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举办，中石油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论坛特邀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发表视频演讲，并与国发院教授在线对话。

本文根据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教授的英文演讲整理，未经本人确认。

我今天讲的主题是——通过提升劳动者的技能，促进中国社会的流动性。

我们都知道，中国目前面临不少挑战，其中很突出的一点是中国正在迈入老龄化社会，养老负担越发沉重，年龄金字塔已经倒过来。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一挑战，中国可以着重培养一批具备专业技能的劳动力人口。随着中国年轻人口的更加短缺，多培养一些技能人才既可以补充劳动力，又能使全体劳动力的技能上升。一支更加训练有素的劳动力队伍，除了能补充中国在未来数年内数量逐渐减少的劳动人口，还能提高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

同时，中国的发展还伴随着很多问题，比如地区发展不平衡。当我们谈到“技能”这一概念时，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不平衡现象就是农村地区的高中毕业率，特别是大学毕业率和入学率过低，与城市地区无法相提并论，且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很大比例。认识到这些巨大的差异非常重要。

中国农村地区存在这种不平衡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人口外流。农村人口向东部迁移，进入工厂，他们受教育程度较低，属于廉价劳动力。这样的人口流动为中国创造了大量的机会，但也导致了留守儿童问题。数据显示，全中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儿童没有与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相关研究表明，这会极大地妨碍儿童走向成功，并影响其技能水平。中国共有约一亿名儿童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人口迁移的影响，这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难题。现存的一些政策，例如户口政策，在不经意间为中国儿童学习技能制造了障碍。

技能培养十分重要，而且宜早不宜迟

现在的难点在于，中国应当如何制订合适的政策，以应对技术型人才短缺的挑战。这就是我今天主要想讨论的问题——什么样的技能培养政策最为合理？我想谈谈技能习得与培养，并思考全面的技能培养方式应该是什么？基于技能的政策能带来什么好处？

培养技能就是为人们赋能，提升人力资本，使他们有能力解决贫困、不平等和社会流动带来的诸多难题。

与二十年前相比，我们对技能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现在我们知道，社会经济群体之间的技能差距很早就出现了，而且技能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政策可以通过精心选择的干预措施，缩小技能差距。

来自美国的数据显示，在18岁时，家境富裕的青少年群体，其考试成绩远远高于那些家境不太富裕、父母甚至没有高中文凭的青少年。事实上，这些差距很早就出现了，早在儿童三岁左右，我们就能较为精准地测量出这些差距。我们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关于技能差距的知识，制定出能够消除人力资本差距的最佳政策。

我有两个重要的观察结果，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的技能问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技能评价维度的多样性应当得到重视。由经合组织（OECD）组织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从2000年开始实行，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60多个国家都在积极参与，有的国家比如新加坡则关注智商测试成绩。但是，儿童的人生能否获得成功，评价的维度应该多种多样，我们应当重视评价维度的多样性。PISA和智商测试成绩只是评价维度之一，绝非唯一维度。

2. 我们还需要认识到，人生的早期阶段在个人技能形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技能差距在年龄很小时就有所显现。之所以如此，因为天赋遗传并非唯一的影响，甚至并非主因。社会政策才是主因。

既然知道技能差距很早就出现了，我们要如何利用这一认知呢？难道是车到山前才修路吗？英语有句谚语，只有吱吱响的轮子才能被上油（The squeaky wheel gets the grease）。难道我们应该一门心思只关注已知问题吗？其实，对技能差距问题的早期干预十分重要。而且早期干预是否有效，取决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前发现并避免问题。

关于早期针对性地提升技能的效果，新西兰最近进行了一项卓越研究，其结果与世界其他一些类似研究得到的结果相符，即80%的社会问题通常源于人口中的20%。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法则，它不同于经济学领域的帕累托法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帕累托法则。根据研究数据，绝大部分社会问题，如福利救济、吸烟、肥胖、犯罪、处方用药和住院等问题，都与22%的人群有关。有关这些问题和未来问题的可靠指标，早在儿童五岁时就已经显现。因此，我们可以尽早评估辨别出这部分人，然后在他们人生的早期阶段就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

我们对技能发展有多少了解呢？至少在西方国家，大约50%的终生收入不平等现象，其根源在18岁时就已初见端倪。但正如我之前所说，技能并不局限于多年的学校教育，也不局限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或智商测试，性格和个性技能（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skills）的重要性应当得到重视。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ing）这个概念很多人熟悉，指的是做出明智决定的能力，把握自己人生并明智地思考前进方向的能力。认知能力很重要，但动机、自控、自尊等其他因素也极其重要。我们往往会忽略这些因素，尽管最近经合组织开始通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衡量青少年的这些因素。

了解一个人的社会与情感技能，可以有效对这个人未来可能的犯罪行为、收入、健康状况、公民参与度、生育、信任和能动性等方面做出预测。然而，人们常常只关注学习成绩或者考试分数，而忽视社会与情感技能。这些技能都有很强的可塑性，我们可以尽早采取合适的干预措施。

