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China网讯】为何中国的基尼系数几乎九年稳中有降，但人们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注却持续增强。对此，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陈玉宇教授分析说，这是因为公共服务的再分配作用没有发挥好，甚至起了反作用，人们的最终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并未下降的结果。

拥有人力资本和财产的个体，通过市场活动取得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可以称之为"市场收入"。市场收入，减掉直接税比如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加上现金转移支付，构成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减去间接税，加上获得公共服务的价值，就是对人们生活水平至关重要的概念，可以称之为最终收入。这里说的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国家政府对于健康、教育、文化事业，卫生环境等等方面。

用市场收入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中国相较大部分市场比较健康的国家相比，处在平均线左右，不算高也不算低。说明中国的市场机制和环境还不错。但是，很多国家通过累进的所得税直接税、现金转移支付等手段，基本可以将市场收入的不平等降下来一部分。但中国的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与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差异很小。这说明中国的累进的所得税制度在纠正不平等问题方面，作用不大。这引发了人们希望中国实行更加具有累进性的个人所得税，让高收入者面临更高税率。还有甚者，甚至要求房产税也去扮演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这些建议是误导性的。中国的税率累进程度不低了，主要问题是尽量将分类收入征收尽快改成综合收入计征，同时加强征管体制和方法，将金字塔尖的高收入人群覆盖住。

陈玉宇认为，中国当前解决不平等的问题关键在财政支出制度的改革。让公共服务更具再分配性质，而不是优先为高收入者提供公共服务。大多数国家通过具有再分配性质的公共服务，使得公共服务偏向中低收入的人群，从而使得人们的最终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大幅度下降。根据陈教授的研究表明：在中国，最终收入的不平等，因为财政公共服务没有向中低收入倾斜，比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有可能更高。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

很多研究建议在市场收入到可支配收入环节，通过向高收入人群多征税，通过累进所得税来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而陈玉宇教授认为应更加强调现有征集上来的税收怎么花。因为通过具有再分配性质的公共服务开支，可以使得最终收入的平等程度大幅度提高。通过公共服务的再分配效应解决问题，是很多国家的经验，比把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程度增高，对经济发展的副作用要少。仅依靠累进税，从高收入人群那多征了，结果又通过公共服务都给他们享用了，最后没起到任何改进实质性不平等的作用。

陈玉宇全面的分析了三个环节的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政策。社会有三个环节的政策可以改进收入不平等状况：一个环节在市场收入形成阶段，要靠更公平的机会均等政策和普及教育政策，发挥健康的市场功能来改进市场收入不平等状况。

第二个环节是发生在市场收入与可支配收入的转换阶段，主要是通过累进性的个人所得税等政策手段来改进收入不平等。现阶段人们过度关注这个环节的政策，也有人鼓吹更具累进性的税率设计。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很高了。累进程度高，会改进不平等的状况，也会伤害积极性和经济成长。这方面的政策不能过火。

第三个环节，是在可支配收入与最终收入环节，主要差异来自公共服务的提供。中国的当前问题是公共服务的提供，没有具有收入再分配作用，而且具有相反的作用。

很多国家经验表明，具有良好再分配功能的公共服务，能大幅度改善市场收入带来的不平等，比累进税制的效果更大。偏向中低收入群体提供有价值的健康医疗教育文化服务，相当于增加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最终收入，从而改善最终收入不平等状况。陈玉宇强调说“中国需要在这个环节实行深刻的财政支出改革，确保公共服务不是向收入上有优势的人群提供，而是向中低收入人群提供。”

对此他进行了进一步解释：这就要求以后进行公共服务预算，必须考虑该项公共服务的再分配效应。而不是哪个社会群体的影响力大就为哪个群体用税收资源去提供公共服务。而是要问，这项公共服务支出，究竟被哪个收入群体享用了?对于改善最终收入不平等起到改进作用没有?

陈玉宇表示：“这个领域内的改革迫在眉睫，这也是高质量增长的要求，是对经济增长扭曲最少甚至有促进作用的再分配政策。重点利用好财政支出和公共服务提供的再分配效应，事半功倍。”

陈玉宇，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并担任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2014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奖，并入选2016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生产率、人力资本和增长、健康和污染、行为经济学与劳动市场、收入分配、地区差异等领域的研究。他的研究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PNAS)等国际学术杂志。曾获得教育部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厉以宁研究奖、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多次获得光华管理学院教学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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