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学术成果 |《管理世界》江小涓: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赋能增长与改革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19-12-16 浏览量: 2145

MBA中国网讯】近日,清华公管学院院长江小涓教授最新论文《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赋能增长与改革》刊发于《管理世界》2019年第12期,描述新中国70年对外开放的历程和成效。现将论文原文摘录如下,与读者分享。

作者简介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

文章全文内容

摘要

本文描述新中国70年对外开放的历程和成效。首先回顾前30年的大规模引进与现代工业体系的形成,特别指出“闭关锁国”并不是当时主流的理念和实践。接下来分析近40年的全方位开放与全面发展,包括开放的成效和开放对发展的重要意义。第三部分重点分析为什么要采取渐进式开放模式,关键因素是不同阶段的要素禀赋、改革进程与开放政策对开放格局的影响。第四部分讨论开放过程中曾经出现的质疑与争论,包括加工费为主的出口收益是否合理、我国在参与全球分工体系的收益如何、是否有“强迫技术转移”政策、外资企业是否挤垮内资企业等。第五部分讨论开放对改革的促进作用,包括开放创造体制需求、体制供给和推动法律建设等。最后部分展望未来开放的可能趋势,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出发,我国的开放特征将转向水平分工、中性开放和制度性开放。

关键词

对外开放新中国70年开放战略

中性开放制度性开放

正文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国建立起了新中国的现代产业体系。这个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在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基础上取得的,开放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前30年开放:大规模引进与现代化建设的起步

(一)新中国成立后前10年:引进项目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期间及其后几年,新建的重要工业部门是以引进项目为核心展开的,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的“156项工程”,是我国“一五”时期建设的核心项目。包括钢铁联合企业、有色冶金联合企业、大型煤矿、大型炼油厂、重型机器制造厂、汽车制造厂、大型水力火力发电站、电气技术和无线电技术企业等,其中有鞍钢的大型轧钢厂和无缝钢管厂、第一汽车制造厂、阜新矿务局的海州露天煤矿、吉林的三大化工厂、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重型机器制造厂等。

当时几乎所有拟重点发展的新工业部门和重要新产品,都有若干成套引进项目作为支撑。在引进基础上,我们形成了重型汽车、高效率机床、自动化高炉、平炉、联合采煤机、发电设备等几十类重要设备生产能力;建立了航空工业,能够批量生产喷气式飞机;钢铁工业中有了制造合金钢、无缝钢管、大型钢材等行业;有色金属工业中有了铝及其他有色金属的冶炼和加工工业;化学工业建立了生产高级染料、工业和航空油漆产品的部门;新建了无线电和有线电工业,已经能够制造包括收发报机、自动电话交换机在内的电讯设备。到1956年底,我国机械工业制造了几千种新产品,大多数是仿照前苏联东欧国家提供的图样制成的,例如,在1957年发展的400多种新产品中,有300多种是仿制品。从表1可以看出,工业设备和原材料的进口对生产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一五”时期,在进口总额中生产资料占有高达92.4%的比重,占我国重工业产值的比重为21%,机器设备占进口比重为55.9%,没有这种规模的开放和引进,我国现代工业体系建设在短时期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是不可能的。

(二)20世纪60~70年代的开放引进与经济建设

20世纪60年代初期,前苏联终止了同我国的大多数合作项目,中国开始转向从其他国家引进设备和发展贸易。1962年9月,我国从日本引进了第1套维尼龙设备;1963~1966年,我国从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等国引进多项设备和技术,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这个时期的引进以中小型成套项目居多,引进促进了我国石油化工和其他化学工业生产能力的发展和提升,冶金工业的生产技术也有明显提高,半导体、原子能也得到较快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初期,随着中美恢复交往、中日建交和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外部环境明显好转,我国随即再次部署大规模从西方工业化国家引进技术设备。当时提出,要从国外进口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即“四三”方案。之后,又陆续追加了若干项目,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到1977年,实际对外签约成交达39.6亿美元。引进的项目包括:13套以天然气或轻油为原料的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48万吨尿素的大型化肥成套设备装置、4套大型化纤设备、3套大型石油化工设备、1套烷基苯工厂、3个大电站、43套综合采煤机组、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制造设备和贝斯发动机项目。这批引进项目几乎全部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生产中急需并有原料基础的薄弱环节,绝大多数为基础工业项目,生产技术也大都是当时世界较为先进的水平。这一时期引进规模在我国同期经济建设中占有很大比重,1975年和1976年,进口项目的投资分别占当年国家预算投资的14%和21%,使我国这一时期经济建设中的大型项目再一次以引进项目为中心铺开。

(三)“闭关锁国”不是主流指导思想

关于这30年发展与开放的关系,是一个被普遍误读误解的问题,认为这个阶段的指导思想是“闭关锁国”,建设实践是“独立发展”,这不符合现实。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的两次引进,在全球发展史上都堪称大规模和高比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一边倒”地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引进设备和技术,这是一种被迫选择。早在1949年,美国及其盟国就成立了一个旨在限制对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国际性集团,即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开列了一个包括数千种商品和750种设备在内的禁运单,不准他们出口到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关系出现问题后,我国努力从一些相对友好的发达国家引进设备技术,但规模和地位都与此前无法相比。这就导致此前那种以大规模引进项目为基础的经济建设模式难以为继,新的引进渠道只能是补充作用。因此,在这一时期国内开始强调自力更生,本旨不是为了排斥或轻视对外经济贸易,而是对不利国际环境做出的反映,其立意是理性的,意义也是积极的。20世纪60年代后几年中,我国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指导思想上确实出现了排斥从国外引进的倾向,发展外贸被指责为“洋奴哲学”、引进设备被称为“爬行主义”等。但从30年全过程看,这种思想并非主流,也未形成全面影响。与西方国家关系改善后,20世纪70年代的两轮大规模建设,由于引进项目的核心作用,甚至被称为“洋跃进”。总体看,这30年中,技术设备引进受到高度重视,而且实效显著。

