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播出节目“著名力学家钱伟长”，以下是节目内容：
开场白：
主持人：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面临着许多次的选择。绝大多数人在做这样选择的时候，都会以他自身的需求作为出发点。所以当我们听到，有的人说他一生当中，所有重大
的选择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有一丝的不相信，但是假如您坐下来，静静地听钱伟长讲他过去的故事，也许您会发现，正是因为他始终坚持了这样的选择，钱伟长才成就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解说]：
今年七月，我们来到了上海大学，假期的校园没有了平时的人来人往，在校园一角有一幢学校招待所,看上去十分的普通，但在二楼常年驻守的警卫却又让这里显得不同寻常。我们要采访的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国著名的力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钱伟长就住在这里。
[访谈]：
记者：其实我采访您之前，我看了您的很多材料，我对您有种感觉，就似乎你好像没有那个自我。
钱：我自己不考虑，我到现在也不考虑。我现在不拿工资，我上海大学不拿工资。
记者：在上大不拿工资。
钱：我不拿工资。
记者：我也听说你在上海连您自己的房子都没有，自己的家都没有。
钱：我住在学校。
记者：但我觉得还不是利益上的，我对您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您说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钱：我是搞国家需要，国家需要我干，我是这样的人。
记者：国家的需要就是您的专业？
钱：对，我就去干。
[解说]：
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这一理念贯穿了钱伟长的一生，因此也才有了周恩来把他和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为“三钱”的赞誉。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三钱又一次不期而遇，虽然这时他们才有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合影，但在二十二年前的1956年，“三钱”，这个科学界的说法早已广为人知。
[访谈]：
记者：“三钱”是怎么提出来的，您记得吗？
钱：“三钱”是这样的，那是1956年的事情，那时候搞科学规划，上面有周总理有指示，你搞的话要走群众路线，于是找很多教师来问，应该怎么规划。那时候我是清华的教务长，我当然不能不去。我的计划中间，只有5项是关于学科的，一个是原子能，一个是导弹、航天，还有一个是自动化，还有计算机和自动控制。这个提出来以后，这边老先生们都不同意，说我这数学、我的物理到哪儿去了？
记者：就是没有学科的计划？
钱：我也没学科，我自己也不提。
记者：你专业上，你也没提。
钱：这都不提，我是国家需要什么搞什么。
记者：您关注的并不是某一个学科，而是说国家整体的科技实力会怎么样发展？
钱：对，那么这样一来以后呢，跟他们吵啊，这边有400多人呢，吵，只有两个人支持我了，他们都是刚回来，一个是钱三强，他是搞原子弹，他本身就需要这个东西，一个是钱学森，他是搞航天的。
记者：这“三钱”，就这么出来的？
钱：他们两个人帮我们谈判，吵了一年多了，最后周总理说，“三钱”说的是对的，我们国家需要这个。
记者：不能够就专业去谈论专业的发展，而要看整体的需要。
钱：不能就专业来分，对，所以叫我们“三钱”。
记者：但是当时您跟这四百多个科学家，在争论的时候，应该说压力也很大，因为他们也是各个学科领域的带头人。
钱：带头人。我怕得罪他们。
记者：也怕得罪他
钱：都是有权的。
记者：您怕得罪他们，为什么还这么坚持？
钱：不过我觉得，我还是要说真话，国家应该怎么办，不能听这些话。
[解说]：
1931年，钱伟长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七房桥一个清贫的教师之家，但是他却有个十分著名的四叔，就是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国学大师的钱穆。在钱伟长十六岁的时候，父亲病逝，之后他就一直跟随四叔生活，钱伟长受其耳濡目染，在十八岁那年的高考中，以中文和历史两个一百分的成绩走进了清华大学的校园。
[访谈]：
钱：我这语文是很好的，假如重新考状元，我就要考状元对不对？
记者：您还记得当时的语文题目是什么？您怎么答的吗？
钱：语文题目叫 《梦游清华园记》。
记者：《梦游清华园记》。
钱：就是说你没到过北京清华的，你怎么晓得要考这个学校？你想象清华是怎么样的?我写了一篇赋，四百五十字，四十五分钟。他们那个出题目的老师想改，改不了，一个字也改不了。后来他给了一百分。
记者：一个字也改不了，那就只能得满分。
钱：满分。
记者：然后钱木先生看到，你四叔看到了。
钱：后来看见了，批评我了，他说你年青不要那么厉害。
记者：这个文章很好，他为什么批评你呢？
钱：他批评我写得太骄傲。
记者：就是因为您太骄傲了批评你？
钱：要不我看到人家没办法写，我一个人，45分钟写了一篇赋，我自己很得意对不对？
