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教授观点|戴亦一：被房地产绑架之下，实体经济路在何方？

【MBAChina网讯】厦大初见戴亦一，毫无悬念地戴着一副眼镜，洋溢着浓郁书卷气的儒雅外表，典型的学者形象。不完整的素描于我而言不能勾勒其万一，“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印象极深的是他跃然在言谈间的睿智和独道。

围绕着中国经济、实体企业出路等问题，开始了这一次的专访。“中国经济和中国房地产专治各种不服！”，戴亦一一语掷地，从谢国忠在2013年曾预言“2014年中国房价跌50%”，到国世平2013年说道“赶紧卖掉房子，一套都不剩”，再到郎咸平、陶冬、鲁比尼等的中国经济和楼市“崩溃论”…….戴亦一认为，这些经济学家确实看到了中国经济存在的种种深层次问题，但之所以仍然被现实硬生生地打了脸，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经济和房地产背后的政治经济制度太特殊了。戴亦一认为，中国经济独特的制度背景和国情，正是其超强韧性表现的根源。

中国独特的土地财政架构

戴亦一认为，预测中国经济，关键要从房地产入手，不仅因为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影响力巨大，而且因为只要楼市泡沫不破，中国经济整体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要理解中国房地产，则要从国际罕见的土地财政谈起。看不懂土地财政，你很难准确预测中国经济和楼市的运行轨迹。戴亦一认为，肇始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中国土地财政的滥觞。分税制以后，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彻底分开了。在这次以中央集权为初衷的财税改革结束后，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出现了严重不匹配的问题，一些地方财政甚至陷入了入不敷出的窘境。

穷则思变。在变革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几乎一夜之间就Copy了香港以土地财政为特征的房地产制度——尽管开始的时候被称为“经营城市”。

为什么说香港是世界上土地财政之父？她又是如何发明出土地财政这一神器来的呢？这有其历史偶然性。当年英国人从清朝租借下香港岛时，土地不能像宗主国英国一样私有——香港是租来的呀。可是，更难受的是，香港当时只是一片不毛之地，除了港口什么资源都没有——香港时至今日还不得不从深圳引水。为了发展香港经济，港英政府不得不大胆地实行自由港政策，以税收优惠来吸引外来投资和人口。由于商品可以免税自由进出，港岛自然很快就发展成亚太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中心，继而发展成为航运中心、金融中心、购物中心甚至旅游中心。可以说，正是得益于这个自由港政策，香港经济发展起来了。但是，香港政府跟任何政府一样也需要维持，要花钱，她要向社会提供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环境保护、防务治安、以及教育医疗等等社会福利。预算从哪里来呢？那就只有靠卖地了！因为港岛是从大清国租借来的，所以一开始，所有的香港土地就集中在政府手里。为了获得足够高的土地批租收入，港英政府采取了饥饿策略抬高地价，每年严控批租土地的数量。高地价再通过高房价从开发商手上转嫁到购房者身上，最后达到迂回征税的目的。这是一种精巧的税制设计，一般人很难察觉，这也是为什么香港老百姓哀叹自己一辈子为李嘉诚打工的原因。其实，李嘉诚也只是替政府的土地财政打工的，顺带自己也发了财而已。

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土地财政最大的弊端，就是高房价高地价，就是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生存空间因为高成本而受到越来越大的挤压。因此，香港根本就不适合发展制造业，而只能发展高附加值的金融、国际贸易等高端服务业。当然，一个至今才区区七百多万人口的香港，完全可以靠金融、贸易、旅游等高端服务业养活，没有制造业也无所谓。但对于有着将近十四亿人口的中国大陆来说，不可能人人都去搞金融等服务业而不做实业吧？

目前国内实体经济感受到的巨大压力，以及资金脱实向虚，无疑都跟我们的土地财政，香港模式有着直接的关系。土地财政一定会导致实体经济产业空心化，这也是香港模式的宿命。

房价为什么总也降不下来？

当然，戴亦一认为土地财政也要客观评价，不能一概否定。土地财政的积极因素是：第一，巨大的卖地收入和房地产税收，使得地方政府对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的高水平投资力度大，这极大地改善了地方的投资环境；第二，地方政府对开发区和高科技企业的财政补贴力度也较大；第三，充盈的卖地收入提高了政府对企业不规范税务行为的高容忍度。至于土地财政对实体经济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最严重的是对实体经济消费需求的压抑。高房价导致大量房奴，房奴的低消费率致使实体经济内需严重不足，一旦出口不畅，就会出现严重的实体经济产能过剩问题；第二，高房价背后必然是高劳动力成本，而高劳动力成本对传统制造业发展也是致命的打击；第三，房价暴涨暴跌不仅会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投机风盛行、实业精神丧失，还会使得金融风险逐渐累积，形成堰塞湖，严重威胁国家宏观经济安全。

