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China网讯】2017年12月1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二届国家发展论坛——“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改革开放”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活动启动式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隆重举行。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教授发表了以“劳动力资源分配”为主旨重要演讲，以下内容整理自蔡昉教授现场演讲内容。

㈠ 国外经济学家唱衰中国经济的三种论调

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觉得，在经济学这个学科里，还是有很多(论调)不利于我们真正把事情讲出中国特色、不利于我们总结出一般性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改革。

我把它归纳为三类观点，很多经济学家都引用这些观点，形容中国经济发展。这些观点还在或多或少影响着我们。

①哈耶克的观点：“有一类社会变化实际上它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意为：你没有朝着某个既定的方向去努力，只是靠瞎碰的方式来达到目标。又或者理解为你本来想向东走，结果你无意中走到了西边。这种观点，很多经济学家都在引用，认为哈耶克的表述在中国得到了最典型的印证，中国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改革结果。

②过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钱纳里的观点，“一个国家如果认识到了它的体制弊端，它去改革，解除制度弊端。后来他说过：不存在发展的必要条件的情况下，也能加快发展。”这句话有些经济学家用来描述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他们说我们不具备发展条件。但这种观点容易让人困惑，如果“不具备发展条件”，那这四十年来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又是从何而来的?

③克鲁格曼-扬诅咒。这两位经济学家都有大量唱衰中国经济的理论。因为二位都是严肃的学者，经济学地位很高，所以我把他们放在一起。

先说个背景小故事：

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讲过这样的故事：2000年新加坡国父李光耀问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教授:“你说我们新加坡仅仅靠高积累高投资，经济发展不可持续，但我们50%的积累力，长达40多年，仍在一直持续高增长，您如何解释呢?”这个故事说明，当不知道经济源泉是什么的时候，很多人把经济增长成果归功于改革。实际上，仅靠改革，解除制度弊端，那只会产生一次性效应，它带来的经济增长只能回归到生产可能性边界效应，很难保持持久高度的经济增长。

从九十年代起，克鲁格曼、扬这两位经济学家就开始批评东亚发展模式，曾经批评道“东亚所谓四小虎只不过是纸老虎，因为只有生产要素的投入，没有技术进步，没有生产率的提高，所以东亚的发展既不是什么奇迹，也不可持续。”93年是世界银行称东亚经济模式为“东亚奇迹”，94年林毅夫老师、我和李周写了《中国的奇迹》，接下来，他们转向批评中国：说中国也会像四小龙一样，不可能持续发展。

克鲁格曼、扬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那持续多长时间才算可持续?到今天中国已成功经持续发展40年了。所以我想通过今天这个机会，讲一讲中国的改革开放如何主动清除制度障碍，促进劳动力重新配制，创造经济增长的条件。

㈡ 充分条件“改革开放”必要条件“人口红利”

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是改革开放，必要条件实际上就是人口红利。过去的经济理论不管说自己是什么派，主流的经济学家使用的都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资本报酬要递减，虽然资本家给你提供了一个赶超并且“趋同“”的机会，有人就“趋同”的观点算过，可能要花一两百年才一个落后国家才能和一个发达国家基本持平。这其实这个观点很悲观，也就注定了一个后起的国家，找不到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反观中国，过去的40年里头，GDP总量增长了29倍，人均GDP增长了20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了16倍，同时这个16倍是由劳动生产率增长16.7倍来支撑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时间长，而且又非常快，这样的经济增长一定是有来源的，我想把它归结为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不仅仅是个禀赋，因为世界上具有人口优势的国家不仅只有中国，非洲也有人口红利，印度也有人口红利。只有在经济发生改革和开放，并且走对了这条路的时候，才可能把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我想强调的，还是改革本身，并不过多的强调人口红利这件事。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具有人口红利的时期、潜在人口红利的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时期完全重合的。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它在最快的增长时期，正好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直持续到了2010年。而与此同时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也在快速增长，也就是说，15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人口，这两个点形成了剪刀叉，它正好是我们人口变得越来越有生产性，人口抚养比越来越低的过程。而整个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过去的改革开放的时机。所以这个两点的高度重合，也是难得的巧合。

㈢ 中国的经济增长到底有哪几个部分组成?

第一是资本积累 (劳动力变投资来源)

第二是人口红利 (劳动力的充足供给)

第三是生产力的进步(劳动生产力提高)

⑴分解一下中国经济每年9.7%的增长速度是由什么构成就可以发现，最大的部分是资本积累。很多中国经济学家都这么认为，包括克鲁格曼-扬也是这么说，经济增长就是需要要素的投入，而且是物质资本的投入才能完成资本的积累。但是实际上资本的积累和我们的人口红利、人口结构也是有关的，这是一个特定的经济发展时期的重要源泉。

为什么说人口结构也会带来资本积累呢?

