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陈龙

来源 | 远行客陈龙

编者按

在过去一万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人类最竭尽全力试图解决的，一直是生存和经济问题。

无可否认，我们进入了一个相对富足的时代。当人们不受物质匮乏所困，人的生活、思考、情感取向会如何变化？人会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人会不会变得更加自由独立，更加有思想、有情趣？因为有时间去探寻，他们的感情和体验会不会更加深刻？

随着经济社会进入丰裕时代，一个社会性格的跳跃式断代正在发生。在享受物质的愈发丰裕之时，却似乎并未经历思想的愈发丰饶。长江商学院陈龙教授从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的视角切入，挖掘富足时代的社会心态背后的深层原因，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陈龙

多伦多大学金融学博士阿里巴巴集团罗汉堂秘书长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凯恩斯的预判

有很多人已经想过类似的问题。1930年的时候，经济学家凯恩斯就写过一篇《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of our grandchildren）。在那个美国经济刚踏入大萧条的当口，他准确地判断说，我们既不应该因为觉得无能为力而悲观，也不应该因为害怕未知而扼杀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可能性。

然后他话锋一转，畅想孙辈长大了会面对什么样的未来。他相信，那是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经济已经不再是最大的问题。虽然还有人负责解决经济问题，但每天只工作三个小时已经足够。那时候，是那些用心把生活当作艺术去探索去体验的人，在决定未来的方向。在凯恩斯看来，物质世界的丰裕意味着精神世界更多的自由和提升。难道不应该如此吗？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今年4月加拿大通过了“全民基本收入计划”，以后每年会给每个家庭发放不低于2.4万美元的资金，以保证基本生存权。从经济的角度说，在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的方向，就是凯恩斯说的意思。

关键是，经济生活情况提高了，人的情感、思想、生活方式，会发生什么变化？凯恩斯的预测对吗？

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诊断

凯恩斯写完那篇文章20年之后，在1950年，美国几位社会学家（Riesman，Glazer，和Denney）写了一本石破天惊的书，叫《孤独的大众》（The Lonely Crowd），再次尝试回答那些问题。这是上世纪社会学家写过的最畅销的书，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弗里德曼的《市场和自由》，以及穆瑞的《失势：美国社会政策，1950-1980》一起，并列归为上世纪对美国社会心智影响最大的几本书。

二战后的美国，告别了大萧条，经济复苏很快，城镇化欣欣向荣，消费主导，并且消费升级。一切看起来很好，但骨子里，整个社会却正在经历技术、文化和心理的巨大冲击，人处在动荡不安的情绪里。《孤独》这本书，就是社会学家对当时社会变迁的诠释。

是不是听起来分外熟悉？让我们回顾一下这本书的主要观点，顺便把问题也回答了。

《孤独》一书通过研究发现，历史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大概遵循一个S型：最底下的平线，对应的是农耕时代，人口增长很慢。但这是一个高生育、高死亡的时代。因为死亡率高，寿命短，如果生育率低，人口会很快萎缩。一个妇女生很多孩子，是常态。在数千年农耕岁月中，人类社会的发展受制于土地和资源的限制，这是后来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推断的人口悲观论的典型场景。

然后是“S”往上延伸，人口高增长，对应的是工业革命时期。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科学知识积累，死亡率显著下降，但出生率并没有，所以人口增长快。再往后，又到了“S”的上平线，人口增长率显著下降，甚至负增长，但原因和原来的下平线完全不同。这一次，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低。人已经不愿意像原来一样生孩子了。第三个阶段，可以叫富足阶段，也可以叫大众消费阶段。三个阶段人口增长的差异告诉我们，在宏观层面，生育率是一个经济能力现象，也是一个社会心理现象，很难人为调控。

回到今天讨论的主要问题，在农耕、工业和富足三个阶段，人的生活、情感、思想状态，有哪些不同？

在农耕时代，因为人应对自然的能力非常有限，生命苦短，世界就像是一个充满不定性的神秘空间，所以人的主要态度，是对未知的敬畏，对传统和规则的服从，对神的崇拜，反过来很少想到创新，想到通过自己的能力改变世界。

到了工业革命阶段，虽然世界仍然充满了不定性，但是人已经广泛尝试通过创新改变世界的力量，这时候的人类，充满了发自内心的深思和自信，挑战世界的勇气。这是一个内心动力驱动思想的阶段。人类思想最丰富的时期，一个是在公元前数百年在欧洲和亚洲都发生的主要哲学思潮，一个就是工业革命时期。在这个阶段，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很多根本性的思想，都在改变我们如何理解世界。

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样的趋势应该随着技术和经济的进步而加强。但这恰恰是《孤独》这本书最重要的不同发现：1950年代的美国，已经进入了产品丰富，生活富足，大众消费的阶段。这时候，社会展现出来的最明显的特征，不是腾出时间来改变生活方式，追求深刻的东西，不是挖掘内心深处，而是通过可比群体的认同，或者说攀比，决定生活方式的品味。表现在以下方面：

从工业时代的“内心驱动”到富足时代的“同伴认同驱动”。人最重要的诉求，不再是英雄主义，不是被尊重，而是被爱，被群体认同。一方面，这是因为生活的富足，使得年轻一代在失去经济学家熊彼特描述“创新型破坏”中的奋斗动力。另一方面，城镇化也让群体交往和协同达到从未有过的密度。如果曾经有荒原狼，那么富足时代的人，更像一群一群的羊。