(四)30年的“边学边干”与工业体系成长

前30年的开放基本上是“进口替代”型的。即使不考虑当时的国际环境,赞同进口替代型发展的理论也一直存在。由于现代工业的发展对一个国家持续增长、技术水平提升和人民生活质量的影响至关重要,因此,长期购买其他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虽然可以获得当期的比较利益,却可能丧失本国发展现代工业体系的机会。因此,为了全面地迈向现代社会,应该放弃追求比较利益,大力发展本国的现代工业。自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这个观点后,被很多国家所奉行。

例如,甲乙两国各自具有布匹和汽车生产的相对优势,尽管甲国制造汽车的相对成本高于进口汽车,但是,汽车工业发展带来的利益是多方面的:更长的产业链条、更大的市场前景,能带动工业技术的全面提高。“放弃追求比较利益”的含义是,随着新建工业的成长,本国产品的相对高成本可能会明显下降,不再高于进口产品,从而不会长期地损失比较利益。这一过程被生动地形容为“边学边干”(learning by doing)。图1和图2表示的是一个国家如何通过牺牲暂时的比较利益而得到工业增长的动态利益。

图1表示刚刚开始引进设备发展现代汽车产业的情况,由于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必须实行进口管制。假定为1960年,按照世界贸易条件,当不征收关税时,该国的产出应该在A点,通过国际贸易,消费在C点。征收关税使国内相对价格偏离世界相对价格,有利于国内生产汽车,生产就会移至B点,生产的布匹减少而生产的汽车增多。如果这个国家的贸易量较小,对有关商品的世界价格无影响,贸易条件就不会发生变化。该国的贸易量减少后,消费就将位于与贸易条件线平行的BD线上的某一点,例如E点。结果是两种商品的消费量都低于自由贸易时的水平,消费者的福利下降,通过贸易得到的利益减少。

好在这种代价是暂时的。随着产业的迅速增长,生产可能性边界会朝着更多生产汽车的方向扩张,如图2所示。由于产量增加,即使仍维持保护关税,它们在国内的相对价格也可能下降,使1980年国内价格线的斜率大于1960年的国内价格线。1980年,生产达到新的国内价格线和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切的F点,消费达到与以前的世界贸易条件平行的FG线上的H点上。最终,工业增长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大的利益,因为H点的经济状况要比贸易以前的C点好。随着国内汽车竞争力增强,关税可能被取消,国内价格又与世界贸易条件趋于一致,生产将移至I点,贸易量会增加,消费就可以达到更高的无差异曲线的某一点上。

回顾前30年的开放理念、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与后40年不能相比。然而,彼时由于两个阵营存在,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往来难度很大,而且存在重大冲突的可能甚至有战争危机感,因此,选择通过大规模引进发展现代产业,建设国内完整的工业体系,有其必然性。当然,在这个前提下,也有很多可以研究的问题,比如产业结构和区域能否更优,促使经济更加平衡、高效和可持续发展。

二、近40年的全方位开放与全面发展

1976年,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如何加快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如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举国关注。当时,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邻近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发展成就显著。这些国家或地区加快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吸收外资和引进技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增长和就业。“放眼世界”带给我国全新的开放理念、开放目标与开放内容(王建,1988)。

近40年的开放,其广度、深度及影响已远非前30年所能相比。通过开放,广泛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扩大就业,推动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推动思想解放和体制改革。

(一)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世界贸易大国

40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4.5%,201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5.4万亿美元,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出口增长更快,自1993年起持续保持贸易顺差,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表2是40年来对外贸易增长概况。

随着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外贸依存度定义为一国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用于衡量一国经济与进口和出口的关联度,高比重意味着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表3列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3项指标。

出口依存度即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国外市场对总需求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依存度明显上升,从1978年的6.7%上升到2018年的18.3%,其间在2006年达到了35.2%的最高值,表明出口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增强。进口依存度即进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直观反映了国外供给对总需求的贡献,在宏观经济核算中是一个减项。但是,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多年来是进口的主体部分,在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提高水平、生产新产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组依存度都经历了由低到高再趋于稳定的过程。目前我国的贸易依存度在各大国中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例如美国和日本,2018年的出口依存度分别为8.2%、14.8%,进口依存度分别为12.5%、14.6%,贸易依存度分别为20.7%、29.4%;我国的3组数据分别为18.3%、15.7%和34.0%。较高的贸易依存度,表明我们的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关系密切,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图3是中美日三国2018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

从2010年起,我国就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出口大国和进口第二大国,并保持至今。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德国和日本是世界三大贸易国,现在中国不仅进入第一集团,而且超越这些国家排名第一(见图4)。

(二)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快速增长

1.吸收外资:规模、结构与贡献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持续增长。从开放初期的几千万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1350亿美元,40年累计吸收FDI为2.1万亿美元。

40年来,我国吸收外资从中小型项目到大型跨国公司,从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到生产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从制造业为主到制造业服务业并重。外商投资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对国内资本形成的贡献。40年来,外资在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的比重有较大变化,1979~1991年平均为2.4%,1992~1997年平均为14.8%,占比重最高的1994年达到17.3%;此后虽然外资数额仍在增加,但远远赶不上国内投资的急速增长,外资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在1998~2007年期间平均占9.04%,在2008~2018年期间平均为7.8%(见表4)。

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外商投资企业增加值在全国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1998年超过20%,到2006年已达28%,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中所占比重高达77.3%。最近10年,外商投资企业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201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3.9%。其中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达到7.04万亿元人民币,按此计算,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3.1%(见图5)。

对税收的贡献。随着外商投资企业规模增加,涉外税收逐年上升,在最高点的2006年,占全国税收总额的比重达到23.7%。此后,随着外商投资企业产出占比的下降,涉及税收占比也相应下降,2017年占18.7%(见图5)。

对贸易总额和出口结构提升的贡献。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低到高,从1991年的21.34%上升到2018年的42.57%,其中2005年前后占比最高,将近60%。外商投资企业还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力军,所占份额从1996年占58.6%,上升到2005年的88%,此后比重逐渐回落并相对稳定,2017年的53%左右(见图5)。

