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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吴晗在明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早期的论著《胡惟庸党案考》《明成祖生母考》等都堪称经典之作。他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数易其稿的《朱元璋传》，在史学界乃至现实生活中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吴晗故居

1937年9月，吴晗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邀请，离开北平，经过香港乘船到达越南海防，取道云南河口入滇。同行的有文学家施蛰存，同样应熊庆来的邀请到云南大学执教。到达昆明后，吴晗和施蛰存都住在翠湖边上的云大教授宿舍。其时，吴晗仅有28岁，但云大破格聘任其担任文史系教授，成为云大最年轻的教授。在云大任教期间，吴晗除了教课的任务之外，还写了许多有关明史研究的文章，如《明代之粮长及其他》《投下考》《记明实录》《明代汉族之发展》等论文，受到张荫麟、罗尔纲等师友的较高评价。

1940年，西南联大聘请吴晗担任历史系副教授，是年夏，他到四川叙永西南联大分校，为分校学生讲授“中国通史”课程。作为文法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中国通史”课没有统一的教材，吴晗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思路，将其确定为12个专题：石器时代、殷商社会、春秋封建、战国七雄、土地制度（田制）、从募兵到征兵（兵制）、刑法制度、科举制度、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抗战救国，着重讲述各种制度在各个朝代的演变。“如他讲石器时代，基本观点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的进化论思想，也接受了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一书的观点。至于讲各种制度，也都是从古到今，分析各个朝代实行这些制度的得失，带有一定的批判性。”特别是讲到“抗战救国”时，面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现实，他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大谈全民抗战，誓死不当亡国奴。据他的学生后来回忆说：“史实的叙述侧重在每个制度形成发展和失败的原因，常提到农民的痛苦生活和暴动反抗。对李自成、岳飞、文天祥、王安石给了很高的评价。黑板上的字迹很挺拔，讲课的声音宏大而急促”，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吴晗先生和他的妻子袁震

1941年9月，西南联大叙永分校结束，吴晗随叙永分校师生回到昆明。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国际海陆交通线被日寇封锁，中国侨汇断绝，国内经济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由于经济环境不断恶化，教授生活水平一落千丈。据新中国成立后吴晗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那时候我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住在昆明府甬道小菜市场旁边的一座破楼里……一面教书，一面写书，一面还得干家务，照料病人——我的妻子，在闹柴米、油盐、扫地、炒菜、洗碗的时候，还得和学生、和朋友谈话，讨论问题……身份早已经没有了，穿得破破烂烂，除了自己的学生，谁都以为你是个难民。”到1943年，由于夫人袁震经常生病，躺在床上不能起来，吴晗的生活陷入窘境，此时正好“战国策派”学者林同济从重庆到昆明，以1万元优厚稿酬约请吴晗写一本8万-10万字的《明太祖》。吴晗为了生活，接受了约稿，1943年7月到9月，吴晗用了两个月时间完成了书稿，以书名《由僧钵到皇权》在重庆在创出版社出版。《由僧钵到皇权》全书分为《流浪青年》《从士兵到统帅》《开国皇帝》《恐怖政治》《家庭生活》共5章。“由于他文笔生动，善于取材，所以这本书读起来颇能引人入胜，不失为一本好的通俗历史读物。”如他对朱元璋一生的转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讨张士诚檄）把朱元璋的一生划为两段，过去他是贫农和穷人的领袖，此后则是地主、巨绅的保护人；过去他一力破坏现状，此后则一转而为最保守的现状维持派了。”同年，该书还由潘公展、印维廉主编的《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收入第一辑，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书名改称《明太祖》。可以说，《由僧钵到皇权》和《明太祖》虽然书名不同，但两本书的内容是一样的，吴晗在1948年完成的《朱元璋传》就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修改完善的。

《朱元璋传》

与此同时，吴晗在西南联大还写了许多杂文，发表在云南的报刊上。如在1943年11月14日的《云南日报》上，就有他发表的《论贪污》:“贪污这一现象，假如我们肯细心翻读过去每一朝代的历史，不禁令人很痛心的发现‘无代无之’，竟是与史实同寿！我们这时代，不应该再讳疾忌医了，更不应该蒙在鼓里自欺欺人了。”其后，吴晗又发表《贪污史的一章》，针对明代官吏的贪污，加以剖析，指出贪污风气的形成，是由于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不好，暗中指出国民党官员的贪污，也是社会环境、政治制度不好造成的。在1944年昆明《正义报·新论衡周刊》上，他发表《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讲述了明朝灭亡后，明贵族官僚在南京又建立一个小朝廷，他对小朝廷的首脑人物，逐个加以批判和揭露。在此，吴晗提醒人们“历史是面镜子”，要用300年前的南明小朝廷这面镜子，来照照国民政府的统治。可以说，在他发表的杂文中，充分发挥了以史为鉴的作用。

