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China网讯】在中国的“浙商界”，有很多一生专注于看似平凡的事，却在世界舞台上以各自的方式展现“不平凡”的光芒。

他们是11月17日将莅临“全球浙商创新创业论坛：企业家精神的力量”现场作分享的嘉宾——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论坛开始前，让我们先来走近这两位兼具“创新创业精神”与“企业家精神”的世界知名浙商。

汪力成：青蒿素产业化的“助推者和践行者”

2015年12月11日，当来自中国的屠呦呦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接过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奖章时，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感慨万分：中国人终于获得这份迟来的认可。

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 汪力成

全球浙商创新创业论坛分享嘉宾

将在论坛现场探讨“浙商企业家精神传承与激发、企业家精神与浙商创新发展”

作为屠呦呦的浙江老乡，汪力成可谓是不折不扣助推青蒿素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幕后英雄”。很早以前，华立就以“产业兴国”之心，率先承担起了青蒿素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使命和重任，以责任之心、民族之情，践行青蒿素产业之路。2014年，华立集团收购北京华方科泰，此举使其拥有了青蒿素业务完整的产业链，成为全球最大的抗疟药原料药生产基地，也是全球品种最全的抗疟药品供应商。

而华立涉足青蒿素项目可以说是偶然中的必然。“我们集团之前主要做仪表和电力自动化，从来没想过做医药行业。”汪力成说，转折点是他在重庆听到的有关青蒿素的感人故事。重庆酉阳是青蒿的主要产地之一，2000年，汪力成在酉阳考察时了解到，当时国内的青蒿素生产普遍存在小、散、乱和各自为营的现象，急需一家愿意做出表率、打通全产业链的企业。在一次会面中，当地政府请来了从事青蒿素研究多年的专家们，汪力成从老一代兢兢业业的科学家们口中得知：早日实现青蒿素产业化是一代科学家们共同的心愿，可是这条路困难重重。

汪力成很受震动：“这是唯一被世界公认的中国人发明的技术，作为中国企业，有足够的理由和责任，助推其实现产业化的梦想。”随后他毅然决定要将代表中国国药的青蒿素推向世界，接过青蒿素产业化的艰难重任，并以青蒿素产业作为华立集团寻求主业转型的医药产业入口。

2000年开始，汪力成跑遍全球，上至世界卫生组织，下至原料种植基地，精心搭建青蒿素从种植、提纯、制剂到国际销售的全产业链。对汪力成来说，生产青蒿素药品具有崇高意义，一方面解决了国内以种植青蒿为生的贫困农民的生计，另一方面又挽救了世界上贫苦地区需要这种药品救命的人。“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虽然青蒿产业利润贡献不高，但是作为一家中国企业，这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和彰显民族使命感的最好体现。作为企业家需要有这种情怀和使命。”汪力成说。

除了推动青蒿素产业化，这位最早走出国门的浙商代表、引领中国企业“抱团出海”的成功典范，也是海外工业唐人街的“创建者和探索者”。在汪力成的带领下，2005年，华立在泰国东部罗勇府建立了第一个境外工业园，被称作泰国的“工业唐人街”，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路上的金名片;2015年，华立集团在海外建设第二个大规模中国境外工业园区——北美华富山工业园。而除了海外工业园，华立自身还在海外投资建立了各类产业的生产基地和业务机构，代理和销售的产品遍及全球。

汪力成说，中国企业海外起步的艰难情况不仅华立会遇到，其他中国企业也会遇到，而建立境外工业园的初衷是希望中国企业通过华立海外平台，抱团出海更便捷，希望更多中国企业能够实现从产品走出去到产业走出去的国际化梦想。

这也许就是这位“幕后英雄”成功源于担当、激情成就梦想的企业家精神所在。无论世界如何千变万化，汪力成“守护绿色家园、分享健康生活”的初心始终坚定不移。

丁列明：一个有科学脑袋的开拓者和经营者

凯美纳，中国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靶向抗癌药，打破了小分子靶向药物领域国外大型制药企业的垄断。顶尖医学杂志《柳叶刀》曾全文发表凯美纳Ⅲ期临床研究结果，评价它“代表了肿瘤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而凯美纳研发的领军人物正是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因其在中国生物医疗领域的杰出贡献，他成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中的优秀代表。同时，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丁列明，近年来也为促进中国医药创新发展 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医药卫生事业进步等。

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

全球浙商创新创业论坛分享嘉宾

将在论坛现场探讨“企业家精神与浙商创新发展”

时光是最好的磨练，刻苦则是最生动的注脚。这个从山村中走出的农家孩子，在启程之初根本不会想到，日后会成为被美国同行尊敬的Dr.Ding，成为中国肺癌病人的生命救星，成为国家战略规划的参与者与制定者。