我国已经成为吸收外资大国。2003年我国实际吸收外资额排名世界第一,其余年份排名有波动,但多数排名第二,并始终保持着发展中国家最大东道国的地位。图6是我国吸收外资数额与主要几个东道国的比较。

2.对外投资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跨境直接资本流动一直以流入为主,对外投资数额很少。最近20年,我国对外投资迅速增长。从2005年起超过100亿美元,2008年超过500亿美元,2013年超过1000亿美元。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961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此后两年有所下降,2018年,我国对外投资额达到1298.3亿美元。

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快速上升,占全球的比重也稳定上升。对外投资存量从1990年的44.55亿美元稳步上升到2018年的1306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4.7%,占全球比重从1985年的0.12%上升到了2018年的4.4%。表5是我国对外投资流量和存量数据。

随着对外投资的迅速增长,我国作为投资母国的地位迅速上升。2016年,我国成为对外投资第二大国,此后两年分别处于第二名、第三名(见图7)。下面是与几个主要投资母国的比较。

(三)开放促进全面发展

对外开放40年,开放领域主要指标的增长均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1978~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同期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8.4%,出口年均增长18.8%,吸收外资年均增长10.7%,2003~2018年对外投资年均增长29.0%。对外开放各项指标均保持较高增速,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见图8)。

在这40年中,我国是全球表现最好的经济体之一。数据显示,1979~2018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7%,明显高于世界同期3.0%的平均水平,也高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同期平均水平(见图9)。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稳居第2位,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达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即将迈进人均GDP1万美元时代。

三、阶段性国情特点与渐进式开放格局

中国的对外开放过程明显偏离了许多国外机构和学者的建议:较长时期内国内不具备所谓的公平竞争、透明稳定、市场化、法律完备的投资环境,国内企业直到改革开放20多年后才普遍具有了外贸权,外汇管理在较长时期内实行“双轨制”。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在很长时期内是“渐进式的”和“不完全的”,不少海外学者对这种状况很担心(Naughton,2000;Mastel,1997),感到中国的外贸改革难以顺利推进,开放不会顺利推进。然而中国却在长达40年的时期内,保持几乎全球最高的外贸增长率,吸引了几乎所有的“500强”跨国公司。为什么中国要走这种“非典型”的开放道路,又为什么能取得优异的成就?这些是本节分析的内容。我们从要素禀赋、改革进程和开放政策3个方面,分析不同阶段不同国情及其所决定的开放格局。

(一)初始开放阶段(1980~1991年)

1.要素禀赋、改革进程与开放政策

(1)要素禀赋。我国改革开放初始,处于一种要素禀赋结构极度失衡的状况,几种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畸高畸低,其中劳动力要素极为富裕,资金要素和技术要素极为短缺。1980年,我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高达22.4%,投资占全球投资总额的比重仅为2%,研发投入仅为0.5%,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分别占7%、6%和1.5%(见图10)。面对如此失衡的要素禀赋结构,接照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我们应该大量出口使用富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富含短缺要素的产品;按照微观经济理论,当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相同时,要素配置的效率最高,因此需要尽快增加短缺要素的供给。从供求理论看,短缺要素即资源和技术能获得较高回报,而富裕要素即劳动力只有较低回报,因此需要尽快增加其他要素,改变劳动力极度富裕的状况,提高劳动收入。从上述任何一种角度看,都需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引进资金和技术,这就是当时国情最显著的特点。

(2)改革进程。这个阶段的改革特征是:城市改革刚刚起步,企业改革还处在放权让利、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阶段,市场调节的作用有限,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较多,习惯于在市场环境中运作的国外企业对国内的体制环境总体上不适应,国内企业也缺乏与进口商品和外商投资企业竞争的能力。

(3)开放政策。此时开放刚刚起步,主要措施是设立几个特区,在特区范围内试点更多的市场调节手段,引进外资和扩大出口。外贸体制、外汇体制和吸收外资体制等尚没有系统安排和制度性考虑。

2.开放格局

适应当时的国情和改革开放进程,这个阶段的开放格局是: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设立外资企业等,都主要在经济特区内。外资企业主要从事“三来一补”业务,以扩大出口为主。由于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和配套能力相对较低,外资企业引进的技术以适宜技术为主,或者称为相对先进技术。出口商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这些都符合当时的国情特点。

(二)开放加速阶段(1992~2000年)

1.要素禀赋、改革进程与开放政策

(1)要素禀赋。这个阶段,劳动力仍然很富裕,资本和技术仍然短缺但逐步缓解,要素结构失衡状况略有改善。1992年,我国劳动力、投资额和研发投入占全球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3.1%、2.7%和1%,其他资源比重保持稳定(见图10)。经过十多年竞争与发展,国内产业特别是消费品行业的技术水平有所提升,国内产业配套能力和国内市场消费能力也有所提升。这个时期引进外资规模较大、国内积累增加,虽然要素结构失衡仍然明显,但与期初相比已有明显改善。

(2)改革进程。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改革再次加速(陈文敬,2000)。同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设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任务,包括加快建设和完善要素市场,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土地市场改革,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等。在这期间,指令性计划基本取消,国有企业全面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明显提升。

(3)开放政策。这个阶段沿海沿边地区已全线开放,制造业开始全面利用外资,允许国有企业与外资合资合作,全面取消出口补贴,外贸企业自负盈亏,全面实行银行结售汇制。

2.开放格局

看到中国的增长潜力和改革决心,外资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加速进入,外资占国内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快速上升(王志乐,1996)。1990年外商直接投资只有34亿美元,1994年飙升至333.7亿美元,占当年国内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17.3%,达到了开放以来的最高点。由于国内产业竞争力提升,大型跨国公司引进的技术和生产的产品达到“较为先进”水平,出口商品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但技术与资金含量增加。外资企业产品的内销比例增加,适应了国内消费水平提升的要求。这些都符合当时的国情特点。

(三)入世后开放阶段(2001~2007年)