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因为人口抚养比在不断下降，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更多的人是劳动力，这样人口结构，可以使剩余得到积累，从而变成投资的来源。

第二个条件是说你有资本来源投资，还要有回报率。因为在这个发展阶段上，劳动力无限供给，因此积累了资本，投资了资本，不会带来资本报酬递减。与此同时也证明了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是相当高的。

由以上这两条我们可以看到，有足够的资本积累，又有足够高的回报率，因此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⑵通过上面的分析，就很好理解劳动力供给充足的带来的好处。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从数量上，不断有新生劳动力成长，并且不断地进入劳动力市场，这就意味着有更高人力资本的新生力量，不断地改善劳动力的存量，因此人力资本也在人口红利中得到了改善。

⑶生产力进步的因素，可以从中看到，有很大一部分是生产力低的部门转向生产力高的部门，因此资源配置得到了改善，生产力就得到了提高，无论是劳动生产力还是全要素生产力。

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总共有16.7倍的劳动生产力得到了提高，其中大概只有一半多一点的贡献来自于一二三产业中自身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带来的累计效应。还有接近一半，也就是40%多源自于一二三产业中的资源重新配置，也就是劳动力等资源，按照生产力提高的顺序，不断地从生产力低的部门，流向到生产力高的部门去。这种资源重新配置，贡献了接近一半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全要素生产力也是如此。因此说这些都是和人口因素密切相关的。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估算至少在2010年之前，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GDP的增长率)但不是实际的，加入了人口因素之后，理论上推算出来得到大概是10%左右。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人口红利消失了的话，潜在的经济增长率自然也会下降。这是我对过去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

㈣ 劳动力市场改革的作用

回到劳动力市场改革，把人口红利从一个潜在的经济发展条件，转变为真实的经济增长源泉，这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因为这个过程非常庞大，历时很久，有很多内容要讲，我想用简单的自身经历来解释，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改革解决的三个问题：

⑴劳动力退出问题

劳动力如何从剩余状态，也就是从生产力低的部门退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体制变革。过去我们研究农业经济，会提到人民公社体制没有效率，因为它会给每一个人定一个工分值，这都是确定好的。我插队的时候就给我按照女劳动力定，每天挣5.5个工分分，因为指定好的知青就是5.5个工分。所以年底不管是打下多少粮食，最后折成钱，折一个分是多少，这些钱和工分都是固定的。但是你每天都得干活，不去就没有这个分，你只要去了，不管干多干少，干好干坏，5.5分一定会记上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偷懒了，对生产队的生产做出了负贡献的话，我不会全部承担这个结果，会由全队的人共同承担，因此大家都会倾向于不努力的工作。

这个有人看成是退出的方式。因为激励机制不激励人们去努力工作，因此也不允许实际上的退出，不许外出打工，不许搞资本主义的副业，唯一的办法就是偷懒，这就是一种退出方式。

但是改革给你一种资源的配置权利，你可以自己决定干多少，在什么时候干，剩余的劳动力就可以退出来。因此第一步，农村的改革，赋予了农民把劳动力退出生产力低的部门，去重新配置的权利。这是第一步改革。

⑵劳动力流动的权利问题

农民如果从土地上退出来了，应该去哪儿?大体上看随着制度约束不断地解除，农民过去叫“生产队的社员”，后来没有人民公社了，就是农户。

他们首先从以粮为纲退到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种植业等等。

后来发展了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转移到了非农产业当中，但是还没有离开乡村。

再以后又允许他们长途贩运农产品，第一次突破了地域界线，他们可以到临近的城镇去就业。

直到粮票制度取消以后，他们可以进入到周边的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从中西部地区流向沿海城市，几乎可以充分流动。

⑶劳动力进入权的问题

最初农民剩余劳动力可以转出来，但是转出来就只能在乡镇企业就业，进入到城市里没有户口，没有粮票，没有公安局的认可，而且企业也没有进行劳动制度的改革，所以也不敢雇佣外来人口。因此他们劳动力很有限。

但是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发育，特别是最大的一次劳动力市场改革，发生在90年代末期。当时的改革打破了城市职工的大锅饭，大批职工下岗失业。但是在付出了代价之后，劳动力市场便得到了发育。城市的下岗劳动者想回到岗位上必须通过市场，虽说会在政府的协助下回到岗位上，但是主要还是通过市场。新成长的劳动力，刚毕业的学生，也不再得到分配工作，他们都必须到市场上去找。相应的，农村进城的劳动力也就跟他们一起具有了同等的竞争同一个岗位的权利。

虽然还有很多制度性的约束，但是通过退出、流动和进入权利的不断获得，我们劳动力资源得到了重新配置。这样的重新配置就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增长的长期保持。