说到认同和尊重的区别，我们不妨回味一下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人类递进的五层需求：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认同比尊重更重要，说明到了富足时代，大众的主流需求，会停留在社交层面。

从“服从权威”到“群体表达”。“羊村部落”的形成并不意味着顺从；相反，他们会背离原来的服从体系。如果说农耕时代的社会性格是服从权威，工业时代的社会性格是崇拜英雄，那么富足时代的年轻人，更在意表达自己的意愿，但并不特别在意自己的观点是否深刻。这种根本的改变，在“前浪”和“后浪”之间，形成了一个断层。英雄和权威都不再“酷”。没有意识到这个社会心态的改变，前浪很容易被后浪抛弃。倒过来，后浪在反叛权威的时候，并不自知，因为没有经历过前浪。

同伴对比交流和大众传媒，成为影响心智最重要的方式。不再认同权威，不再苦读经典，而是同伴互相对比交流，同时电视、收音机这样的大众媒体，通过和不同群落对话，深刻塑造着大众的价值观。人类从来没有生活在一个如此关注周围看法的环境中。用《孤独》的话来说，人的注意力，从内心的陀螺仪，变成了时刻扫描世界的雷达。另外，对群体的认同，往往表现在群体内部的价值观的一致，以及对群体外部的反叛和不宽容。

《孤独》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美国社会的心理脉动。在随后的60年代，反文化、反权威运动兴起，嬉皮文化诞生。如预测的一样，这是一个失去英雄的社会的反叛。让人震惊的是，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或许在表达方式上有所改变，但富足社会带来的中产阶段的这些社会性格，本质上还在延续，在加深。

如何理解中国当下？

当下的中国，和前面描述的踏入富足时代的美国，很多现象何其类似！

工业革命和城镇化带来的富足趋势，和大半个世纪之前的美国并没有本质区别。互联网更让人时时刻刻生活在社区，在审视世界的雷达里。

想想一个人几个小时不看微信，不看看朋友们在关心和讨论什么，会何其难受。权威正在受到挑战，前浪常常被后浪漠视，或者不留情面地评价。没有经过深思的表达和情绪的宣泄，每天都在病毒般的传播；表达和情绪很重要，但不见得有很多对真相、对深刻的向往。在这个环境中，人的生活和消费方式、情感取向和世界观被影响，被塑造。

所以，世界并没有沿着凯恩斯的判断发展，也没有往马克思预想的越来越高的精神文明演进。如果我们看一下世界上中等收入以上、相对富有的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并不是开启新的追求和生活，而是继续赚更多的钱，并且消费。客观而言，无论从思想还是情感上而言，他们都没有更加深刻。

我想，之所以人类会这样，本质上是因为，人并非天然深刻，也没有意愿如此。任何深刻的体验，都需要消耗能量。所以历史上深刻的体验，都是在重重压力下、在突破现状中产生的。当富足让人类有余地和选择的时候，当压力越来越小的时候，大部分人的选择是过简单、从众、容易甚至肤浅的生活。这个选择，藏在我们的DNA里面。

当然，不会所有的人都是如此。会有人往深、往远、往自由的方向去。但我相信这不会是大多数，因为没有远足的动力。人本质上是孤独的，是需要引导的。在以往，他们服从权威，追随英雄；在今天，他们更在意彼此的评价而非深度。

让我总结一下这篇文章想要表达的核心观点：

第一，参看美国发展史，随着经济社会进入丰裕时代，一个社会性格的跳跃式断代正在发生。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面几十年展示的是和工业时期对应的内心驱动的精神，那么现在正在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新的社会心态，我们或可称之为“群落共识时代”。历史还告诉我们，这个状态会延续下去。

第二，两个核心因素促成了新的社会性格的形成。第一个因素是更加安逸、有保障的生活，生存压力的减弱，是这个时代的福音，也是诅咒。

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让年轻人失去了在思想、情感上深刻体验和洞察的机会，另一方面也让年轻人减少了精神负担，以及对权威和英雄的依赖，甚至产生反叛。年轻的一代不见得深刻，却可以反叛。

第三，第二个因素是前所未有的城镇化和移动互联，让每个人都随时随地连接在某个/某些“群落”中。

精神的重心从内观转变成雷达。通过以群落为载体的更多更快的表达、认同、互相影响，以及数字媒体的传播，构成了新的社会性格的重要部分。可以说，每个人都是自媒体，而每个人也在自己编织的网络中无法逃遁。这个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人的生活、消费、思想和情感偏好。

第四，整个社会对这些趋势的认知是不够的，更不用说准备。

表现在前浪和后浪在思想甚至语言体系上的互不理解，既发生在社会上，也发生在大量企业组织内部。很多权威和英雄，在飞快被遗忘和否定。很多机构对病毒般传播的未经验证的观点和想法，影响到自身，却感到束手无策。这样的例子枚不胜举。

无论喜欢与否，中国的经济社会正在走入富足/大众消费时代，社会心态则正在走入群落共识时代。这个时期的社会特征会持续很久。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一起来关注社会奔涌的暗流，一起帮助社会降低拥抱变化的代价，增加文明的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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