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对2018年的工作进行了回顾，也谈到了2019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6.5%，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

李克强表示，思危方能居安。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要清醒看到我国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风物长宜放眼量。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究竟面临哪些挑战，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在 “北大光华两会前经济形势和政策展望分析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系教授刘俏在做主题演讲时，就此话题进行了深度阐述。

核心观点速读：

● 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经济现代化之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将达到3.5万国际元。这是高收入国家大约在2000年左右达到的水平。

● 要实现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需克服九大长期挑战：

一是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中国如何保持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中国在未来17年的时间里，年均全要素生产率需要在2.6%或3%左右，这是相当难的，需要更大力度更彻底的改革，让市场化的力量真正去主导要素配置。

二是如何实现经济现代化所对应的现代产业结构。2035年当人均GDP达到3.5万国际元的时候，中国大概是3%的农业，32%的工业和65%的第三产业。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保持比较高的TFP增长，中国一定要保持比较高的制造业比例，因为靠服务业和农业提升TFP难度非常大。

三是如何实现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产业结构或劳动力就业结构调整，需要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的高水平发展和支撑，劳动力也需要相应转移。未来20%以上的农业就业人口需要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重新配置，其背后对公共服务体系等带来巨大挑战。

四是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据估测，2035年，中国老年人口（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将达到23%，规模大概为3.7亿人；而日本在2004年人均GDP达到3.5万国际元时的老龄人口占比是14.15%。我们将比日本多出9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2035年面临非常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的状况，这对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乃至中国经济的发展质量都带来显著挑战。

五是如何应对城乡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据预测，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5%，甚至到80%，很多人会从农村迁向城市。他们用什么方式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将对户籍制度、公共财政支出等带来挑战。留在农村的人口同样存在如何享受更多投资带来的收益以及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支撑问题。

六是如何应对高端人才缺口，提升研发效率。中国研发的GDP占比已经达到欧洲的平均水平（2.1%）。研发的GDP占比如果要从现在的2.1%，达到2035年的2.5%甚至3%（基本上是美国的水平），这从总量上讲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七是如何提升投资效率，重塑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数据显示，我们的人均资本存量（含建筑），合在一起大概也只是发达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时水平的1/3，这意味着未来十几年中国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但是，如何提升投资效率，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将是我们不得不长期面对的挑战。这要求我们重新塑造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

八是如何提升消费率，改善消费结构。保守估测，2035年消费率需要达到72%。政府消费占比14%，较为稳定，这就意味着居民消费占比应达58%左右。而现在的水平约为38%-39%，那么未来17年需要增加20个百分点。

九是如何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位置。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指标为0.01（数值大者更靠上游），略微低于40个主要开放经济体的平均位置（0.04），而美国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指标为0.29，明显处于上游。这意味着未来17年，我们需要先突破全球平均水平，如果2035年有可能达到0.29甚至以上，那么中国的研发、产业结构，甚至未来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都会发生巨大的转变。

应对以上九大挑战，唯一的方法是更彻底的改革开放，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

以下是完整观点：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面临什么样的长期结构性的问题？光华管理学院在2017年推出了“光华思想力”平台，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商业实践的前沿问题，以课题的方式来破题。在这个平台上，光华有很多的研究者在关注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用他们的研究、思想、智慧形成对结构性挑战或者对战略机遇期机遇的认识。

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倒推的方法。按目前经济增长动能的情况，我们对未来的发展目标做了保守估测：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经济现代化之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将达到3.5万国际元。这是高收入国家大约在2000年左右达到的水平。

以2011年购买力平价为基准，各国首次迈入人均35,000国际元门槛的时间分别为：美国，1988年；德国，1998年；法国，2001年；英国，2003年；日本，2004年；高收入国家大约在2000年前后。

这构成我们对中国未来长期的经济社会演进基本预测的一个基础，帮助我们理解到2035年如果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什么样的状况？以此作为参照，我们对很多问题的认知会更清楚一些，很多需要克服的挑战也能够被辨识出来，这是我们讨论的一个前提。

3.5万国际元准不准？我们可以商榷。这是基于未来十几年4%至6%这样一个GDP增长速度估测出来的。我们在这里把问题明确出来，要实现3.5万国际元这样一个人均GDP，中国面临哪些重大的、需要克服的结构性问题？

这也是光华管理学院40多位教授集体参与的一项研究，系列研究成果将作为底层报告服务于国家“十四五”规划制定。在这里，我把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几个长期性问题拿出来讨论。

第一，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中国如何保持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不能再简单依靠要素投入，即靠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投入，而是重视要素的使用效率。怎么样让有限要素聚合在一起产生更大的效率、更多的产出？经济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全要素生产率。这是推动中国经济未来成长最需关注的指标。

