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教授对话北大学子:北大人的使命

MBAChina
2017-03-28 09:06 浏览量: 2610

MBAChina网】3月22日晚,林毅夫教授与对北大国发院2016级本科生项目感兴趣的同学,就“北大人的使命”的话题展开了亲切的对话。


林教授首先讲述了自己心目中北大人的使命,随后一一回应了同学们所关切的问题,不仅涉及了经济学与社会发展,还有知识分子的使命、北大人的担当等话题。


同学们的提问得到了林教授的高度赞扬,林教授的回应也令同学们受益匪浅,现场响起一阵阵掌声,氛围愈加热烈,林教授与同学们的对话意犹未尽,活动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




林毅夫:北大人的使命


林毅夫教授表示,他十分喜欢与学生对话的形式,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释迦摩尼等古代圣贤与智者无不以对话的形式探讨问题。对话提供了一种最有弹性的沟通方式,老师可以对同学们关切的问题答疑解惑,传道授业,根据同学们对问题的理解程度进一步深化讨论。在变动的世界之中,同学们所掌握的信息和老师所掌握的信息又不尽相同,因此,对话的方式还有利于教学相长,最能够产生预期的教学效果。


紧接着,林教授谈到了北京大学的历史与国发院的历史。作为戊戌变法的产物,北京大学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民族的复兴而建立。18世纪前的中国曾经拥有世界最为鼎盛的文明,然而鸦片战争以后却沦落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半殖民地国家,此后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为了民族复兴而前赴后继,北京大学就是戊戌变法的先贤们以他们的生命换来的成果。北大学生应当传承中国知识分子历来都有的家国情怀,对国家和社会担负起比一般知识分子更多的责任。


1994年,北大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吸引了一批留学国外的中国优秀学者,他们既了解国内的现实状况,又接受了现代经济学的训练,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回到北大来从事教学、研究和参与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研究。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化、中国在世界上经济实力的提高,国际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的现代化不仅在于经济的发展,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提升,需要多个领域的学者共同努力。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成立正是基于此背景,以经济研究为基础,同时包括政治、社会、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林教授介绍说,此前,国发院只有自己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后来开始培养经济学双学位的本科生。如今,学校支持国发院招收自己的本科生。他十分感谢同学们对国发院本科项目的关心,并欢迎大家成为国发院第一届本科生,欢迎大家进入国发院一起为国发院成立的初衷,也为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作为北大人的使命而努力。


人生规划,知成一体


在与林教授的对话中,一位同学提出了如何规划个人发展方向的问题,他认为社会人才分为实干家与理论家两种,但疑惑于未来如何处理这二者的关系。


林教授指出,社会上的各行各业都是重要的,他们都可以对国家、对社会做出贡献,也可以实现个人内心的满足。


在人的学科选择和事业选择方面,林教授介绍了他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诺奖获得者加里•贝克的观点:第一,要选择自己得心应手的学科和事业;第二,从自己擅长的领域中选择自己最喜欢的。


由于每个人的天赋不太一样,有的人更倾向于操作,有的人更倾向于理论思考,而只有做得心应手的工作,才能事半功倍,内心没有挫折感。任何事业要有成就,一定要比别人投入更多,只有做自己喜欢的事才会 “衣带渐宽终不悔”,不觉得辛苦、不觉得累地投入。


按这两个原则来选择才能让每个人的能力得到最大发挥,获得自己最大的满足的同时,也对国家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


随后,有同学就“知”与“行”的话题请教林毅夫教授。林教授赞扬同学们的思考之深,并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北大人又是这一群知识分子当中最有责任感的一群。在各个历史阶段中,他们敢为天下先。过去的知识分子,包括我们北大人,认为民族复兴的目标就是要像发达国家一样富、一样强。西方的富强有其道理,认为把发达国家富强的真经取回来在中国传播推动,就可以实现复兴。