在劳动力市场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创造了很多特殊的经验，解决了前苏联动乱是在劳动力市场改革中的困境。虽说前苏联不具有那么多的剩余劳动力，不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但是他们也有企业冗员，生产效率也比较低，因此当面临改革的时候，就会有两种的调整方式，一个是数量的调整，也就是人员的调整，如果不需要这么多，就让他们失业。第二种调整方式，也可以不让他们失业，只是利用价格来把人员出清，因此降低他们的工资水平，这同样也导致了生活水平的下降，一部分人从改革中得不到收益的状况。所以中国渐进式的劳动力市场发育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总体上我们是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

㈤劳动力的重新配置

⑴劳动力比重的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和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总量，是不断地下降的。但统计年鉴上表明中国还有这么多劳动力，是不太符合逻辑的。经过了30多年的劳动力市场发育后，大量的农民工进城，目前存量大约有1.7亿农民工，这被国际上称作人类和平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产生的结果还是有接近30%的人还在农业中就业，这说不通，但现实中的确如此。

同时如果按照统计局的数据来看，过去的30多年，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速度远远慢于日本和韩国在类似的同一时期结构变化的速度，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大大滞后，改革开放之后这么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剧烈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么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如果仍旧远远落后于他们的结构调整速度，也是说不通的。

我进行了一些估算，也有一些微观的调查和观察，可以看到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效果，农业劳动力比重大规模下降，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很自然就可以看到现在劳动力的就业构成中，尤其是2010年之后，城市劳动力占就业的总构成比例。开始下降了。这正好是我们城市的就业中的有城市户口的这批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所占的比例开始下降了，这样的变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城市每年都有劳动力的增量，今年也有1000多万，他们从哪儿来的呢?是我们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计入到了统计中，农民工计入统计的人数越来越多，保证了我们城市的劳动力继续增长。即使如此，还有相当多农民工也在城市就业，但是尚未被统计包括在我们现行的就业人数之中。因此我们目前城市的劳动力的供给是靠农民工支撑的，但即便如此，我们总量目前也开始了下降的过程。

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产业结构过去是依靠劳动力增长来支撑的话，这个新的变化很自然会导致我们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事实上2012年已经表现了出来。

⑵新生劳动力弥补返乡劳动力

中国目前人均GDP 8000多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未来5年里，预计要达到12000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个过程中，要赶超的那些和中国发展水平接近的国家，中国的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面临着要继续下降的挑战。城市化的水平方面，和我们要赶超的国家相比，也面临着一个赶超的任务。所以说城市化的进展和劳动力调整，远远没有结束。

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如果看人口数字的话，可以发现，农村16岁到1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2014年达到峰值以后已经开始负增长了。16岁到19岁年龄段的劳动力大部分也就是农村每年初高中毕业的学生，他们毕业以后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城打工。除了他们还有没有别人进城打工呢?答案是否定的，目前中国的一代农民工都是40岁以上，甚至50岁以上，他们目前是不会再转移了，每年新增长，来到城市的16岁到19岁的学生们，毕业了就进城，可是每年进城农民工的数量，在过去两年里基本上是停滞的，每年只增加大概三四十万的样子，和1.7亿的存量比就微不足道了。

这个状况是什么结果导致的呢?我最近做了一个统计游戏，它是真实的数字，虽然不那么准确，大家可以参考，因为我们最近在讨论一些现象。每年有大约有3600万16到19岁的年轻劳动力进城，如果他们都进来了，其他劳动力不发生变化，每年应该有3600万的新增量农民工。但是统计来看大概只有几十万的新增量，就是接近于零增长。那就意味着一定有相同数量的人从现有的农民工存量中回乡，可以发现40岁到64岁的人回乡的概率比较高，这部分人有多少呢?目前是7400万，大概是3600万进城年轻劳动力的一半。40岁以上的农民工，他们的返乡意愿(概率)是50%，于是50%的返乡概率和百分之百的新成长劳动力进城形成了一个均衡。

⑶劳动力均衡配置

中国未来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加公平的经济增长，更需要依靠劳动生产力，靠资源重新配置。增加劳动力的净流量，我们要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让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实现户籍制度的改革。十九大中也明确讲到，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未来生产率的提高，不再能够靠劳动力从低生产力部门向高生产力部门大规模的转变，越来越会集中到行业内部，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

这部分资源重新配置也会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做出贡献，但是自然也会造成破坏，比如有一些人会下岗，有一些人会造成摩擦性的结构性的失业，这时候我们劳动力市场改革进一步方面就是要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建设，加大社会保护的力度。

后记：本文根据蔡昉在论坛上发表的演讲整理，(未经本人确认)。

版权声明：本文由MBAChina网整理，文章内容来自国发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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