过去40年我们做得很不错，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TFP年均增速比美国高2.7%（根据 Penn World Table 9.0计算）。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美国水平大概43%的样子。我们发现主要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时候，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上是美国的70%到80%。

以此作为参照，我们做了保守估测，中国在2035年如果达到美国的65%，就意味着每一年比美国TFP多增长1.9个百分点。美国现在是0.7-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在未来17年的时间里TFP需要在2.6%至3%之间，这是非常难的。

我们究竟用什么样的动力去驱动中国未来的TFP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增速，特别是后工业化时代？这里面技术扮演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技术对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没有体现出来。过去20年，美国处于各种各样的高新技术不断崛起的时代，但是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在1%左右，中国怎么做到2.6%或者是3%的年均增速，除技术外更多要靠体制改革，通过更大力度、更彻底的改革，让市场化的力量真正主导要素配置，使得要素效率发挥出来，这是我们思考未来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事情。

第二是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我们也做了分析和比较。2035年当人均GDP达到3.5万国际元的时候，中国大概是3%的农业，32%的工业和65%的第三产业。需要指出，我们需要保持一个GDP占比较高的制造业。原因很简单，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保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我们需要制造业，不能让产业空心化。服务业提升TFP是很难的；另一个原因，作为主要国家，制造业是镇国重器，当我们的关键技术和一些关键领域还有赖于别的国家的时候，保持强大且不断升级的制造业有很大的意义。因此，如何从现在的产业结构过渡到十几年之后的预期中的、跟高收入国家相似的产业结构？这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个长期挑战。

第三是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按经济学的规律来理解，农业的就业人口将越来越少；工业的就业人口在工业化过程中是逐渐上升的、但最终会降下来。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例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将不断上升。我们预测，到2035年中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低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就业占比分别为4%、26%、35%、35%。这里出现一个挑战，到2035年，农业的GDP占比可能只有3%，只有4%的就业人口。现在占到整个就业人口27%的农业就业人口将不得不向第二和第三产业重新配置，而第二产业对高端人才的需求也将上升。我们将如何实现劳动力的重新配置？

第四，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到2035年，中国老年人口占比也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将达到23%，大概是3.4亿。日本在2004年人均GDP达到3.5万国际元时，老龄人口占的比例是14%，我们比它多了整整9个百分点。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现在看非常严重，这意味着中国在2035年将面临更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尤其是，这一比例到2050年可能提高到28.53%。另外，到2035年，中国老年人口抚养比也将会达到36.9%。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一方面是消费端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对医疗、养老、社会保障体系等提出很多要求；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同时意味着储蓄率的下降，这对中国未来实现较高水平的投资率会带来负面影响。未来我们如何通过改革开放去应对这个挑战，需要大家思考。

第五是城乡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这里面最大的变化是城镇化率的上升。我们做了一个谨慎的预测，2035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3.5万国际元的时候，城镇化率将达到75%或以上。这意味着我们未来十几年里，可能将有2.6亿人由农村迁到城市（净增加）。他们将用什么方式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这将对户籍制度、城乡医疗保险制度、公共财政支出体系等带来巨大挑战；同时，我国人口的结构变化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2035年还将有3.7亿的人住在农村，其中2亿以上是60岁以上的人，对应的是3%或者是4%的第一产业的GDP，意味着要消除城乡收入差距，必须让农村人口享受更多的产业收益或者是投资带来的收益。现有的农村产业结构怎么支撑这样一种转型？我们解决城乡差距时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长期挑战。

第六是如何应对高端人才缺口，提升研发效率。现在，中国每百万人里研发人员的数量，在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3.5万国际元时的1/3。我们未来需要大量的高端人才，用什么方式把他们培养出来？以此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使我们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另外，我们看研发投入。过去十几年中，我们研发投入规模大，增速快，2015年研发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2.1%，基本上是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也需要看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5万国际元的时候，他们的研发水平也是比较高的，像法国在2001年就是2.14%。我们看日本，日本在2016年的《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明确要求研发支出总额占GDP比例达到4%以上。而且日本重视基础科学、基础技术研究，2001年，日本执行《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时，提出“日本要在21世纪前50年里获得30个诺贝尔奖。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日本已经有十八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这展现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带来的收获。

我们的研发在未来能不能继续保持高强度的快速增长——从现在2.1%的研发强度增加到2035年的2.5%甚至3%以上？另外一方面，我们研发投入的结构是有问题的，用于基础研究的研发只占到研发总额的5.5%，比例非常低。美国的数字是17%，法国甚至达到25%。我们对基础研究缺乏投入，导致的后果是我们在核心技术、核心领域不能形成产业供应链的闭环，难以摆脱对他国的依赖。另外，中国净知识产权是负的，即专利和知识产权出口低于进口。这意味着我们研发的质量不高，而质量不足反映是对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研发（R&D）是由R和D组成的，我们对开发（development）这个D看得很重，但是中国未来长远发展需要底层技术，需要在基础科学层面有更大的投入，需要R（research），否则这会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健康发展的瓶颈。我们未来怎样提高在基础科学方面的投入？同时提升研发的效率，摆脱产业供应链关键环节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形成产业供应链上的相对闭环？我们发现，中国研发的GDP占比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在90%以上。提升研发的GDP占比，优化其结构非常重要。