吴晗先生《论说谎政治》

1943年7月，吴晗经周新民、潘光旦的介绍，正式加入民主政团同盟，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和争取民主的运动。对此，吴晗在他的自传中说：“袁震的同乡同学李文宜（中共党员）来看我们，她的爱人周新民（中共党员）常和我们来往。他讲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道理，并介绍我见华岗同志，我第一次知道统一战线这件事。结果，我在1943年参加民主同盟，不久就被选为民盟中委，直接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了。”吴晗加入民盟后，迅速动员闻一多教授加入该组织，同时，还先后介绍闻家驷、夏康农等入盟。中共为了帮助在昆明的高级知识分子知晓国内国际形势，宣传抗日建国的主张，遂由华岗等人倡导成立“西南文化研究会”，会址设在北门街唐家花园。研究会每月活动两次，由一位与会者作学术报告或时事报告，然后展开热烈的讨论。在研究会上，罗隆基、华岗分别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闻一多、吴晗等指斥时弊的演讲，后来都写成杂文在报刊上发表。

1944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为了应付太平洋战场的不利形势，急于打通中国大陆的交通线，又一次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动进攻。在日寇的进攻面前，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在此背景下，昆明的民主运动逐步开展起来，以西南联大师生为骨干的集体组织了一系列的演讲会、报告会，反对独裁统治。这些集会分别由吴晗和闻一多、李公朴、楚图南、罗隆基等主讲。如在1944年5月3日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的集会上，张奚若、吴晗、周炳琳等教授纷纷登台演讲。吴晗的发言慷慨激昂，分析了“五四”时代和当前的情形，指出“五四运动为的是要打破一个牢笼，打破一种束缚，那种束缚是打破了。然而在今天我们又面对着一种新的牢笼与束缚”。

吴晗先生在台上演讲

其时，吴晗除了积极参加师生组织的各种活动外，还协同中共地下党组织以及部分青年，一同做团结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像费孝通、邵循正、费青、向达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吴晗的影响。同年12月9日，民盟云南省支部机关刊物《民主周刊》创刊，吴晗、闻一多等都是编委，吴晗还被编委会推举为主编。《民主周刊》在云南各地发行，一直深入到偏僻的州县，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除了积极参加《民主周刊》的编辑外，他还关心其他刊物的成长。“吴晗和闻一多、尚钺等教授还指导民青编印《渝风》杂志。这个杂志经常转载新华社的文章和报导，刊载指导学生运动的思想评论，介绍大后方民主运动情况和解放区情况，以及抨击国民党反动政策的文章。”可以说，吴晗一直与闻一多、李公朴等在一起，与民主青年并肩战斗在爱国民主运动的最前沿。1945年5月3日，昆明大中专学生和各界人士在西南联大东食堂举行“五四以来青年运动总检讨”大会，吴晗在会上发表《论五四运动》的演讲，号召青年人继承五四光荣的革命传统，继续为民主和自由而努力。5月4日，昆明市各界青年纪念五四大会和示威游行，吴晗、闻一多等教授和青年学生们手挽手地走在队伍的最前列。11月25日，由西南联大、云大、中法、英专等大学的学生自治会联合召开的反内战时事讲演晚会及后来声势浩大的“一二·一”运动，吴晗不仅积极参与筹备组织工作，还公开出面演讲、做报告，带领教授罢课。他被称为“吴晗诺夫”，闻一多被称为“闻一多夫”，罗隆基被称为“罗隆斯基”。因此，“在昆明的民主运动中，他和闻一多、李公朴等逐步成为坚强的民主战士。闻一多被称为‘狮子’，吴晗被称为‘老虎’。”

由于吴晗是昆明爱国民主运动的中坚人物，国民党欲除之而后快，已列入特务暗杀的黑名单中，据说是李公朴、闻一多后的第三人。1946年5月，西南联大结束，吴晗为了处理民盟的事情，需要在昆明停留一段时间，但此时恰逢夫人袁震病情加重，需要手术治疗，他于5月7日与夫人袁震乘机离开昆明赴重庆，6月初到达上海为夫人治病。7月中旬，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枪手杀害，吴晗在悲痛之余，先后写下《哭公朴》《哭一多》，深情怀念两位战友。1946年8月，吴晗回到阔别9年的北平，任职于清华历史系。

（内容选自《西南联大人物故事集》）

清华大学吴晗雕像

大师生平简介

吴晗（1909-1969），原名吴春晗，字伯辰，笔名语轩、酉生等，浙江义乌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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