1.要素禀赋、改革进程与开放政策

(1)要素禀赋。这个阶段劳动力占全球的比重虽略有下降但仍然较高,资本和技术仍然短缺但程度明显减弱。2001年,我国劳动力、投资额和研发投入占全球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2.4%、6.3%和2.5%,淡水和土地处于中间,石油成为短缺的资源(见图10)。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入世后的竞争压力下,国内企业快速增高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相当一批国内企业初步具备了与大型跨国公司相竞争的能力。国内消费水平显著提升。到这个期末,我国要素结构进一步改善。

(2)改革进程。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前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法制建设突飞猛进。1999年底至2005年底,仅在中央层面就制定、修订、废止了3000余件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解决了与多边规则的相容性问题,如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放开了对外贸易经营权,在这个过程中,透明度原则、非歧视原则、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广泛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加快推进改革,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完善统一公平的市场体系,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些重大进展有力推动了整体改革。

(3)开放政策。这个阶段的开放从区域递进向普遍开放推进、从制造业开放向服务业开放推进,取消了多数非关税措施,大幅度降低关税,扩大外资的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基本落实。按照入世承诺,中国在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建筑、分销、法律、旅游、交通等在内的众多服务部门,修改和新制定了一系列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法规和规章,在WTO分类的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到2005年底,中国已经开放了100个,占62.5%,接近发达成员平均水平。

2.开放格局

入世之后,开放目标由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的对外开放,转变为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依规则的相互开放。外资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继续加速进入,但由于国内投资总额以更快速度增长,外资在国内资本形成中的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为747.68亿美元,占国内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降至7.6%。吸收外资的行业从制造业为主开始向服务业为主转变。引进技术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出口商品的劳动密集程度总体下降,技术密集与资金密集商品增加。对外投资快速增加,表明随着资金短缺程度的缓解,投资国内的收益有所下降,部分投资者开始在海外寻找更好的投资机会。这个时期,耕地、淡水和石油等成为相对短缺要素,资源类产品进口日益增加。

(四)国内增长速度下降及制度完善阶段(2008~2018年)

1.要素禀赋、改革进程与开放政策

(1)要素禀赋。这个阶段,劳动力仍然富裕,但全球占比进一步下降,投资额和研发投入快速增加,资金和技术相对短缺问题显著改善。耕地、淡水和石油成为明显的短缺要素,进口压力加大。2008年,劳动力、耕地、淡水、石油、资金、研究投入占全球的比重分别为22%、7%、6%、1.5%、12.4%和7.6%。国内技术、产业配套能力和消费能力等已经达到较高水平(见图10)。到这个期末,资金已经成为各类生产要素中相对最富裕的要素,自然资源的短缺进一步显现,进口进一步增加。

(2)改革进程。这个阶段支撑此前高速增长的一些因素有变化,又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因此进入了经济增长速度持续缓慢下行的时期。为了增加新的增长动能,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随着劳动与资金相对关系的变化,如何激励劳动者成为改革的一个重点,工资支付保障机制、最低工资制度、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快。

(3)开放政策。在全地域全行业普遍开放的基础上,这个阶段的开放有两个突出重点,一是内资外资竞争地位进一步统一。2007年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现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2019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内外资待遇统一,我国营商环境的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水平达到新的高度。二是开始进行自贸区试点,推动国内开放超越现行国际体系的水平,向着更高标准更高水平推进。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了若干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政策并着力实践。

2.开放格局

随着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普遍提升和国内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外资在较大规模基础上进入速度放缓阶段。不过我国仍然保持着第二大东道国的地位。引进技术普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对外投资继续加速,2014年我国对外投资额超过外资流入额。2016年的对外投资额达到1961.5亿美元,而当年吸收外资额为1260亿美元。此后,国内采取措施限制了一些不合理的对外投资项目,对外投资额有所下降,但总体上仍然大于吸收外资额。资金流入流出格局改变,根本上源于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到这个期末,资金已经成为相对富裕要素,国内过剩产能寻求新市场,外汇资金充裕,同时商品出口摩擦增多,出口成本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开始向外转移,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有更高回报的投资地点,有利于避免本土投资收益率的持续下降,稳定资本收益。这个时期自然资源类要素的相对短缺更加明显,进口持续增长。出口商品向劳动、技术、资金均衡配置转变,贸易顺差从高位持续下降。这个时期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情况见表6。

(五)高收入阶段的对外开放(2019年及其后)

1.要素禀赋、改革进程与开放政策

(1)要素禀赋。这个阶段,资本成为最富裕的要素,我国投资总额占全球投资总额的比重已经高达26%,研发投入紧跟其后达到21.2%,两者的比重都超过劳动力占20%的比重,几类自然资源要素的短缺更为突出(见图10)。国内产业水平继续提升,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跟跑、并跑、领跑并存。国内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继续提升。

(2)改革进程。这个阶段改革进程的趋势是,“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努力使投资环境更一步改善,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进一步减少,市场准入普遍实行负面清单,“竞争中性”规则进一步确立。

(3)开放政策。对外开放更加平衡,对进口和出口、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不再有明显的倾向性,更大程度让市场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发挥基础性、决定性作用。

2.开放格局

我们预计,技术或资本密集型出口商品增加,贸易顺差继续减少,贸易依存度不会继续上升甚至略有下降。吸收外资在国内资本形成总额中的地位不变或略降,外资更倾向进入国内改革不足、竞争不够因而竞争力较弱的一些服务业。对外投资仍然继续增加,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对外投资将会逐渐成为主流。自然资源要素的短缺程度加大,资源类产品的进口继续增加。

四、开放过程中几个争议问题的再讨论

过去4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关于出口和引进外资,有过几次影响广泛的争论。事后仍然有必要再做一些讨论。

(一)我国长期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费是主要收益,主要利益都被外方获取?