第七，如何提升投资效率(重塑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 中国未来投资还有很大的空间。数据显示，我们的人均资本存量（含建筑），合在一起大概也只是发达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时水平的1/3，这意味着未来十几年中国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投资在未来很长时间内还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但在投资领域，我们面临几大问题。其一，人口老龄化对投资率会带来很大的挑战。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跟储蓄率之间的关系是明显的负相关。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储蓄率的下降，这对我们未来保持高水平的投资率带来挑战；其二，我们投资效率太低。讲一个简单的数字，过去二十年我国 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平均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是3%。这意味着什么？在投资回报不高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增长只有依靠更多的投资，这将进一步提升杠杆率。中国宏观杠杆率高，特别是反映在企业层面上，很大程度跟投资资本收益率不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显然，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将是我们不得不长期面对的挑战。这要求我们重新塑造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让企业把价值创造放在对规模的追求前面。这对宏观政策带来很大的启示——今年的财政政策会更激进一些，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会加码，怎么提升投资收益率，避免以前犯过的一些周期性的错误，这是一个需要去仔细思考的问题。

第八，如何提升消费率，改善消费结构。保守估测，2035年消费率将达到72%。政府消费占比14%，较为稳定，这就意味着居民消费占比应达58%左右。而现在的水平约为38%-39%，那么未来17年需要增加20个百分点。

一方面是经济增长转型转向消费驱动，习近平总书记讲的高质量发展最核心一点是实现以人为本的现代化。不让人从经济发展中受益，发展不反映在生活水平的提高上，那么这种现代化的意义不大。未来17年，居民消费要增加20个百分点，需要做很多工作：怎么保证收入水平提高，怎么保证收入分配差距能不断缩小，怎么把房价控制住，怎么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让居民愿意消费？这一切对未来的发展形成挑战，但同时也是机会。

讲结构给大家报一个数字。去年的消费中，服务型消费占的比例已经到了44.2%，包括出行、医疗服务、文化、娱乐等。美国是68%。中国到2035年，达到韩国或者是日本的水平，就是58%-60%的样子，整个消费里面将有60%是用于服务型消费。

怎么让我们的服务业更好满足这样一个急剧上升的对高品质服务的需求？服务领域开放竞争，让民营资本、外国资本加入进来，通过市场竞争提升服务业的品质，从供给侧来讲是很重要的环节。需求侧明显把这个力量呈现出来，供给端还有很大的缺口要去满足。

第九，如何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位置。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还需要分析你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位置。我们老讲，中国制造还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不赚钱赚一个吆喝。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指标为0.01（数值大者更靠近上游），略微低于40个主要开放经济体的平均位置（0.04），而美国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指标为0.29，明显处于上游。这个指标指的是本国的中间品出口比重减去外国中间品进口的比重。未来17年，我们需要先突破全球平均水平，如果2035年有可能达到0.29甚至以上，那么中国的研发、产业结构，甚至未来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都会发生巨大的转变。

如何应对挑战

我们应对这些长期挑战唯一的方法是更彻底的改革开放，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只有更彻底的改革开放，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我们才能应对这九个长期挑战。这要求我们在未来以更彻底的体制改革和更有效率的研发投入，尤其是基础科学的投入，再加上大力发展若干大工业，保持一定比例的制造业，以此实现较高水平的TFP增长；与此同时，我们迫切需要进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资金市场、土地市场、技术要素等的改革，让市场在要素分配中扮演决定性的作用；我们需要实现国家战略和自由市场更有效的结合，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需要重新梳理我们的人口政策、城镇化战略、大力保护企业家精神，大幅降低企业税负等等。

解决这九个结构性问题不会一蹴而就。乐观之处在于，中国发展模式从来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或是思维框架，它是一个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思想探索和实践探索的集成。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不在于它提供所有问题的答案，而在于它以开放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直面发展中的第一性问题，并不断寻求以现实可行的方法去破解这些问题。

我今天讲到的这些挑战，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直面的第一性的问题。我相信，依靠更加彻底、更加果断的改革开放，凭借我们四十年发展形成的基础和重新出发的勇气，找到破解这些第一性问题的答案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于2013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奖，2014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7年担任中国证监会第十七届发审委委员。刘俏教授在公司金融、实证资产定价、市场微观结构与中国经济研究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其最新著作包括《从大到伟大2.0——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Corporate China 2.0: The Great Shakeup。刘俏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应用数学学士学位，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获得国际金融硕士学位，并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获得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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