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全国仅有3个到今年8月份激增至4310个，其中20%分布在中国的贫困县；‘亩产一千美金’计划覆盖25个省份近2.5亿人口......”这是淘宝村十年的成绩单。按照阿里研究院的定义，只要一个行政村在淘宝电商的销售额超过1000万人民币，同时这个行政村还有100家网店，就把它评定为淘宝村。

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内陆，从普通村民到老人、残疾人等特殊人群 ，无数中国农民正在上演从土地走向互联网的 “草根*”的故事，无数县域经济增长模式也由此改写。

●连世界银行都称道的淘宝村到底“新”在何处？

●在“三边缘”（边缘地区、边缘人群、边缘产品）的条件下，草根企业家是如何实现成功创业的？

●淘宝村现象背后包含了怎样的中国增长故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周黎安在此前举行的北大光华思想力公开课上，从市场驱动下的新型政企关系角度，对淘宝村现象进行了深入解读。

淘宝村与乡镇企业的不同

淘宝村的发展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淘宝村借助了互联网、电商平台、移动支付和现代物流实现“农村工业化”和乡村振兴，这是一个“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服务业，即“三产”融合的发展模式。其次，淘宝村展现出区域内高度专业化分工、产业链集聚，包括设计、研发、金融、加工、营销、物流等“一条龙”整合，专业服务商配合，主导产业驱动。再次，草根企业家以返乡农民、大学生、退伍军人为主体，并与政府进行密切配合和“双轮驱动”。

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农村就兴起了乡镇企业，为发展中国家开创了乡村工业化的独特道路，当时中国一半以上的工业附加值都来自乡镇企业。而如今的淘宝村与乡镇企业相比有何不同呢？

第一，二者产业形态不同。在计划经济时期，在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产品短缺的背景下，乡镇企业抓住了产品短缺的机会来做制造业，基本是把城市工业搬到了农村。但是淘宝村借助了互联网，是三产融合，即工业化、信息化、现代服务化糅合在一起打造的一个新型业态。

第二，二者空间配置不同。乡镇企业把城市的一些工业搬到了农村，但是从全国来看，其工业布局是相对分散的。然而，淘宝村是以区域专业化分工、产业链在村镇水平上高度集聚为特征。

第三，二者组织形态不同。乡镇企业是企业内垂直一体化，包括产品设计、研发、制造、营销等环节；而淘宝村是企业之间高度专业化分工和区域内紧密社会化协作。

第四，二者在政企关系上的特点也有所不同。乡镇企业就是乡村干部、乡镇干部直接经营的集体企业，即“重资产”的经营方式。而在淘宝村，基层政府做的是平台，一方面鼓励和扶持草根企业发现市场机会，另一方面又把专业的服务商、物流企业吸引到周边，形成一个产业集聚平台。

淘宝村政企模式的三大特点

淘宝村具备“三个边缘”的特点，即边缘地区、边缘人群和边缘产品。首先，淘宝村集中于沿海发达地区，但却出现在这些地区相对边缘化的县域。其次，淘宝村里的主体人群可能是边缘人群，他们可能没有太高文化，也没有太好的技能。同时，淘宝村的产品可能并不是高大上的产品。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怎么能够实现三产融合和产业链集聚？以淘宝为代表的电商平台其实给村民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即把分散于全国各地的乃至海外的需求聚集在一起，聚沙成塔地形成巨大市场，然后进行定制化和个性化生产和配送。

接下来，又是如何一揽子解决包装、配送、物流等系列问题呢？这就涉及到草根企业家与地方政府之间优势互补、紧密合作的模式。在市场驱动和反馈迭代下，草根企业家精神得以发挥。草根企业家最大限度借助电商平台创造性发现市场，迅速反馈消费者评价，持续迭代，学习创新，实现传统经济无法实现的供需精准匹配。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自市场驱动下赋能“做加法”，草根企业家“缺什么、补什么”。政府的作用是“引导不主导，帮办不代办”，政企协同配置，激活各类产业要素，比如人才、土地、资金、物流、研发、营销、品牌等，使之在特定区域发挥巨大的集聚效应。

淘宝村到底“新”在何处

第一，淘宝村带动了农村“新型工业化”，即信息化、工业化、服务业高度融合，产业集群与专业服务体系相结合，个性化和定制化生产相结合。

第二，淘宝村带动了新型城镇化。传统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理论都预言了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运动（资金、劳动力、土地、原材料），城市化的目标似乎就是消灭农村。中国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也见证了农村的“空心化”和一片衰败景象。然而，淘宝村正在改变这一切。在淘宝村，农民工、退伍军人、大学生都返乡创业，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也都回流到农村。这是真正展现了城乡融合的过程，即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双向流动。淘宝村带来了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就地城镇化和社区治理转型。

第三，淘宝村带来了一种新型的政企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是由市场驱动，而非政府驱动，与此同时借助电商平台实现草根企业家创新和地方政府赋能的优势互补、良性互动。

从淘宝村崛起看中国增长故事

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道路上，地方经济绩效竞争和企业竞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即把“官场”竞争和辖区里的企业在市场上竞争的结果捆绑在一起，打造了“官场+市场”的双市场竞争的互动模式。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融入全球化，这个模式变得更加有效。在这种背景下，基层政府将淘宝村的发展作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抓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基层干部积极赋能淘宝村发展，一方面是他们的情怀，关心本地老百姓的生活，另一方面，这些官员需要与其他地方进行经济绩效的竞争。在一些地区，上级政府把淘宝村的发展作为官员考核的重要指标。

所以，淘宝村所依赖的“市场驱动下的政企协同”，本质上也是关心经济绩效排名的地方官员之间的政治竞争，与各地企业在淘宝等电商平台上市场竞争相结合。淘宝村“三产融合”“区域专业化”与“产业链集聚”是市场引导下政企合作与协同演化的结果，可以说是互联网经济下“官场+市场”双市场竞争的产物。

不仅如此，它更是这种政企合作模式的升级版：电商平台是一个更为透明激烈、全球无边界的市场竞争平台，对于政企协同创新的考验更为严峻，淘宝村（镇）的分化发展、兴衰涨落也将更为普遍。

周黎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应用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科/研究生项目主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十佳教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于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于斯坦福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转型与发展。在国内外一流经济学和管理学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2017年出版专著《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第二版）》。在官员晋升激励与行为、政府治理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高层管理教育中心（EMBA&E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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