房地产对政府来说是一个爱恨交加的行业。高房价导致实体经济产业空心化，还阻碍城市化的进程，也使得房奴们对政府的调控政策充满各种抱怨，而且潜在的金融风险越来越大......不调控终有一天会酿成大祸。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发自内心地想调控房地产，不让房价过快上涨的内在原因。因为政府官员们明白，一旦房地产崩盘、金融危机可能立马爆发。国际社会的教训是深刻的，无论是1991年日本经济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无一不是因楼市崩盘而引起的。

但是，房地产也是一个重要的民生行业，这个行业每年十万亿级的销售额，以及对上下游几十个行业的拉动，其对投资和GDP增长的贡献大到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可以相提并论。与此同时，它更是地方政府目前还无法或缺的税收工具。明白这点，就容易理解为什么2015年眼看着房价就要跌下去的时候，政府却突然取消限购，并积极倡导房地产去库存的原因了（此前2008年房价大跌之际，政府也基于美国金融危机等原因，停止了当时的限贷等调控政策）。对政府来说，理想的房价是稳中略有升。从这个角度来看，呵护房地产市场的幕后最大的力量，其实是地方政府。

此外，土地财政一旦上瘾，就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现在地方政府各种显性加隐性债务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但财政专家们估计至少几十万亿，每年仅付利息就需要几万亿。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加上实体经济处于转型升级的磨合期，全国大多数城市尤其是三四五线城市，都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困难问题。因此，从土地财政的角度来说，中国内地大部分地区逐渐形成了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大部分三四五线城市的财政50%甚至60—70%依靠卖地。所以，想要理解中国的高房价问题为什么久治不愈，只要把房地产看成是地方政府的一个税收工具就很容易理解了。在地方土地财政依赖问题解决之前，高房价问题几乎无解。

高房价其实就是高税收，高房价下民生艰难，消费萎靡，实体经济产能过剩......这都是必然的结局。此外，在中国，房地产还异化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新工具。当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就会去刺激房地产，通过刺激房产来拉动投资，增加地方政府土地收入，进而拉动基建。尽管中央政府一直希望改变土地财政和因此而来的房地产泡沫问题，但时至今日，制度背景却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你说房价怎么降？

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买房很疯狂？

中国人对房地产投资的酷爱，可以说举世无双。为什么国人如此热衷买房？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但更是了解中国实体经济缘何突然陷入产能过剩窘境的关键。戴亦一认为，要厘清中国人的房地产投资偏好情结，还得从中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谈起。不得不承认，我国的社保医保等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跟欧美发达国家，甚至跟一些发展中国家比起来，还相对薄弱。对于大量体制外的年轻人来说，养老、看病、孩子上学、住房这几座大山的压力往往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没有足够安全感的老百姓自然不得不拼命储蓄，所以中国有着世界第一高的居民储蓄率。可是在现有产业和金融制度环境下，老百姓如何将基于安全动机产生的巨额储蓄保值增值却是一个大难题：把钱存在银行害怕通货膨胀，自己投资实业渠道太少（许多好赚钱的行业如金融、电信、能源等行业，一般都由央企国企垄断），投资股票A股市场不仅上市公司圈钱成风，而且投机气氛很强、风险太高......老百姓的保命钱选来选去，发现买房才是保护他们财富的最靠谱的工具。

收入与消费的平衡是经济学的基本法则，因为长期来说，只有消费才能拉动生产。中国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却因为忌惮于社会保障问题不敢消费。戴亦一认为，只要政府不去改变这个制度弊端，不去解决老百姓的养老问题、医保问题，不去解决老百姓投资渠道缺乏的问题，这种千军万马投资房地产的奇葩景象就会一直存在，实体经济内需不足的问题也会长期存在。其实，房地产不仅对政府很重要，对企业很重要，对老百姓也很重要——因为老百姓的身家性命都在这里面。

正因为如此，是居民的高储蓄和高房地产投资导致了中国的实体企业产能过剩。这个问题以前之所以没有这么严重，是因为从1978年到2008年期间，高速增长的出口和投资掩盖了我们的低消费问题。现在，出口和投资的高增长难以为继，消费不足和实体经济陷入经营困境的问题就再也兜不住了。

实体企业路在何方？

戴亦一认为目前实体经济的出路，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进行需求侧改革，尽快释放国民消费需求，促成经济结构从出口和投资依赖型向消费内需主导型的历史性大转型；二是释放企业技术创新的活力，促进实体企业从中低端制造业与中低端服务业向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跃进的突破，完成产业的历史性升级。