林教授到世界银行工作后,发现每个国家、每个社会的知识分子都与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同样的情怀。二战后,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取得政治独立,在他们的知识精英的领导下,开始了自己国家的现代化的努力。


但是,在将近200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到现在只有两个——韩国和中国台湾从低收入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到2025年左右中国大陆很可能成为第三个。在1960年的110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原本和发达国家差距就不大的欧洲国家或石油生产国,其余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在追求他们的现代化,为什么成功者那么少?用中国话讲,“思路决定出路”,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总是抱着西天取经的想法,认为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就能实现现代化。


但是,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前提条件的相似性,“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按照西方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成功的例子,而少数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其政策在推行时从发达国家的理论来看经常是错的。


理论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需要放弃西天取经的想法,自己深入自己国家社会的现实,探求其背后的因果机制,进行理论创新,这样才能达到“知成一体”,对国家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


中国经济漫谈


有同学就“先富与后富”的问题提出疑问,请教林毅夫教授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努力提高底层人的生活。


林教授肯定了同学的社会关怀之心,并接着分析道,改革开放时期,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总要有一部分人冲破制度的约束,发挥积极性。


目前出现的问题在于,改革开放用的是渐进双轨的方式,即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在经济转型中保留了不少扭曲,以保护补贴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大型国有企业,同时放开了并因势利导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产业的发展。


这种改革方式使得我国在转型过程中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但是,这种保护补贴,例如人为压低大银行和股市的资金价格,使得能够取得资金的较富的企业获得了补贴,这种补贴来自于把钱放进金融体系、不能获得*、相对较穷的农户、一般家庭和微型小型中型企业,出现了让穷人补贴富人的状况,收入分配差距也就越来越大。


压低资源税费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要釜底抽薪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就应该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原来资本密集、违反比较优势的大型国有企业已经变成符合比较优势,而与时俱进地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改革,把双轨制的价格扭曲取消掉,改变穷人补贴富人的制度原因。


并且,消除了各种价格扭曲以后,经济会根据比较优势来发展,这样就会在一次分配中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使得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改善齐头并进。只有了解了社会问题产生背后的真正机制,解决问题时才能够釜底抽薪。


此外,还有同学就清华大学有位毕业生因为房价过高,而不得不离开适合工作的北京到其他地方就业的现实问题向林教授请教。


林教授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炒的”,这也意味着“房子是用来住的,不一定是用来拥有的”。房价过高的问题有几种解决方式:一是从买房者自身来看,相比于买房,租房的租金并不算高。因此提倡年轻人租房住。中国人有一种“有房子才心安”的文化心理,因此才出现大规模买房的倾向。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房子的基本功能是满足人们住的需求而不是作为投机品的需求。二是对国家而言,可以像新加坡一样,建廉租房,以低租金租给公民。政府也可以多提供地给开发商,增加供给,并结合限购的方式,以降低房价。


最后,林教授就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众创业创新的话题与大家展开深入交流。


在林教授看来,作为转型中国家,我国确实有许多有待改革的体制、机制问题。不过,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主要原因在于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而不是许多人认为的体制机制问题。


对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言,像中国这样的中等发达国家,其产业可以分为五大类型:第一类是追赶型产业,国内有,比我们更发达的国家也有的产业;第二类是领先型产业,是已经居于世界前沿的产业,如空调、电视机、电冰箱等;第三类是退出型的产业,其中有的比较优势已经丧失,有的是仍有比较优势,但增长率下滑,产能过剩;第四类是弯道超车型的产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新技术带来的,很多与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有关,这种产业研发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周期短,金融投资少;第五类是战略型产业,资本非常密集,研发周期长,通常与航空、国防安全产业有关。在这五类产业中,只有弯道超车型产业适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在交流结束后,林教授与同学们久久不愿离去,仍然继续着亲切的交谈。最终,林毅夫教授对话北大学子的活动在林教授与大家的合影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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