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正在热映的电影《万里归途》以利比亚撤侨真实事件为原型改编。上海外国大学2005届阿拉伯语专业校友朱煦振正是11年前这次惊心动魄的撤侨行动的参与者。本文转载于“上观新闻”记者对朱煦振校友的独家专访，原标题为《【独家】上海公务员参与利比亚撤侨：没时间想怕不怕，职责要我冲在第一线》。

“这件事的所有亲历者都能证明，‘祖国不会放弃任何一位同胞’，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在铜仁路一家咖啡馆里，回忆起11年前参与利比亚撤侨行动，已是上海市外办干部的朱煦振深有感触。

那次是中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海外撤离行动，35860名同胞在12天里迅速撤离战火纷飞的利比亚，以此为背景的电影《万里归途》在国庆热映，票房达10.21亿元人民币。

“没故事就是最完美故事”

“今天准备，明天待命，随时出发。”2011年2月22日，还在外交部工作的朱煦振接到了通知。没时间多想，匆匆理好行李后，他跟在上海的母亲通了个电话，“我要出个差，一段时间会联系不上”。

2月24日凌晨出发，从北京首都机场飞埃及开罗机场，转飞希腊雅典机场，再飞希腊克里特岛机场。班加西工作组成员在那里登上希腊邮轮，准备去接回滞留当地的1万多名同胞。出港不久，朱煦振就对“风高浪急”有了切身体会，“浪高9米，我们猛然间腾空而起，然后再重重砸下来，感觉像坐‘过山车’，五脏六腑都移了位”。

就这样颠簸了17个小时后，撤侨邮轮抵靠班加西港。“真没想会这样故地重游。”朱煦振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专业，曾在中国驻利使馆工作过3年，“虽然政府有大量石油收入，但当地基础设施很落后，年轻人失业率也很高。”令人唏嘘的是，如今富得流油的海湾国家，上世纪80年代目标就是发展得像利比亚那么好。

穿上防弹衣，朱煦振随工作组组长李春林下船。天空乌云密布，下着蒙蒙细雨，码头上，是排成一列急待登船的同胞；不远处，时不时传来沉闷的枪炮声。按照计划，伤病员与女同胞第一批上船，持有护照或护照复印件的是第二批，没证件的等确认后最后登船。朱煦振负责现场的人员登记与引导工作，“看得出，工友们都很紧张。”后来他才知道中国工人如何度过惊魂数日——有的在营地外挖壕沟阻止暴徒闯入；有的为躲避流弹藏在工程车的搅拌桶里；还有的腿部中弹，是被同伴抬着上船。

撤离过程中有过小插曲。码头上先后来过五六批手持AK-47、自称是港务局或海关的当地人。朱煦振用阿拉伯语向他们解释，并关照工人不要刺激对方，还请船员给他们些咖啡与点心，所幸对方并没出现过激行为。在港口停留一夜后，次日满载同胞的邮船驶向希腊克里特岛。那一刻，所有工作组成员都松了下来。

“是不是没有电影中那么刺激？”朱煦振抿了口美式咖啡，“对我们来说，同胞平安脱险就够了，没有故事就是最完美的故事。”

“在枪声中工作，又在枪声中入眠”

朱煦振后来了解到，另外两路撤离队伍就没那么平静顺利了。赴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工作组，护送同胞走陆路前往利比亚与突尼斯边界，一路穿越50多个检查哨所，有政府军、反对派甚至是当地民兵组织的；前往内陆城市塞卜哈的工作组，在机场6平方米的陋室中工作3个昼夜，协调28架次民用、军用飞机起降。

“目标只有一个，让我们的同胞早日平安回家。”朱煦振说，为了顺利撤离，国家首次出动军机接人、动用军舰护航，在最严重事态发生前，通过海陆空并进完成了大撤离。国家为此动用大量资源，有的撤侨邮轮单日租金就达70万欧元。黎波里工作组组长费明星还告诉记者，工作组成员每天在枪声中工作，又在枪声中入眠。

更重要的，靠的是平时润物细无声的工作。事实证明，中国的中东政策是得人心的。无论是利比亚政府军还是反对派，都对中国人比较友善，这是战火中撤侨的重要保障。还有，就是希腊方面在关键时刻给予的种种便利。而在2008年希腊遭遇金融危机时，中方承诺购买希腊国债、为其航运业提供贷款。“多个朋友多条路”，人与人是如此，国与国亦是如此。

采访中，亲历者都提到朴实的中国务工人员。有一个令人落泪的对比，在撤离环境较为宽松的班加西，工人们登船时不舍得丢掉泥瓦刀、锤子、螺丝刀等谋生工具；而塞卜哈工作组组长黄振宇看到另一番场景：由于机场混乱不堪，为了尽快登机离开，工作组请工人们只随身携带贵重物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工人兄弟，他们没有任何怨言”。

“你问我当时怕不怕？”朱煦振想了想，“外交官就是普通人，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子，会胆怯、会恐惧、会无助，但职责要求我们必须冲在第一线。”参与利比亚行动的不少是他常驻时的同事，但谁也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再度聚在一起。让他遗憾的是，由于在不同点位撤侨，大家虽然劲往一处使，但始终没能见上一面。

换成其他外交官，也一定会去

利比亚撤侨之后，我国还进行过叙利亚撤侨、也门撤侨、乌克兰撤侨等十余次紧急撤离海外公民行动。当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我国在短短数日就开辟一条条生命通道，将5200多名同胞安全撤离。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写入其中。这十年间，中国努力为走出去的同胞遮风挡雨，努力保障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祖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与外交为民的初心，是海外中国人最好的一本护照。”朱煦振说，中国未来相关行动定会更加从容与自信。

还有学者提出，撤侨不仅需要一线人员的青春热血，更多是要体制机制上进行建构与完善。撤侨的时机选择非常重要，需要用时间换空间；撤侨的便利性也需要考虑，否则会增加大量的任务成本；还要考虑撤侨的国际意义，在保护本国公民的同时，也能兼具人道主义工作。这些关键因素，都要在一次次撤离中总结经验并加以改进。

完成撤侨任务后，朱煦振最后一批乘机回国。事后他只是简单把经过跟家里说了一下。得知儿子是去战乱国家带同胞回家，母亲一个劲儿地说：“做得好，做得好。”

或许没有哪国公民像中国人这般在意回家与团圆，也正因为这种特有文化，使撤侨在中国被赋予更具深层次、更具仪式感的意义——这不只是彰显国家实力，不只是呈现外交能力，更是一种历经千百年、已经融入血脉的民族责任感，虽千万人吾往矣。

用朱煦振的话说，换成任何一名中国外交官，也都一定会去，不管有多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