舍此别无他途。

1、消费释放

居民消费需求不旺，实体企业日子怎么会好过呢？据统计，中国消费占GDP的真实比重只有50%左右，同比处于全球最低水平。国际社会平均水平在70%以上，美国甚至超过80%。也就是说美国老百姓的钱，主要是拿来消费，而中国老百姓的钱，大部分都存起来去买房子了。怎样释放消费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要尽快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

病有所医对消费需求释放很重要。房子住大一点，小一点，中国人都能忍受。但是如果没有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穷人生病如果自己没钱就只能等死，那老百姓就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储蓄解决。至于老有所养呢，问题更大。现在体制外的个体户和农民，老了如果没有足够的储蓄或孩子抚养，那他就很麻烦了，政府保障的低保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就算是体制内所谓老有所养的人，如果年轻时不多存点钱，老了靠退休金日子也不好过。只有保障体系建立起来了，没有后顾之忧的老百姓才敢消费花钱，否则消费很难刺激起来。

但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就一直不去弥补呢？缺钱！社会保障体系要参照国际惯例建立起来，需要巨额的资金。

政府其实是有办法的，国内外不少经济学家支招，认为中国释放内需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他们认为，医保社保足额全覆盖的巨额资金从哪里来呢？可以通过国有企业的混改来，即政府战略性减持那些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股份，用套现来的资金去补这个欠账，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起来。这样，不仅可以通过混改激活那些老国企的机制，而且，套现资金可以用于补充社保和医保的资金缺口，加大社保、医保的投入，让老百姓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这种方案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保持中国政府对混改国企的实际控制权。对此，专家们认为可以学习英国的金股制度，即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带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国有企业，国家即使不控股，也可以设计让其持有“一票否决”特权的金股，对其某些不利于公众利益的企业逐利行为加以控制。

戴亦一认为，如果政府没有一笔额外的巨款用来弥补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口，消费释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的情况就很难有根本性改观。目前很多实体企业已经在吃老本，等老本慢慢吃光了，也许就会出现更多实体企业倒闭的连锁反应。一旦实体企业出现成片倒闭潮，房地产的泡沫也就撑不住了，等待我们的很可能就是泡沫破灭的明斯基时刻。

弥补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口，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如果不越过这道坎，内需就很难彻底释放，中国实体经济就很难彻底走出产能过剩的困境。

2、科技创新

戴亦一谈到中国实体企业逆境求生的另一个解决之道就是科技创新。他从企业制度、法律制度、金融市场、教育、文化与信息环境等多个维度，阐述了他对如何释放企业创新活力，真正突破供给侧改革关键的见解。

中国以前出口那么好做，现在为什么感觉越来越难了呢？因为我们过去的传统产业竞争优势主要是低成本，现在国内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都在上升，环保压力也日益增大，加上长期依赖出口形成了巨大的对外贸易顺差累积，人民币汇率被美元绑架，不得不持续升值，所以现在传统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竞争优势越来越弱，出路只有创新，进行产业升级。但企业创新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很难，这就是政府为什么积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供给侧改革的深层次原因。

目前为止，科技创新和供给侧改革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戴亦一教授认为真正的供给侧改革，关键就是要释放企业创新的活力，让企业生产出具有全球科技竞争力的高附加值产品。跟发达国家比，中国企业的创新环境还有着很大的改进空间，因为很多中国企业在创新方面是“戴着镣铐在跳舞”。供给侧改革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第一，从企业制度的维度上来看。

我们目前的企业制度还有很多不利于创新的地方需要改革。一般来说，民企比国企更有创新活力，国企创新压力不如民企大，动力也不如民企足。创新是高风险高收益的活动，风险和收益必须匹配。众所周知，在高科技创新方面，深圳已经遥遥领先广州上海等超级城市。为什么深圳的创新能力这么强？因为深圳从华为、腾讯、大疆到华大基因等高科技企业，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而广州和上海国企太多。因此，在中央做大做强国企的既定方针下，如何改变国企的生存环境和内部风险激励机制，让国企也具有像民企一样的创新活力，是供给侧改革的成败关键，毕竟，国企占有国家更多的资源和更优秀的人才。

第二，从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维度看。

创新是高风险的活动，所以一定要有高收益匹配才会有人去干。创新的高收益来自哪里呢？靠专利，创新成功你申请专利，在专利知识产权保护期内，你就能够独家垄断卖高价并获得超额利润。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企业为什么都愿意创新？因为他们有着健全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创新是高风险配高收益。在中国，创新变成高风险配低收益，就没有多少人愿意创新了。为什么创新到中国变成了低收益了呢？因为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不完善。企业辛辛苦苦创新出来的东西，可能没几天就被人家山寨了，价格一落千丈，企业连回收高昂的创新成本都难，更不谈高收益了。所以，我国很多企业的策略就不是创新，而是山寨，因为在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的地区，山寨别人的先进技术反而是低风险配高收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企业家流行一句奇怪的、外国企业家可能根本听不懂的口头禅：“企业不创新等死，创新找死!”，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创新风险太大，山寨更划算。

