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瑞士顶级钟表商宝玑（Breguet）接待了60位特殊的中国客人。这批中国客人破天荒地被允许直接进入宝玑的生产车间，参观全套生产流程，包括基本的切料、研磨、加工、装配和测试等环节。中国客人们一边参观，一边与宝玑的工作人员现场交谈，宝玑则尽可能地开放各种品牌资源。最后，宝玑的总裁在介绍完品牌的发展历史及运作理念后，甚至向客人们展示了公司的传家宝。

　　谈起这场经历，陈杰平依然历历在目。作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EMBA主任，他在去年率领60位中欧“国际EMBA”学生完成了这次访问。除了宝玑外，陈杰平一行还参访了瑞士的银行，作为中欧“国际EMBA项目”海外学习模块中的实践课程。

　　如今，这样的例子在商学院的教学中渐渐风行，不仅是中欧，越来越多的商学院开始设计海外课程，希望通过游学开阔学生们的眼界，提升其全球化思维。而学生们也对异国的教学环境充满好奇。

　　在陈杰平看来，商学院开设海外模块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全球化趋势下，企业家需要具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工作能力；其次是通过海外学习，企业家们可以接触到一些知名500强的高管，这是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最后，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商学院排名指标，大多会涉及到课程中海外模块的占比。

　　然而，伴随着海外学习的盛行，各种质疑也纷至沓来。一种明显的声音是，国内商学院举办的游学之旅质量参差不齐，有些美其名曰“游学”，实际以观光旅游为主，玩乐性质大于学习，让高调的游学之旅蒙上一层阴影。

　　这种情况下，人们究竟该如何衡量海外学习模块的价值？对商学院来说，如何做才能实现真正的国际化？

　　海外学习热

　　如今，国际化的课程设置已成为众多商学院必不可少的“招牌”。以中欧开办的国际EMBA项目为例，这个项目的海外模块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位于北美，欧洲和韩国。每个海外模块占3到4个学分，学习时间为一周，是国际EMBA班学生的必修课程。

　　据陈杰平介绍，中欧的北美模块在近两年与美国康纳尔大学合作，由对方学校派出教授，双方学生一同上“国际经济”这门课。在赴美之前，双方的EMBA学生就会分成一些学习小组，便于交流讨论。在此基础上，康纳尔的教授会布置一些课前作业，由双方学生在网上交流讨论后完成。赴美之后，中欧与康纳尔的EMBA学生在同一课堂内上课，教授布置的作业也按照之前分的小组来完成。用陈杰平的话说，不仅是在康纳尔学习的那一周，双方学生在中欧的同学赴美之前与回国后都会进行持续的交流。

　　在北美之外，中欧在欧洲模块内选择了与IMD（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合作，由对方为学生们进行高管课程培训。在IMD的安排下，中欧的学生们在去年参访了闻名遐迩的宝玑和瑞士银行。

　　欧洲模块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与西班牙IE商学院的合作。除了由对方的教授为中欧学生上课外，IE商学院还“十分巧妙地”将双方EMBA学生的茶歇和午餐时间安排在一起，为大家创造互动的机会。在课程之外，IE商学院组织中国学生们参观了500多年历史的家族制葡萄酒企业，由家族的年轻成员介绍企业传承和发展的历史，以及在中国拓展业务的经过。在巴塞罗那，中国的企业家们还参观了著名的足球俱乐部，由球队的副总经理介绍其管理一群天赋秉异的球员们的经验。让中欧的学生们兴奋的是，有三位球员上台参与了分享。

　　最后一个海外模块落在了亚洲。中欧选择与韩国国立大学合作，希望学生们通过在韩国的学习接触三星、现代等制造企业。到了明年，中欧还计划增加日本模块，上“生产运营管理”这门课，并让学生们参观日本企业的生产线和质量控制流程。

　　相比于中欧在海外模块设计上的“全面性”，另一些商学院则希望借助传统优势强调海外模块的“专”。

　　以同济-曼海姆EMBA项目为例，同济大学选择与德国曼海姆大学合作，很大原因是同济大学与德国院校及企业有着悠久的合作渊源。此外，曼海姆大学的企业经济学和管理学名列德国大学该专业的第一名，在曼海姆企管专业毕业几乎成了高薪工作的代名词。

　　“选择德国曼海姆市为教学点的另一个原因，是德国的世界500强公司，50%位于曼海姆市区域，它是众多德国和欧洲公司总部的首选地。”同济大学留学生办公室主任姚明称，在同济-曼海姆为期两年的EMBA项目中，学生每年要赴德国曼海姆大学三次，每次参加为期11天的课程。在这11天里，高密度的课堂听讲占了绝大多数时间，与此同时，曼海姆商学院会安排一天的时间进行企业的参观访问，“这一整天的参观其实是实地商业文化和企业管理的案例教学课程”。

　　在姚明看来，海外模块中的授课时间并不比国内少，但和国内授课的一个明显区别是，中国学生有了更多与国际学生深入交流的机会。“在国内上课时，同学们下课后就直接回家了，但海外模块不同，大家在白天上完课后，晚上在酒店里还有更多切磋的机会。在这一周内，同学之间有关企业管理甚至个人职业发展的讨论会比平时更加深入。”