后来考历史我也满分。
记者：那历史的题目是什么？
钱：二十四史的名字、作者、多少卷、解释人是谁？这样一个题目，我考了一百分，没有错。
记者：当时您知不知道有没有第二个考一百分？
钱：没有，好多人考零分。这样一个怪题目，当然零分了。
钱：其它四门课，数、理、化、英文，我一共考了25分。
记者：一共？
钱：一共考了25分。
记者：也就是这数、理、化、英文四门课，分数非常低？
钱：很低，我的物理只考了5分，英文我根本没有学过，所以没分。
记者：当时很多人都认定，您要不上中文系，要不上历史系？
钱：是啊，都等着我。
[解说]：(4)
就在钱伟长决定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也就是 1931年的9月18号，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而蒋介石却奉行不抵抗政策，一时间，全国青年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支持抗日。钱伟长当天也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震惊中外的消息，他决定弃文从理。
[访谈]：
钱：我听了以后就火了，年轻嘛。我说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嘛，所以我下决心，我说我不学这玩意儿，我要学飞机大炮。有老同学告诉我，你进物理系吧。但是物理系主任吴有训他怎么也不肯。
记者：当时他知道您物理只考了5分？
钱：我这物理是一塌糊涂，5分考的。怎么办呢？我说坚决要学物理。有人告诉我，说你跟那个系主任泡，软磨硬泡，天天去。
记者：你怎么泡的呢？
钱：同学说让他办公，你就去，他一到你就跟他说，我要进物理系，我天天这样，跑了一个礼拜，他办公都没法儿办。他因为8点钟去上课，我6点三刻就到了。
记者：等着他。
钱：跟他泡。
记者：他不生气吗？
钱：后来他没办法，他说这样，你那么坚决，可以。可要有一个限制，因为现在想进物理系太多了。所以他得限制人家，说在一年中，这三门课，普通化学、普通物理、高等数学这三门课，你要能考70分，先让你试读。
记者：能考70分才收你。
钱：那么我当然要答应了，先学了再说。对不对。
记者：但是当时有没有担心过，您长处在文史方面，如果你放弃了长处，去学一个自己只考了5分的物理，那将来一旦学不好怎么办？
钱：我这些都没有考虑。
记者：可是当时您的家庭支持你上大学，是因为希望您将来有一个好的工作，能够很好地养家。
钱：我反正是要学这个，我将来造坦克，就是这样的思想。
记者：就自己下了这么一个决心。那上学之后，物理学得怎么样？
钱：物理上了七个礼拜，测验一塌糊涂。
记者：连续七周，您的考试测验都不及格？
钱：都不及格。
记者：那你是不是很着急？
钱：也不着急，我年轻嘛。
记者：还不着急？
钱：我当时也有点害怕，我怕学不好，学不好就不行了。那拼命，拼命学。
记者：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人比你更刻苦？
钱：有啊，那时候跟我同时去的，是华罗庚。我是很用功的，每天早晨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去，可是华罗庚已经背完了。
记者：您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背完了。
钱：已经背完了。
钱：所以我和华罗庚是很熟的，我们同时学。
记者：就是俩个人比着看，看谁更用功。
钱：后来，我在物理系待了四年，我物理学得很好，变成全班最好的学生。
［解说］
当时和钱伟长一起而改学物理的学生共有五名，但是最后只有钱伟长一人坚持到毕业，1939年他考取了中英庚款会公费生留学生，但是留学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钱伟长的留学计划也被迫中止，但是三个月后，当中英庚款会做好了所有的准备时，他却和同学们一起选择了放弃。
[访谈]：
钱：第二次是在年底，我们不用去英国，可以去加拿大。因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还有名教授，都逃难逃到加拿大去了。所以让我们到加拿大去，说是中英庚款的负责人在上海英租界等你们。船到了，那是俄国皇后五号，早上八点上船了，中英庚款的负责人就把护照给我们，他倒是好意，说你们过日本的时候啊，息船三天，没事，你可以到横滨去玩玩。
记者：也就说，护照上面有日本的签证，可以在日本玩三天。
钱：可是日本那时候占领了全国了，还没占领香港，还没占领上海租界。那么一看签证我们就不干了，当场有好多人，把护照扔在黄浦江里去了，21个人全下来了。
记者：但是我想作为你们这21个人，当时去加拿大读书，应该说对你们的前途是非常重要的。
钱：是啊，我们不干，我们不干。它占领我们全国领土，我们受了那么多苦，还签证跑那干什么？！结果中英庚款的管理负责人，是个英国人，他自己承认错了。他说我们不懂得你们中国人的爱国心，他自己那么说，你们先回去再说。
记者：所以第三次的时候，就没有再让您经过日本。
钱：第三次没有了。
[解说]：
1940年的8月，钱伟长终于第三次出发，赴加拿大留学，在“俄国皇后号”邮船的甲板上，留学生们为这次不同寻常的经历留下纪念，之后他们共同进入多伦多大学学习，其中钱伟长主攻弹性力学，不久他就和他的老师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这是世界第一篇有关板壳内禀的理论，几十年来深受国际间的重视。这篇论文和爱因斯坦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共同发表在一本文集里，而那时钱伟长到加拿大还不到一年。