扩大就业是对外开放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出口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其本质是通过出口商品将过剩的劳动力输出。以2006年为例,当时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的就业人员已达4200万人,再加上非外资出口企业中的就业和劳务输出等,我国涉外经济中的直接就业人数超过8000万。我国出口就业密度远远高于进口就业密度,这表明即使同样的经济增长率,开放与不开放相比,吸纳就业的能力更强。我国出口商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领域,电子通讯产品和纺织服装产品合计占出口总额超过一半,其他出口比重高的产品如仪器仪表、文体用品、家具制造等,都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图11是2002年我国工业若干行业的人均净资产,每个柱体是这个行业的人均平均净资产,表示劳动力/资本的比率,人均净资产越低,劳动密集程度越高。中间深色柱体是全部工业平均值,其上方为大量出口的劳动密集产业,下方为大量进口的资金资源密集产业。这表明,出口增长为更多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

一些观点提出,我国劳动者的报酬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并以此质疑开放的合理性。确实,有一些外商投资企业,违反我国劳动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克扣工资、不支付社会保障费用也等手段,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也是开放过程中监管外商投资企业的一个重点。但是,发达国家和我国劳动者所得报酬的差距,主要是由于各国收入水平的差距造成的。总体上看,我国劳动者在出口部门和外资企业获得的劳动报酬,高于在国内企业获得的报酬水平。2007年,外资单位、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27942元、26620元和15595元,工资水平最高的为外资单位。这也是国外许多实证研究所表明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外资企业提供的劳动报酬虽然远远低于其在本土的水平,却在东道国是相对最高的。

需要特别强调劳动报酬的重要性。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是不同要素的收益。就业获得的是劳动报酬即工资,投资获得的是资本报酬即利润。劳动报酬是中低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源,能否在非农产业中获得新的就业机会,是农村劳动力提高收入水平的主要来源,也是他们融入现代经济发展过程和提高发展能力的基础。从彼时中国发展阶段和突出矛盾考虑,需要强调就业和劳动报酬的优先重要性。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我国出口和进口商品结构不断提升。资金技术相对密集行业的出口增加,2018年,机电产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已达58.7%,高技术产品比重达31.1%。我国从出口中不仅获得劳动报酬,还获得了更多的资本报酬和技术报酬。

(二)参与全球分工体系我国所得甚少,我国创造的财富被跨国公司获得?

这个观点的核心是,我国制造的出口商品中,我国仅得一点加工费,大部分收益被外资企业获得。这里面有一些概念混淆引起的误解(江小涓,2006)。

全球化中的“中国制造”,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个部分,由于我国的产业和技术特点,很可能从事的是最后组装部分。这种分工格局形成的表象是,组装而成的成品从我国出口,我国所得仅是出口价格中的一小部分。

分析的恰当出发点,首先要区别增加值和出口额的差别。出口额是销售收入的概念,其中既包含在我国国内新创造的增加值,也包含从国外转移的价值即进口投入品的价值。其中只有增加值计入我国的GDP之中,而转移价值的部分与我国的投入无关,是不计入我国GDP中的。即使在我国产生的增加值,也要在资金投入者、技术投入者和劳动投入者之间进行分配。因此,我国从出口中获得收益的大小,只能相对于我国新创造价值部分即增加值而言,不能与出口总额相比。例如,出口一台笔记本电脑,进口投入品占其价值的1/2,这部分价值创造是在国外完成的,虽然计在了“出口总额”之中,但并非在国内创造,没有计入我国的GDP之中,因此与我国的收益无关。我们只能针对新增的1/2谈收益,而且这部分收益要在各种要素投入者之间分配。假定劳动与资本的收益各占1/2,资本收益被外国投资者获得,我们就只能针对出口总额的1/4谈获利。如果不能恰当理解上述差别,以全部出口额作为分母,我们所得就会被不恰当地“摊薄”。这是理解当今时代“全球产品”分配特征的关键:一个产品多国制造,每个国家都只能从其参与的部分中获益,无论价值链上哪部分的参与者,都不能将其收益与最终产品的全部价值做比较。我国参与的是价值链上的终端部分,特别要恰当理解这种分配格局。

(三)外商投资企业引进先进技术是因为中国政府“强迫技术转移”造成的?

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以中国香港投资者为主,以中小型项目为主。总体上看这些企业的技术水平仅略高于我国内陆企业的平均水平,这与当时我们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及配套能力有关。90年代以来,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增加很快,外商投资的技术水平明显上升,2000年后引进了较多的国际先进技术。这种行为是如何产生的呢?

2000~2001年,笔者主持过一个系列的调研项目,对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的127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研,企业的技术水平是调研的重要内容之一。调研的结果表明,以母公司的技术为参照时,大多数跨国公司投资企业提供了母公司的先进和比较先进的技术,其中,使用母公司比较先进技术的企业最多,有57家,占总数的45%;使用母公司最先进技术的企业次之,有53家,占总数的42%;两者相加,使用母公司最先进和比较先进技术的企业占总数的87%。有17家企业使用母公司的一般技术,仅占总数的13%。如果以当时国内技术水平作参照,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被划分为填补国内空白技术、国内先进技术和国内一般技术。被调研企业中,引进国内空白技术的企业共83家,占总数的65%;其余为使用先进技术的企业,44家,占总数的35%。没有企业使用属于国内一般水平的技术。外商投资企业之所以开始转移先进和较先进技术,主要是国内市场竞争已经比较激烈,特别是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不使用先进技术,就无法在竞争中立足和获胜。在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先进技术问题上,笔者做过多次调研,外资企业的一致观点是竞争需要。

以轿车制造业为例,到2000年底,当时的九大汽车集团全部在我国有大规模的投资,通用集团的投资项目有上海通用汽车公司、金杯通用汽车公司、长安铃木公司、昌河铃木公司、江铃公司、庆铃公司、北京轻型汽车公司、北铃专用车公司、南亚公司、南京依维柯公司和云雀公司。大众集团的投资项目有一汽大众和上海大众。福特集团的投资项目有江铃公司、长安福特和海南马自达。丰田公司的投资项目有天津丰田公司和四川丰田客车。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的投资项目有北京吉普公司、亚星奔驰公司、北方奔驰公司、湖南长丰公司、沈阳飞机公司、东南汽车公司、沈阳航天发动机公司和起亚悦达公司。本田公司的投资项目有广州本田。雪铁龙—标致集团的投资项目有神龙公司。雷诺日产集团的投资项目有三江雷诺、郑州日产、杭州东风日产柴和风神公司。宝马公司的投资项目有沈阳华晨宝马。稍后,又有国内新形成的奇瑞、吉利、中华等几家自主品牌制造商加入竞争。中国汽车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局面已经形成。竞争性的市场结构迫使企业加速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和引进,不断降低成本和价格。现在美国高调提出所谓的强迫转让先进技术,这不符合实际情况。

