判断。他要做投资，就要对企业估值；不管用哪种估值方法，都需要对该企业将来产生的现金流以及适用的贴现率进行预测，这样才知道这个企业现在值多少钱。

在测算将来现金流的时候，首先就要预测将来的销售收入，为此就要预测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这就不可能不涉及对经济环境的一些判断。实际上，测算将来现金流的预算表中的每一项，多多少少都涉及对经济环境的判断。测算贴现率的每一项也多多少少都涉及对经济环境的判断。

但是，这不是说，你预测来年GDP增长5%，这个企业来年的销售收入就增长5%。个体企业的情况和宏观经济总体的情况很不一样。总体经济增长5%的时候，一个特定的企业销售收入可能增长5%、10%、20%、50%甚至100%，也有可能减少5％、10％、20%、50％甚至100%。

所以预测宏观经济对于判断特定企业的价值没有多大帮助，从这个角度来讲，做投资不要靠预测宏观经济。经济繁荣时，某些特定企业可能正在死亡；经济衰退时，某些特定企业可能正在崛起。不能根据宏观经济的趋势做投资。

巴菲特在2019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我一生中经历了很多次经济衰退。我出生在1930年8月30日，我记不清我到现在已经经历过8次还是9次经济衰退了，但是这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我们将来还会经历经济衰退，但是这不会改变我们投资经营的方式。经济衰退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机会，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很合适的好公司，我们就会积极地去买下它。”

费舍更是认为，不要让战争的阴云阻碍你买股票的决心。不管是一战还是二战，还是朝鲜战争，所有战争尘埃落定后，大部分的股票价格都会远高于战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每次战争来临时，政府就不得不印钱支付战争费用。这导致通货膨胀，战争总是使得货币变得不值钱。

他说：“因此，在人们产生战争预期或实际爆发战争时，卖出股票换成现金，从投资的角度来讲是一种极度无知的行为。”

这次新冠疫情期间，在实体经济连连受到重挫的同时，股市却节节高涨。特别是美国，美联储不断放松银根，增加货币供应量，又一次印证了费舍的观点。放水似乎成了政府应对所有危机的万灵药，只是后遗症需民众日后艰苦忍受。

总之，做投资不要把对于宏观经济趋势的预测作为决策的主要甚至唯一依据。

当然有一些投资者专门做宏观经济，利用各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进行套利。然而，这种投资想要长期维持成功，难度特别大。这里少不得要提一下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案例。

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简称LTCM）成立于1994年2月，掌门人是梅里韦瑟（Meriwether），被誉为能“点石成金”的华尔街债务套利之父。他聚集了一批精英加盟，包括1997年因期权定价Black-Scholes-Merton公式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默顿（Robert Merton）和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以及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及联储副主席莫里斯（David Mullis）。

但是这个荟集了职业巨星、学术巨人、公关明星的“梦幻组合”扬帆起航后短短四年，就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对冲错了方向，濒临破产。同年9月被美林、摩根收购，2000年倒闭清算。

经济不可预测，不可计划

从宏观经济的测不准原理还可以推出，经济不可以计划。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是灾难的不二配方。就算是大脑都需要给一线的神经足够的授权，让它们相机行事。

比如，你的手碰到火或者冰，会瞬间缩回。那一瞬间，你感觉不出火与冰的差别，手缩回来之后才分辨出来是烫还是冰。这种条件反射不是大脑控制的，而是脊髓神经控制的。如果要经过大脑的话，就来不及了。信号传到大脑，大脑做判断，再指挥你缩回手来，时间太长了，你很可能已经受伤。也许以前有过这样的生物，但他们都灭绝了。

总之，经济不可预测，不可计划。实际上就算可以预测，也不应该计划，因为计划的制定和实施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而官僚体系固有的特点将导致这种制度得不偿失，甚至适得其反。

王安石变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本来想通过国家积极主义促进平等，富国强兵，结果变法的措施被官僚变成窃取财富的高效手段。到十二世纪时宋朝政府从经济中攫取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其给社会做出的贡献，搞得民不聊生，国力大衰，直接导致北宋灭亡。正印了弗里德曼的那句名言：“集中化的权力，并不会因为创建者的善意，而变得无害。”

政府真正的角色是裁判，制定合理的游戏规则，确保稳定的游戏环境，使得做企业、做投资不需要预测宏观政策，不然就跟赌博差不多。所以巴菲特一再提醒投资者，一定要远离那些企业经营受政策影响巨大的经济体。

总之，让我们不要沉迷于预测宏观经济的炼金术，踏踏实实做一些有建设性的工作，做企业的把企业做好，做投资的把投资做好，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添砖加瓦。

为无为，则无不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