　　对于海外模块的内涵，姚明与陈杰平的看法很一致：如果仅仅把课堂搬到海外去，或是请国外的教授来上课，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的国际化。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国际化对中国企业有着不同的定义，同样地，商学院对国际化的理解也因时而异。

　　眼下，如果简单地把国外的案例或经验照搬到EMBA课堂中来，学生间的反响往往不好，因此国际化的最低要求，是要将国外的经验、理论框架与中国商业社会的现状相结合。

　　在此基础上，海外教学模块的效果取决于它能否帮助学生们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或者说，能否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在陈杰平眼里，“这种走出去并不见得要到海外去收购企业，而是指中国品牌在全球范围内有没有影响力，中国公司的产品在世界上是否有一席之地，这些都是走出去的不同标志。”

　　然而，海外模块的初衷虽然美好，在实际执行中，商学院们仍会遇到不少烦恼。

　　首当其冲的困难是，商学院能否将几十位企业家的时间协调一致，而企业家们能否“忙里偷闲”，抽出大块完整的时间出国学习？就同济-曼海姆EMBA项目而言，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模块，学生们每隔两个月都要参加连续11天的脱产式培训，这对于日理万机的企业高管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况且在这个项目中，中、外学员各占一半，这意味着，学生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得来往于中国、德国和本国三地之间。

　　正因为此，“我们在推这个双学位项目时非常小心，教学设计和质量把握都很具挑战性，任何不周全均会导致项目的失败”，姚明坦言，“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形成我们不同于其他项目的亮点”。为了尽可能降低时间安排上的风险，同济-曼海姆EMBA项目允许学生量身自选课程模块组合，最长在三年半内完成学业。换言之，一旦学生错过某个模块的学习，他可以在第二年和下一届学生一起上课，把相应的模块补上。

　　同样地，中欧在国际EMBA项目的学生入学时就把每个时间段的行程规定好，并将这些作为入学的基本条件。“即使这样做，我们也发现有同学在临行前因急事无法出行，”陈杰平称，“那么，他就必须在下一年把这些海外课程补上，因为这是必修课。”

　　通常而言，海外学习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商业管理知识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并培养全球化人才。只是，这样的出发点在具体操作中常常“变了味”，也引发了各种质疑。不少EMBA学生都有这样的体验：一些国内商学院在组织学生去国外后，往往安排舒适的酒店，饮食起居服务周到，游学期间也是跟着导游到一些著名景点参观，并未深入了解该国的文化与商业。换句话说，呈现在学生们眼前的，只是商学院举办的一场海外观光盛宴而已。

　　在姚明看来，这种海外学习模式曾经风靡一时，但如今无疑已经过时了。用他的话说，“如果要旅游，你自己去欧美游玩也很方便，同学们之所以愿意跟着学校去，就是因为可以听到杰出的商学院教授上的课，并且和国外的著名企业高管进行交流。”

　　这与陈杰平的观点相似。他观察到的一个趋势是，如果国内的商学院无法联系到国外的优质学府，那么学生们就不太愿意参加海外课程，即便参加了，回国后依旧会抱怨没有收获，学不到知识。

　　可即便满足了学生们听讲的需求，海外模块依旧存在着隐患。一个例子是，国外商学院的某位教师可能蜚声中外，但他与合作项目本身没有渊源，也不了解学生的背景——由他来上某一门课，很可能只是照本宣科，把过去的课程再讲一遍，下课后便不见踪影。这时，千里迢迢赶来上课的中国学生便会大呼“不过瘾”。

　　在参观拜访环节，同样存在着诸多的不可控因素。陈杰平坦言，中欧最害怕出现的情况就是国外的企业派出公关部的员工来接待学生，这种浅尝辄止的介绍根本无法让大家了解企业核心的运转模式。此前，他曾组织一个EMBA班的学员赴伦敦交易所参观，到那后发现，之前联系好的一位负责中国业务的管理层由于临时会议而无法参与接待，于是参观的第一个小时就由公关部的人员介绍，效果不言而喻。在学员们的一致要求下，那位负责人不得不中途把会议取消，来为学员们讲解。

　　从这个角度看，学生们注重的并不是参观形式的本身，而是能否接触到海外企业的管理精髓。但眼下，许多国内商学院在这一点上并未下足功夫，似乎将学生送往知名企业参观，就完成了任务的一大半。

　　“要知道，美国的很多著名大集团公司，已经将企业发展史馆变为一个旅游景点，他们试图将国外游客的参观拜访作为其商业推广的一种途径。”姚明指出，“在那里，企业参观带着一种宣传和公益的性质，更让人难为情的是，学员参观有时还和许多小学生在一起。”

　　“但中国人吃了亏后往往就是哑巴吃黄连，只能往肚里咽，”他说道。根据姚明的经验，国际合作的初期难免会遇到各种纠纷，“但中国商学院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一定不能失去自我，这样外方才会重视你，尊重你。”很多时候，一旦中方在项目中处于劣势，在海外模块中就有一系列无法控制的环节，“因此，要做成真正好的项目，就要经常敢于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