1942年他博士毕业后来到了美国，师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门下，在1946年，他与冯·卡门合作发表了《变扭率的扭转》一文。冯·卡门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弹性力学论文。然而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回国，在母校清华大学做了一名普通的教授。
[访谈]：
钱：我46年回来，我是想回家，培养更好的学生，我一个礼拜讲十几次，谁也没上这么多，一般教授一个礼拜上六堂课，我讲17堂课。我没有怨言。48年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了，他回来是结婚来了。他回来看我，看我很可怜。那时工资是15万金圆券，只能买两个暖瓶，叫我怎么过日子？
记者：可是在回国之前，您在美国的收入已经很不错了？
钱：很不错。那是8万美金一年。钱学森说这样吧，美国特区研究所，就是美国的GPL，还希望我回去。
记者：当时您想回去吗？
钱：我当然不想回去，可是那时艰苦了。
记者：所以当时您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就选择了说我还是回去吧。
钱：于是要到外国大使馆，去申请注册，美国大使馆注册，好多问题，我都无所谓，你信什么教？我说我没教，他说不行啊，没教在美国人看来，你是无教之徒，是野蛮人。后来他说这样，你填孔教，我是孔教。最后一条，我填不下去了，讲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您是中国还是忠于美国？那我说，我说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我不能忠于美国人。我就填了一个NO，我绝不卖国。结果就因为这个，他不让我去了。
记者：填这个NO的同时，就意味着你跟美国人讲，我不去你美国了。你心里很清楚这一点。
钱：是啊，我总不能忠于美国人，我是中国人。
记者：所以在这个签NO的时候，您毫不犹豫。
钱：我毫不犹豫，我这一点是毫不犹豫。我是忠于我祖国的。
［解说］
1957年6月，反右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已经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成了倍受攻击的对象，事情源于5个月前，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对当时清华大学照搬苏联模式的教学思想提出了意见。但是这些主张，与清华园内外的时潮相背，并引发了一场历时三个月的大辩论。随着反右运动的愈演愈烈，清华报刊上开始长篇累牍地刊登批斗钱伟长的文章，最终他被打成了右派，唯一幸运的是，毛主席的一句话使他保留了教授资格。
[访谈]：
钱：毛主席说，他是好教师，所以要保留教授，就是说我还能讲课的，所以我还给工资的。
我这右派，是保留教授的右派。假如没有这个右派，我到北大荒去了。那时候所有教师是右派都要到北大荒去。
记者：也就是说，当时您还算是一个受优待的右派？
钱：这是毛主席保的。
记者：可是当时把您打成右派之后，您的生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钱：那很大变化，那无所谓。我告诉你，右派连儿子上大学都不许，我的儿子女儿都没上大学。
记者：当时学校已经没有工作机会了，所以您在做些什么呢？
钱：我右派做我该做的工作。
记者：您都做了一些什么？
钱：我做了很多奇怪的事。
记者：您给我们讲讲，有多奇怪，这个事情？
钱：有一个事就是，我国在跟前苏联打仗，珍宝岛战役。我们开始俘虏了一个坦克，给我们拉走了，我们这个解放军很厉害的，用这个步枪把坦克拉下来了，后来陈列了出来，我一看，我说这个坦克设计的很笨啊，你们迎头打，打不坏它，你们让它过去的时候，从侧面打，侧面打它有一块，这一块打中，就一直打到里头去了，它很薄这个防护板，我一看就晓得。
记者：您从它的结构上，做了一个分析？
钱：所以后来，第二天，他们又带了两个坦克来，也陈列在苏联展览馆里头，我再去看，就打的那个地方，所以我说话是很有效的。我还晓得，我们的坦克只能走几十公里顶多了，再远走不了，因为我们的坦克电瓶啊，用铅酸电瓶，坦克启动的时候，需要电力很大的，需要四个电瓶，只能启动15次，这个电就不够了。所以坦克打打停停是经常的事情。
记者：在那个时候，您想到了要给坦克搞一个更有效的电池。
钱：我们想法子自己做高能电池，叫高能电池。
记者：这些东西都不是您原来学的力学的那个专业？
钱：都不是，我就找化学系，普通化学的教师，他们都同意很我一起搞。
记者：后来这个做的结果怎么样？
钱：一样大的一个电瓶，就是足够两千回发动。
记者：两千次。
钱：我们把这个放在汽车后头，架子后头，就可以从清华开汽车到天安门再回来，它这个能量很高，所以我们叫高能电池。
记者：那您当时有没有担心，我并没有这方面的基础知识，我也并不了解，我可能做不成？
钱：我这个人是搞什么学什么，我有这个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