此后竞争更加激烈,外商投资企业持续提高引进技术的水平。2016年跨国公司在华新设立的近百个项目中,几乎全部是最先进技术,生产的产品不少是全球首发的新品。2019年,总投资额达100亿美元的巴斯夫(广东)新型一体化生产基地项目落地,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作为首个外商独资整车制造项目,总投资500亿元,埃克森美孚惠州独资项目、浙江平湖中意直升机项目、英国石油100万吨醋酸项目等都在加速落地。这些项目都是这些跨国公司全球最大规模、技术和产品最先进的投资项目,此时更谈不上什么强迫转让技术的问题了。

(四)引进跨国公司挤跨了内资企业?

开放过程中,由于国内企业缺乏竞争力和市场经验,在面对跨国公司竞争时,初始阶段会感受到巨大压力,甚至一时全行业面临困难。但是,国内企业的多方面优势和我国企业家的创新意识和能力,能在竞争中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形成内资外资企业共同发展的局面。笔者就此对若干行业做过实证研究,这里举家用电器行业和洗涤用品两个行业的案例。

1.家用电器行业

20世纪80年代,我国家用电器行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国内企业引进技术。通过大规模的技术设备引进,使我国基础薄弱的家用电器制造业迅速发展起来。20世纪90年代以后,跨国家用电器巨头纷纷前来我国投资,2004年,外资家电企业工业增加值在中国日用电器制造业中的比重为32%,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为29%,在出口中的份额为51%(江小涓,2002)。一时间,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都对国内家电企业形成竞争压力。此时,我国本土的大型家用电器企业并未被压跨,而是在巨大压力下加快了技术进步、企业重组和利用全球技术资源的力度,引进国外技术与自己研发相结合,全球采购零部件和关键设备,利用国内低成本劳动力,发挥大规模制造的优势,从而生产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家电产品。出现了海尔、长虹、海信等一批世界级的大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份额上排名前列,而且成为全球著名大制造商。最近10年,本土家电企业优势更加明显,占据着3/4以上的市场份额。

2.洗涤用品行业

20世纪90年代中期,跨国巨头大规模进入我国投资,包括美国宝洁、英荷联合利华、德国汉高等跨国公司。这些公司都是名列“财富500强”的跨国巨头。1999年,联合利华总资产280亿美元,总销售额440亿美元;P&G公司总资产321亿美元,总销售额381亿美元,其中海外销售184亿美元。而我国洗涤用品行业1999年的总销售额,也仅为192.82亿元人民币,约合23亿美元,全行业产值仅为联合利华公司的1/19、P&G公司的1/17。规模如此悬殊,致使当时国内存在许多观点,认为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洗涤用品行业将会受到严重冲击,甚至“全军覆灭”。

由于看上去无可抵挡的优势,外商投资企业将其产品价格定在高位。合资企业对中方原有品牌的促销力度很小,市场影响呈现下降局面,而合资企业大力促销的外方品牌产品,由于价格居高不下,国内市场占有率上升缓慢。这种状况给国内一些原先居于“第二梯队”的企业提供了扩张机遇。一批改制后的上市企业、股份制企业、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抓住机遇,迅速发展。仅仅几年后,在2000年洗衣粉产量排名前四位的企业中,排名第一、第三和第四位的企业分别是南风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全力公司(集体企业)和纳爱斯公司(股份制企业),占据了市场的多数份额。

总体来看,进入新世纪以后,除了极少数技术垄断型行业外,国内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总体上已经不处于劣势,在市场竞争中双方此起彼伏。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工业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从2006年的28%,已经下降到2018年的23%。研究表明,我国国内市场容量巨大,本土企业有许多现实和潜在竞争优势,即使是跨国巨头,想要在中国市场上取得垄断地位并借此长期获得垄断利润决非易事。只要进入的技术壁垒不是特别高,本土企业就能够在竞争中与跨国公司共同生存和发展。那种仅凭跨国公司规模巨大、仅凭其自身存在获取垄断地位的意愿,就臆断国内企业必然被挤垮的观点,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也不符合中国市场开放的实践。

五、开放对改革的推动作用

对外开放不仅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动力,而且有力推动了思想解放和观念转变,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一)开放创造新的体制需求

改革开放之初,决策层并未描述长期目标,而是采取渐进开放模式,一步一步推出局部的、尝试性的有限开放措施,顺应形势发展变化逐步向前走。举办经济特区是当时条件下落实“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决策,当时无法在整体上推进外贸体制改革,不可能全面放开引进外资,优先选择沿海一些条件独特的区域创办经济特区,就是要建立起一个试验场,既能解决紧迫问题和积累经验,又不至于引起国内各方面的很大质疑和争论,能迅速办成事。设立经济特区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产生了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在这些特区,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政企关系、企业所有制结构和治理结构、经济管理体制、法律法规体系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形成和发展,使特区不仅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实验区,也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区。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从早期的改革开放看,对外经贸方面的改革措施相当有力,其引入的示范效应推动了整个改革进程。它对改革发展的作用一点也不亚于农村改革(周小川等,1996)。

(二)开放提供新的体制供给

开放型市场经济的运行制度,不少国家已经实践多年。对外开放使我们能够学习、借鉴和引入国际经验,不必从头开始不断试借。宏观层面的一个例证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努力推动了国内体制的改革过程。WTO倡导的国民待遇、透明度、非歧视、公平竞争等基本原则,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在“入世”过程中,为了适应成员国经济贸易体制与WTO多边体制相一致的要求,适应国内企业将更多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国内许多方面的改革开始加速,依法行政、公开透明、减少审批、企业改革等多年来进展困难的深层次改革问题都加快推进。

