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China网讯】2016年10月10日，一封来自法兰西学院的任命书出现在北京大学法语系系主任董强的邮箱里。他将填补已故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让-路易·克雷米厄·布里亚克留下的空缺，正式成为法兰西道德与政治学院“综合学科”类终身通讯院士。

作为200余年来首位进入道德与政治学院的华人，也是最年轻的通讯院士，董强收获了来自各界的赞誉。但最令他感到欣喜的却并非这些，他说，这是他“跳出标签”的重要一步。

董强于1988年赴法留学，其间成为了文学大师米兰·昆德拉的弟子，后获法国文学博士学位。旅法期间，他协助创办了“中国蓝”出版社，还数次举办个人摄影、中国书画展。2001年，他离开了“以为会待一辈子”的巴黎，回国任教，此后积极筹备傅雷翻译奖等，一直致力于中法文化交流。

素来被视为中法文化的“摆渡人”，董强却一直思索语言工作者真正的定位，思索“桥梁”以外的另一种身份。

“法国教给我的是人文社科”

2013年，董强在法兰西学院获颁“法语国家联盟金奖"

《北大青年》(以下简称“北青”)：您之前也获得过许多荣誉称号，这次当选法兰西通讯院士对您而言有什么特殊意义?

董强：一方面是荣幸，一方面又特别合适。所谓“道德政治科学”，就是指人文社会科学。我在法国接触了很多人文社科的知识，回来却没有太多用武之地。在别人心目中，我就是一个法语专家、法国文学专家、翻译家。人们会一下子给我贴个标签。所以进入这个学院能够让我跳出这个标签，有一个更大的平台。

北青：您对人文社科的重视是从留学的时候开始的?

董强：对，在法国读书的时候。我听过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课，后来也翻译过不少社科作品，比方说德勒兹论弗朗西斯·培根的作品《感觉的逻辑》，是经典的哲学书，但它里面有许多概念的东西，译成中文就不一定有对等(的词语)，而且它还从概念中生出概念，中文可能就非常拗口。这个时候，就需要回到词根。比方说，德勒兹把figurative变成了figural，没有对应的词，我后来给翻译成了“形象化的”。

很多小说，本科生就敢翻译，而许多社科作品，连博士生都不敢下手。难度是不一样的。我最早提出在傅雷翻译奖里区分文学和人文社科，也是因为这个。要推动人们对人文社科的重视。

北青：听说您在法国的时候曾经师从过米兰·昆德拉，您能讲讲和他的故事吗?

董强：对，这个其实跟人文社科也有关系。有两个昆德拉。一个是小说家，一个是哲学家。他给我们上的课是《小说与音乐》。音乐是艺术，小说是文学，但是当你去思考这之间的关系时，就是人文社科的角度了。当时他还有个希腊的学生，叫莱基斯，一起办了个杂志《小说工作坊》。我们经常会一起讨论。他甚至会问我“东方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小说啊”这种问题，因为小说在他看来是欧洲的东西。这种讨论很有意思，收益也大。

法国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这种在思辩上、社会思想上的熏陶。法国人在这方面是非常强的，而中国在这方面整个体系就不那么完整，太零散。这个说来就太长了。总之要去理解整个社会和人类深层的东西，必须要有人文社科的基础。

“一个中国文人的姿态”

北青：您在留学期间接受了那么多法国文化，是否想过把中国的文化带出去呢?

董强：当时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这个。后来协助朋友创办“中国蓝”出版社，就是因为感受到西方人对中国太不了解了。到一个大的书店里去，一到中国(文学)的栏目，就发现东西太少了。所以想翻译一些中国的书，在法国出版。

出版社起步的时候，规模很小，认知度也不高。我记得当时，大家还得骑着自行车一家家去推销书。包括国内被翻译的作家，也持半信半疑的态度。第一次去找张承志的时候，他都不理我。

后来因为翻译的书质量比较高，就慢慢保证了基本运作。我自己也写东西，也翻译，还帮出版社校对一些稿子，比方说贾平凹的《废都》，后来还得了法国著名的费米纳外国文学奖。

北青：您翻译校对了那么多法文作品，有自己尝试过用法语来写作么?

