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China网讯】

任何一个行业都离不开标准。你也许曾关注过微博上热闹一时的联想与华为“投票门”，但你可曾想过，关于标准制定，到底谁说了算？相信今天的学者观点一定会对你有所启发，让我们听听胡业飞老师怎么说。

标准，或称技术标准（Technical Standard），是由标准化组织经过法定程序，成立专门的标准起草小组，通过选择、协商、 确定、公告等一系列步骤制定而成的技术规范方案。标准不仅是工业生产所不可缺少的要素，也是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准不仅可以促进技术的商业化、产品的规模化生产以及技术知识的扩散，更为重要的是，重大技术标准的代际变迁（例如无线通讯标准从2G到5G），可以直接带领整个产业迈入发展新阶段，形成新的市场格局。在这个过程中，掌握标准制定主导权的企业，往往能够借机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因此，为争取参与制定标准的机会，企业与企业之间会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进行着激励的竞争。社会对标准制定问题也愈发关注，2018年上半年涉及联想与华为的“5G标准投票门”事件以及下半年“虹鳟纳入三文鱼团体标准”案都成为全国人民关注讨论的热点。

现实中，什么样的企业更有可能拿到技术标准的制定机会呢？产业界与学术界都把一句谚语认定为常识，即“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品牌，一流企业做标准”。然而，在我国国内市场层面，行业内的一流企业似乎未必能够拿到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制定机会。在各行各业，都能够观察到，一些行业领军的“一流企业”却未能加入负责制定国家或行业标准的起草组中（例如光伏、风电以及最近媒体所关注的“辣条标准的河南湖南两省之争”）。那么，为什么人们的常识与现实情况发生了冲突呢？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的胡业飞老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胡业飞老师提出一个假设，即：政府主导下的中国标准化制度，决定了本国标准化系统内稀缺资源（国家与行业标准制定机会）的配置结果。胡业飞老师通过定性与定量方法对这一假设进行了检验。定性研究部分发现：中国标准化制度的核心特征是政府全面集中了标准化管理权力，但在专业性与注意力的局限下，政府不得不与各行业的标准化组织承接单位（某一特定的事业单位、协会或企业）建立了选择性配置制定标准机会的“委托-代理”关系。但信息不对称与组织目标差异催生了“委托-代理失灵”现象，标准化组织承接单位利用其配置标准制定机会的权力，向企业收取租金。为降低寻租风险，最大化寻租收益，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成为秘书处建立“合作式寻租”关系的优先选择。最终，中国标准化制度运作带来的标准制定机会配置结果是：企业的政治关联（而非“一流企业”拥有的创新能力或企业规模）成为决定企业获得标准制定机会数量的显著影响因素。胡业飞老师的定量研究部分通过对多个行业企业数据的分析，证明：在当前中国标准化制度的运作下，标准制定机会确实更多地流向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那里。

胡业飞老师的研究发现，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何近年来产业界内部不断有人发声，对国内技术标准的质量水平发出批评：当具备创新能力的部分一流企业无法得到标准制定机会时，技术标准方案的质量与创新性一定程度上将有所折损。该研究对中国标准化体系的未来改革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胡业飞，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获管理学博士，复旦大学硕士、学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科技创*策、技术标准与标准化、公私部门合作治理及新技术的规制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