1963年，丁列明出生在嵊州市石璜镇的一个小山村，考上大学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动力：将来是穿皮鞋还是穿草鞋。带着全村的重托与期望，装着“哪个社会都需要医生”的质朴念头，丁列明顺利完成学业，攻读了传染病学硕士专业，三年后学成留校任教和研究。1992年，他作为校际交流生，被国家公派前往美国佛吉尼亚大学医学院传染病研究所任访问学者。丁列明把分分秒秒都用在了科研上，家中、图书馆、科研室是他每天单调的三点*。1996年，他通过了美国医学博士考试，2000年成为病理科执业医师。

医师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受尊敬的职业，当美国人称呼丁列明为Dr.Ding的那一刻，他嘴角露出了笑容，觉得自己赢得了尊重，获得了主流社会的认可。“那是一个很好的年代，很多走出国内的中国人，都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回首人生中第二次转型，丁列明如是说。然而正是在那个时代，丁列明却毅然选择了回国创业，“做国人用得起的抗癌药。”

2002年7月，丁列明与已在耶鲁大学做博士后的王印祥博士和医用化学博士张晓东聚在一起，共同商讨由张晓东设计、多位博士共同参与的靶向抗癌新药项目的推进问题。这是一个国际尖端项目，已有较好的实验结果，但要往前推进却遇到资金和人员等困难。在美国的医药体系中，实验室研发和新药试制是分离的，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可以完成新药的实验室研发，却无力支撑起临床使用，这需要花费十亿美金，只有大公司才能胜任。

三位博士开始了一场头脑风暴：要不要回祖国试试? 最终影响天平的那个筹码叫做“感情”。“祖国培养了我们，为什么不回祖国为医药事业进步尽份力量?”2002年8月13日，丁列明毅然放弃了美国的医生职业，独自登上了回国的飞机。回国不久，浙江贝达药业有限公司成立了。

创业之初的4500万元，对于制药行业来说只能说是杯水车薪，太多的困难让人发愁。而国际上的压力更是时时冲击着这个小小的实验室：世界上第一个靶向抗癌新药吉非替尼(易瑞沙)在日本上市。2003年，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批准吉非替尼在美国上市。这是人类肿瘤治疗的新纪元，世界轰动了。2004年，世界上第二个靶向抗癌药厄洛替尼(特罗凯)在美国问世。

抗癌新药的上市，对丁列明团队的研究既是有力的推动，又是挑战和压力。中国的抗癌新药能否成功?中国能否登上世界抗癌新药研究的高峰? 这些问题重重地叩问在丁列明的心头。“国外的抗癌药物并一定适合中国人的体质。”面临压力，丁列明的信念愈发坚定：做国人用得上、吃得起的抗癌药。

在欣喜与沮丧的不断交织中，丁列明的团队最终完成了临床前研究。这时就要向国家药管部门申请临床试验许可，而这就算顺利也会耗时一年或更长，对企业而言非常难熬。在惆怅纠结了多个夜晚后，丁列明鼓起勇气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写了一封信。出乎他意料的是，习近平很快给了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帮助协调。上报国家药监局7个月后，于2006年6月获得了临床试验的批文。

但在临床Ⅲ期的研究中，丁列明团队遭遇了更大的拦路虎：钱。“那时真是满世界找钱，年底连银行的利息都付不出来，最糟糕的是，万一资金链断裂，不但进行中的临床试验将中途夭折，公司也将走到破产的边缘。”

2011年6月15日下午，丁列明案头的座机终于爆响起来。 一阵灼热滚过心头，丁列明强压住狂跳的心，在中组部座谈会上说：“我们这群‘疯子’和‘傻子’给中国的医药界带来了惊喜：十年拼搏，终于让中国的第一个小分子靶向抗癌药凯美纳横空出世，我们在美国没能完成的梦想在祖国完成了!”

凯美纳给患者带来了生的希望，雪花般的感谢信飞往了贝达总部。“没想到这么小的一片药却战胜了病魔。到现在为止，我的身体在别人看来已经与常人无异，做饭洗衣服，早上晨练，晚上和左邻右舍打两圈麻将，生活真是美好。”一封来自吉林的感谢信深情地写到。

在丁列明的带领下，如今的贝达已成为一个集研发、生产、市场、销售于一体的全新的高新制药企业，除凯美纳外，还有多个国家一类新药、类新药在研，主要针对肿瘤治疗和糖尿病领域，一俟成功，影响深远。

这就是丁列明，怀揣着一颗胸怀天下、救死扶伤的心，通过创新创业，改变中国、影响世界。而如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他，更希望通过建言献策，进一步打破中国医疗制度条条框框的束缚，促进中国生物医药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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