(三)开放有利于学习借鉴先进管理经验

实行对外开放后,适应全球竞争的压力推动了我国的改革深化。一是推进企业改革。增强出口产业竞争力和与外资企业竞争的现实压力,要求深化企业改革,完善治理机制,增强自身能力,外资企业在企业治理方面提供了示范效应。二是推动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我国价格管制的放松、投资体制改革、审批制度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都与为企业创造更好环境、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考虑有关。三是推动了我国会计制度与国际接轨,这是在全球市场上提高企业透明度、形成市场信心和预期的基础。1993年7月开始在全国推行新的会计制度,基本上做到了与国际惯例接轨。四是推动了各级政府职能转变,各地致立于改善投资软环境,减化审批手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办事效率,建立健全中介和公共服务体系,并且逐步从主要服务外资企业转向服务所有企业。

(四)开放推动法律制度建设

我国与市场经济相容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就是从制定吸收外资相关法律开始的。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就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该法律的起草参考了世界上30多个国家的有关法律,借鉴了其他国家吸收外资的做法和经验,对我国市场化改革发挥了启蒙的作用。为了保证该法的顺利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组织起草了一系列相关的配套法律和实施细则,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及其施行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施行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登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劳动管理规定》等,从1983年到1991年底,仅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颁布的涉外经济法规就超过200多个,在这些法律法规中,引入了市场经济中最必要、最基本的概念和制度框架,对我国随后的市场化改革起到重要的先导和启蒙作用。

总之,通过对外开放促进经济体制全面改革,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突出特点,发挥着重要作用。

六、未来展望:水平分工、中性开放和制度性开放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持续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显著提升,国内生产要素结构显著改变,产业技术显著进步,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国内发展进入新的阶段,高质量发展成为核心目标。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进入新的阶段,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各方面看,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面向未来,我国如何确定新的对外开放战略?本节从经济基本面变化和国际形势变化两个角度,提出我国今后对外开放格局可能的调整变化趋势。

(一)国内外环境变化与技术发展

当下,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与以往相比发生较大变化。网络与数字技术为开放注入新的力量。

1.国内环境变化

最基本的变化是国情变化特别是要素结构的变化。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的要素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除了土地、淡水、石油等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性日益明显外,劳动、资金、技术等要素匹配度改善,以往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资金和技术密集产业中大量引进外资企业的格局无需再成为整体要求,进口出口和资金流入流出,都是在细分产业、企业和产品层面上的竞争与选择,行业内贸易和投资成为参与全球化的主体形态。

2.国际环境变化

第一,制造全球化有所减速。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全球化加速,特别是跨国公司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和市场优势,纷纷将产业价值链中可以分解制造的部分和组装过程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导致了全球生产体系重组,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这轮全球化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达到高峰,全球贸易总额中,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相关的部分约占80%。此后,制造业的全球分工从技术和成本角度看似乎达到了均衡稳定状况,再继续细分和转移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下降,因为产品构造决定了每类产品能够合理分解并向海外转移制造的部分都有限度,越过这个边界,全球分工的收益下降而成本上升。例如汽车产业,全球化最高的几种车型,海外制造的重要零部件已经超过100种,产业价值链上的国家超过17个。在技术和产品架构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很难设想再如同以往继续推进全球分工的细化和深化。

第二,东道国本地化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趋势加强。一方面,那些初始仅能接纳全球分工体系中一小部分的国家,随着本土产业链的延伸、生产技术的提升和人才的成长,努力拓展本土制造部分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长度和宽度,争取在本土构建完整的产品生产能力。这些努力导致全球分工体系的一部分转为本地体系。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大力推动“产业回归”和“再工业化”,力促其离岸生产转回到母国生产。从经济和技术角度看,由于技术进步特别是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发展,许多制造环节由劳动密集转变为技术和资金密集,发达国家人力资本昂贵的制约因素被弱化,其本土制造业的竞争力有所回升。

上述几个方面的变化,使得已经持续30年的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速度明显放缓。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特别是制造全球化的进程在基本面上碰到障碍。

第三,多个高标准的贸易集团出现。由于WTO主导的多边体系作用减弱,一些新的高标准贸易协定出现。2018年以来,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先后签署了一些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如日欧EPA、美墨加协定、欧加FTA、CPTPP等。这些贸易协定涉及零关税、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及市场准入等,同时还有投资保护、社会保障、劳工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这些协定全部生效后,将覆盖55%以上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

第四,“一带一路”形成新的国际经贸多边平台。这个新平台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新变量,意义重大、作用多元。目前,我国累计与122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0份政府间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已与13个沿线国家签署或升级了5个自贸协定,与21个沿线国家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亚投行、丝路基金及中国与中东欧“16+1”金融控股公司成立,为参与国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融资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构建的是开放式新型泛区域经济合作,从而推动开放包容的全球合作平台(习近平,2018)。

3.网络与数字技术助力服务全球化

长久以来,服务业被认为是“不可贸易”的产业,因为服务的生产消费要求“同步性”(服务提供过程需要消费者参与,服务供给和消费同时同地发生),生产结果具有“不可储存性”(服务是一个过程,“随生随用随灭”,生产和消费不能错期)等特征。因此,服务“不可远距离贸易”。

然而,在网络与数字时代,服务的基本性质发生改变,呈现出3个新的重要特点。一是市场边界极大扩张,从“同时同地”变为“网络抵达之处”,几乎联通全球。二是规模经济极为显著,这源于许多网络服务的初始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特别是可复制的文化类、信息类服务更是如此。例如网络上的视频和文字信息可以极低成本复制无数次,规模经济极为显著,效益递增几乎没有边界,任何制造业产品都无法与之相比。三是数字时代服务全球化发展很快,在线软件、电子商务、在线支付、文学作品、音乐、游戏、文化与体育视频等都是全球生产与全球消费。可以预期,全球服务贸易和服务业跨国投资将持续快速发展,在国际贸易总额和跨国投资总额中的比重继续上升,成为全球化继续发展的重要引擎。