董强：有啊。我当时写的小说没有发表，却带来很多文学家朋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你听说过吧，他看完我的稿子，直接打电话给我，找我见面。我记得我们就在楼下的咖啡馆喝了个咖啡，他说从我的小说里看见了他喜欢的那个中国，他真是喜欢中国，还给老舍的《四世同堂》写过序呢。后来我跟我的房东说了这事，房东不相信，说“怎么可能，连法国人都见不到他”。

我真正在法国发表的是诗。我的诗集，到现在看起来还是挺了不起的，因为一部分是中法双语。双语带有很多中国的痕迹，中文诗还是用古体诗写的，而且用书法写，再把它翻译成法语，让法国人知道我是在写什么。他们看了我的书法会好奇我的中文写了什么。后来法语越来越好，就直接用法语写，没有中文版本了。

北青：为什么想到用传统书法来写那些中文诗呢?

董强：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中国文人的姿态嘛。

我从小写书法，十七岁的时候就拿了全国大奖。到了法国以后没有奖学金了，就靠卖书法作品才挣了点钱，可以安心读书。法国博物馆常常展览中国古代书法作品的真迹，我总去看，很有心得。

你看墙上那幅书法，就是我自己写的。我的书法是非常让我自豪的东西。我如果纯粹去做书法家的话，物质生活会比现在好。但是我宁愿忠诚于我的法语，宁愿在大学里当我的教授。

“再不回去我就是外国人了”

北青：是什么让您对法语有这么执着的忠诚与热爱呢?

董强：大概是因为我和法国确实有缘吧。

法语的二十六个字母和英文的发音完全不一样。我第一次发音的时候就没有任何口音。当时有一个外教，坚决不相信我之前没有学过法语，而我确实是一个初学者。

去巴黎的时候一点不适应都没有。学校在第六区，就是著名的拉丁区。当时很穷，所以住在很小的保姆间里，在楼顶的阁楼里面，屋里连厕所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待在家里没劲儿，加上法国的公共文化设施特别好，各种文化场所一直开放到晚上十点，我就经常到博物馆、咖啡馆、电影院去，在这些地方泡着看书。

我太喜欢巴黎这座城市了。我当时认为，我一辈子都会是一个在巴黎传播中国文化的人。

董强在巴黎

北青：那您当时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回来了呢?

董强：这有偶然，又有必然。

第一呢，我在法国当时待的时间也长了，都十二年了，人啊，再美的东西，你天天在那儿待着，也会想换个环境……而且我这人特别好奇，老想去看新的东西。

第二呢，一次有个中国朋友到巴黎来，我跟他聊天，竟然不懂他在说什么，他说了什么我现在也忘了，但当时那种感觉记得特清楚——再不回去我就是个外国人了!

正好这个时候北大也来了一些我的同学老师，到巴黎，他们就说，哎董强，我们北大挺需要你这样的人的。我就想，回来看看吧，why not?就回来看看呗。

这一转眼，回国已经十五年了。对我来说是一个重新认识中国的过程吧。我最高兴的是，现在慢慢地又找回当时在巴黎的心态了。我现在也算是中年人了，但是我现在的心态和我当年在法国当学生时一样了。

北青：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具体是什么样的心态么?它又是怎么回来的呢?

董强：好奇心。什么都不怕，发现新的东西让我兴奋，喜欢艺术，喜欢刺激思维的东西。

像这次中法环境月的活动，目的在强调环境的重要性。我看了《人类》那部片子，觉得导演相当不错，又想到中国的雾霾，这本身就是个题材。本来法国使馆让他去电影学院，我直接联系他们说，到我们北大来吧。于是就有了这次交流会。

说到电影，也算是我的强项吧，我在《中国银幕》写了两年关于法国电影的专栏呢。

北青：您有那么多热爱的事，也有许多中法政府授予您的荣誉，为什么一直留在北大教书呢?

董强：我觉得教学是最根本的。没有知识的传递，一个行业就会出现断层。而且对我来说，传授知识是很有乐趣的。所以，所有的课我都上，包括本科生的课程，比如口译。

而且，我总觉得，很多人文社科的东西，面对新的世界时，已经无法解释了。需要有新的视野去研究。西方人面对很多东西，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中西联手，再有我们翻译家作为桥梁，一起来面对人类共同的命运，肯定会更好。

北青：在中西联手的过程中，您给自己的定位是桥梁么?

董强：我觉得，我既是桥梁，同时也是一个积极地在里面探索的人。我不光是建立起桥梁，让人们在我身上走过，我自己本身就是在两边行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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