在经济赶超阶段，山寨模仿战略也许是可行的，但到了高收入阶段，要与发达国家竞争，山寨就越来越难以支撑经济发展了。对于核心高科技领域，如工业级高端芯片、先进航空发动机等等都是无法山寨的，只能靠自己日积月累的创新能力。至于为什么我们的知识产权无法得到有效保护？戴亦一认为幕后的原因还是权大于法，地方保护和司法腐败，是知识产权得不到有力保障的根本原因。因此，尽快进行司法体制的改革，创造有效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环境，是释放我国企业创新活力的关键，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谈到深圳的创新成就，人们发现以每万名市民拥有律师人数等指标衡量的深圳法治环境，要远远好于国内其他城市，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从金融市场结构的维度看。

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格局是极其不利于创新的。为什么呢？我国的资金市场至今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的比例全国平均在20%左右，80%通过银行*。创新是高风险行为，只有资本市场的钱才愿意流到创新领域去，因为高风险就意味着必须配高收益，资本市场的投资者都是股权投资者，可以分享创新企业的高收益。但银行资金就截然不同了，由于只是收取固定收益（利息），风险越低越好，所以银行家天生就是风险厌恶型的。因此，银行资金出于风险考虑最愿意把钱贷给地方政府、房地产、国企央企等风险小的客户。

这样的资金流向，怎么能够支持中国企业的创新呢？而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企业所需资金中的70%甚至80%是通过资本市场来配置的。资本市场为什么愿意投资给高风险的创新型企业呢？因为股东能够分享公司的收益，投资科技创新型企业虽然高风险，但也高收益。回到深圳和上海广州等地在创新领域的差距问题，人们很容易发现深圳拥有深交所，作为全国创业板和中小板融资中心的深圳，高科技企业近水楼台先得月，其直接融资环境比上海和广州等城市好多了，这也是深圳创新表现更为优越的重要金融因素。

第四，从教育、文化和信息环境的维度看。

创新，需要有创新能力的人。如何培养具有一流创新能力的人才，关键在教育。教育要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健全人格和敢于挑战权威的人。中国在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创新是高风险的活动，需要有包容的文化。纵观世界，那些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其移民文化都具有非常鲜明的包容特性。日本经济创新算是做得不错了，但日本的原创还是远不如美国。我曾经在访问日本一桥大学时，问过一位日本教授这个问题：“为什么日本出不了特斯拉、出不了苹果、出不了谷歌等这样伟大的原创企业？”日本教授的回答令人深思：“日本是武士道文化，武士道文化不包容失败，将军和士兵一旦打了仗败，是要剖腹自杀谢罪的，所以整个日本的国家文化是不能容忍失败的。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企业高管更愿意带团队去做风险小的改良项目，去搞工匠精神，而不太愿意去做风险很大的原创。”

我们要释放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力，文化包容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唯有开放包容，才有万众创新。这一点，我们在对比上海和深圳时也很容易看到，深圳作为经济特区、移民城市，其文化比上海更具包容性。戴亦一教授认为这也是深圳创新领域远远优于上海的重要因素。

还有一个就是信息环境。中国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今后面对的重要竞争对手不是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而是具有超强创新能力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科技创新不是闭门造车所能成就的，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科学家们才有可能做出更好的创新成果。现有国内信息等各种环境的限制，现在深圳很多高科技企业如华为、大疆、欧非光等，为了获得世界一流的创新能力，都不得不在海外诸如硅谷、特拉维夫、伦敦、首尔、东京等城市设研发基地。这样做虽然使企业获得了世界级的创新平台，但也增加了不少本来可以节约下来的研发成本。因此，如何在确保新闻和社会舆论导向的前提下，为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创新活动，提供有利的面向国际开放的信息和学术交流环境，是摆在我们目前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挑战。

面对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对那些束缚企业创新活力的不合理制度进行彻底的革新。

中国经济自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毋庸讳言的。但目前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等新形势新问题，为了防止因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而发生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我们迫切需要进行新一轮的改革。而要彻底摆脱中国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拯救处于困境之中的实体经济，我们要尽快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同时入手进行大胆的革新。从需求侧的角度来看，必须尽快把老百姓的消费需求释放出来；从供给侧的角度来看，得把企业创新的活力释放出来。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日本和德国都面临着本币升值，出口遭受重挫的困境，但日本采用基建和房地产投资等泡沫经济的方法应对，最终走向了泡沫破灭，而德国则采取了释放内需尤其是释放企业创新活力的方法，成功地度过了难关。作为一个拥有全世界最勤劳而且聪明老百姓的国家，中国经济只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是没有理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没有理由不创造出新的中国奇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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