网络与数字时代发展服务贸易,我国有明显优势。我国人口数量最多,接入互联网的绝对人数和相对比例都很高,网民规模、手机网民规模和社交网站活跃用户分别超过10亿、10亿和7亿,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也超过美国和欧洲相加的数字。在我国,网络和数字服务业即使仅在国内市场上,就能同时获得规模经济和竞争的双重效益,迅速提升服务和技术水平,成为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并支撑其他产业提高竞争力(江小涓,2018)。

(二)水平分工、中性开放和制度性开放

1.转向水平分工

长期以来,受我国要素结构和产业水平的限制,我国主要参与垂直性国际分工,即出口劳动密集的中低档次制造业产品,进口资金和技术密集的高档次制造业产品。随着我国要素结构的改变和产业水平提升,今后我国将进入以水平分工为主的全球化阶段。

所谓水平分工,指各贸易国家之间都在生产和出口水平相近的产品和服务。这种分工模式主要存在于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国家之间,也是当代国际贸易的主流形态。在这种分工体系中,各个国家各类生产要素都参与分工并获得收益。水平分工可分为产业内分工与产业间分工。前者称为“差异产品分工”,是指同一产业内不同厂商生产的产品虽有相同或相近的技术程度,但其外观设计、内在质量、规格、品种、商标、牌号或价格有所差异,从而产生了国际分工和相互交换,这反映了消费者偏好的多样化和分工细化带来的竞争力。后者则是指水平相近的不同产业产品之间的国际贸易,许多国家有自己独特具备竞争力的行业,由此产生国际贸易的必要。

由于我国市场规模大,我国可以在国内形成完整生产体系并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产业较多,但合理参与全球分工仍然非常重要。当各国经济部门之间的水平分工广泛存在时,参与其中不仅能获得产品多样性和分工深化的益处,更是与全球产业链条各环节匹配、技术相互融合的过程。否则,即使自己能够生产,但若处于全球分工体系之外,就难以与全球产业发展的潮流合拍并相互促进。

2.开放环境中的“中性竞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开放政策一直倾向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资金流入、限制资金流出,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面对的政策条件也各有优劣。总体上看,这种倾向性是由我国国情、发展阶段和产业竞争力所决定的,也是许多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采用的战略。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可以向“中性”开放体制转变,促进更有效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一是在出口和进口之间保持“中性”,通过出口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益处与通过进口引进各种资源、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两者同等重要。中性的进出口政策,有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更大范围内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二是在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之间保持“中性”,吸收外资带来的资金、技术、先进产品、管理经验等,与对外投资带来的投资收益、出口扩大、当地生产优势等,两者同等重要。中性的跨国资金流动政策,有利于资金在国内外市场上与其他要素合理匹配,提高各种要素的收益。三是在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保持“中性”,两类企业都能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公平竞争能筛选出竞争力较强的企业,促进整个产业提升效率和竞争力。在每一个细分的产品市场上,各个企业持有的优势资源是不同的,每个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增强自身优势,都需要不断重组内外部各种资源,需要有相同的竞争地位。

3.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

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基本经验是实行渐进式开放。40年来,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我国用不同的政策引导开放过程。经过多年改革,我国基本具备了制度性开放的条件和环境。第一,分行业和分地区优惠的外贸政策已经基本取消,外经贸政策和法律法规统一透明。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实施,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有了法律保障。第三,政府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和优化营商环境,符合多边体制要求的管理体制框架初步形成。

今后要致力于使制度性开放体制更加完善和相对定型。要继续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坚持各类经济主体地位平等、对各类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大力提高法律实施和执法水平。在制度设计过程中,要立足于国情,也要开放借鉴。开放型市场经济的运转不少国家已经实践多年,我国不需要也不可能从头开始不断试错,而是应该结合国情充分借鉴,少走弯路。

4.新的开放进程中要关注的风险与挑战

一是服务业开放会有一些特殊问题。比如金融业继续扩大开放可能产生的金融稳定问题。比如普遍服务问题,即一些服务业具有公共、半公共产品的性质,如供电、通讯、交通、邮政、医疗、教育等,外资企业有时存在“撇奶油”行为,即服务只覆盖人口稠密、支付能力强的地区和人群,而将偏远地区和低收入人群排斥在外。国际经验看,常用措施是签订“普遍服务协议”。再如意识形态问题,服务业特别是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涉及文化认同、社会舆情、意识形态等方面,不少国家对特定领域的开放有更严格的要求。

二是跨境数据安全问题。数字知识产权问题和个人隐私保护问题,是当前国际贸易中的核心问题,不同国家主张不同,要以我国国家安全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兼顾各国共同发展利益,提出我们的主张。这有利于我国有优势的数字服务业加快全球化发展。

三是全球化的抵制力量和利益平衡问题。从母国和东道国两方面看,抵制服务全球化的力量都明显强于制造全球化。母国方面的主要理由是白领岗位转移、技术和服务人才流失、知识资本的外溢和国家战略优势地位的弱化等。东道国方面的主要理由是本土企业受到竞争排挤、外来文化侵蚀、经济社会安全受影响等,服务全球化进程必然有起伏,要理性解读和正确应对。

四是对外投资中的风险问题。国际环境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对外投资风险不可忽视。我国对外投资已有多年经验,要认真总结并制定相应对策,让市场更多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多在投资保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回望中国对外开放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本文对中国开放道路的独特性和规律性谈了一点体会。中国开放道路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也是本文分析的重点。然而同样要看到,中国开放道路也是独特性与规律性并存的过程。从规律性看,理论推断应该出现的基础性变化我国都相继出现。因此,要全面解读中国开放道路的特点:尊重规律和符合国情相统一,竞争压力促进学习借鉴和创新提升,改革与开放既相互匹配又相互促进。

(注:文中图表有删减)

原文刊发:

江小涓:《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赋能增长与改革》,《管理世界》,2019年第12期,第1~16、103页。

供稿丨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院

编辑丨发展办

编辑:胡艳会

(本文转载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如有侵权请电话联系010-53572272)

*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MBAChina立场。采编部邮箱:news@mbachina.com,欢迎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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