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China网讯】朱海斌先生，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兼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在2011年加入摩根大通之前，朱博士在国际清算银行先后担任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学家达十年之久。朱博士的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宏观经济、银行业监管和金融稳定，风险管理和房地产市场。他在国内外专业学术期刊发表数十篇论文，并在房地产和金融学研究领域获多项国际学术论文奖。朱博士目前在《财经》、《财新》任专栏作家，并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任兼职研究员, 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任兼职教授。

教育背景：1989-1994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学士;1994-1996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硕士;1996-2001 美国杜克大学经济学博士。

目前，官方没有出台明确的处置企业债务风险的方案，只有一些局部性的、有选择性或针对性的、拼拼凑凑的技术性手段。比如，政府在钢铁、煤炭等行业推动去产能，国资委现在内部也主导有一个僵尸企业的单子。去年在央企有一个单子是僵尸企业属于未来重点处理的对象。政府并不倾向于市场化或者破产为主的基础性手段，更多的是希望通过重组的方式、债转股等技术性手段将僵尸企业在内部消化掉。其实这是不够的，解决企业债务问题需要全局性、市场化、细节性的解决方法。例如，强化破产方案的执行，解决国企软约束问题，促进民间资本的参与，鼓励市场开放和竞争等。

首先，中国缺少一个比较可执行的破产机制，地方政府或地方法庭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方法进行操作。国企改革的核心是解决国企软约束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国企和地方政府实际性的转变。在国企改革里，比较欠缺的是市场的准入方面的开放，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而不是通过混合所有制的形式进来。而是通过开放市场，鼓励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形成公开公平的竞争环境。在处理一些僵尸国有企业的时候，可以有更市场化的手段。

第二，财政政策上，现在财政政策有两条我们是没有想清楚的，第一条是国家提的减税，减轻企业税负负担。去年李克强总理在两会上指出，营改增为企业减税负5000多亿。大家很疑惑，5000亿是怎么算出来的?现在危机并没有显现，但政府必须要做一个方案，如果未来出现金融危机，这个成本如何分摊，在破产程序里，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要清晰界定。另外的问题是，政府通过财政手段还是货币政策手段来分担国企、银行的负担?从以往的各种危机的经验来看，提前做好预案的准备非常重要。

最后一点，货币政策。我们在提货币政策建议的时候，对于如何平衡债务问题、风险问题和经营增长问题的时候，提出比较可取的方案是低利率、稳信贷。低利率对稳定经营增长可以起到作用，还可以防止债务问题。以往很多国家出现金融危机风险的时候，大家强调财务紧缩、金融紧缩，货币紧缩之后会带来债务利息支付成本上升，反而会导致债务风险恶性爆发，所以我们非常明确地建议低利率。信贷方面，我们建议稳信贷，尽量往下降，信贷不能再扩张了。过去的一两年里，央行在不停地降息。

2016年上半年，信贷增速有过一段反弹，2016年下半年基本上增速趋于稳定。在财政政策和国企改革上，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所以，我们一个大的判断是，企业债务在短期不是一个问题，未来如何演化，取决于政府能够做多少。未来2、3年，如果政府不采取一些大的措施，问题会重新归来，而且会演化得比较剧烈。在某种程度上，危机是会来的，只不过是危机大小的问题。

(注：以上内容摘选自4月14日朱海斌先生在第十八期北大汇丰金融前沿讲堂上的发言《中国的金融风险：稳，还是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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