儿童时期是培养人力资本的宝贵窗口期

接下来，我们要如何培养这些技能？

大多数人将技能培养等同于学校教育，非也。举个例子，我们做过一项研究，找来两组儿童，一组来自贫困家庭，另一组则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知识分子家庭中的儿童每小时听到的词汇量是另一组贫困家庭儿童的三到四倍。不仅如此，知识分子家庭的氛围也属于“肯定型”，而非贫穷家庭的“禁令型”。最终，两组儿童在年满三岁时所掌握的词汇量开始呈现出巨大差异。其他一些类似的调查，通过了解家长给儿童读书的情况，儿童在家中获得知识的方式等，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家庭环境对于技能的形成影响深远。

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农村，家庭育儿环境并不理想，农村地区家长在育儿中的参与度低于城市地区。

当思考“儿童贫困”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认识到，这不仅仅事关金钱，更包括家长为鼓励和激发孩子而采取的措施。

关于技能的动态形成过程背后的科学原理，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个是静态互补，能力更强的人带来的回报和边际产量更高，学习到的知识也更多。这是事实。许多人会说，这就意味着我们只应投资能力强的高中生和大学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还有第二个观点——动态互补。如果我们现在针对弱势儿童进行投资，日后将获得更高的回报。

动态互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从静态互补的角度看，目的明确、积极主动、善于动脑的人群是最佳投资对象。但事实上，这些动力可以被激发，这些技能也可以被培养。这是我们研究得出的新发现。

多种研究一致得出的结论是：技能产生技能（skills beget skills）。方方面面的技能，包括社交、情感、健康和认知等会相互作用，并有助于开发新技能，并营造培养更高效技能的新环境。因此，如果审视每单位投资所带来的边际产量，就会发现，如果我们从儿童的早期阶段开始投资，成效更显著。

这一点很容易被误读。尽管我认为早期投资带来的回报或边际产量很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在早期进行投资。其真正含义是，在儿童成长的早期阶段进行投资，后期带来的回报将是最高的。

早期人力资本提升的试验

关于可行的早期干预措施，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些例证。

我参与过一个非常典型的项目，“佩里学前教育研究计划”，它推动了美国著名的“开端计划”及另一项激励计划的实施。

“佩里学前教育研究计划” 主要通过提升儿童的社交和情感技能来发挥作用，这类技能以前被视为某种人格特质，无法进行人为干预。这一计划从儿童三岁时开始实施，每天进行两小时，一共持续两年。课程内容是孩子们参与活动，自行制订计划，执行计划，最后回顾反思。我们对这些儿童进行了持续的追踪调查后发现，每一美元投资的年度回报率约为10%。这是非常高的回报率。

我们追踪调查的对象并不限于在20世纪60年代参与研究的那些儿童，而且还包括他们的下一代。我们发现，他们下一代的人生也比较成功，这是一种渗透作用和动态乘数效应。因为第一代儿童的家庭生活情况在他们的童年时代就得到了改善，而这进一步为他们自己的孩子创造了一个稳定的成长环境。第一代有更大的概率会结婚成家，更有可能获得比其他父母更高的收入，而父母犯罪入狱的可能性则更低，如此等等。其他一些研究项目也发现类似的高收益。

另一个研究结果更加震撼人心，那就是这些项目所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益处。例如，约五十年前启动的“初学者计划”，我们追踪调查了一些儿童的一生，发现他们患有高血压、胆固醇、腹型肥胖、代谢综合征之类疾病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的项目并没有医疗干预措施，而是培养儿童的执行功能，也就是儿童的学习能力、自控能力、照顾好自己的能力，以及避免让自己生病、避免不健康活动和行为的能力等等。如果将健康因素也计算在内，后期的综合年回报率达到14%左右。这确实是巨大的回报。

这背后的机理是什么？项目的重点是丰富儿童在托儿中心以外的生活，并使父母积极参与育儿，这些就是我们发现的最核心的影响因素。在“佩里计划”和“初学者计划”中，在行为控制及父母子女互动方面，育儿方式都得到了改善。

此外还有社会流动性方面的变化。通常，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和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存在着紧密关联。然而，在我们的项目中，实验组中几乎不存在这种关联，智商与犯罪方面也是如此，不分男性和女性。也就是说，我们的项目打破了简单的代际依赖。

问题是这种项目适用于中国农村地区吗？因为项目的花费不菲，“初学者计划”每年在每个孩子身上花费2万美元，过于昂贵。大约八年前，我们在芝加哥召开了一场学术会议，部分与会者来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我们讨论了不同项目的优点，最终我们发现，这些项目发挥作用的原因都能归结到“育儿”这个因素，也就是让父母参与到孩子的生活中，不仅仅是在孩子小时候，而且要贯穿孩子的一生。这正是我们需要多加关注的基本要素。

比如，牙买加有一个项目，启动于20世纪80年代，针对父母的育儿方式进行干预。项目不是直接对儿童施加影响，而是与母亲进行交流。项目精心选择母亲教育水平相同的人员进行家访，指导母亲如何与自己的孩子互动。三十年后，与“佩里计划”和“初学者计划”同样，项目的效果在被试儿童30多岁时显露出了深刻影响。这些儿童在30岁时拥有更高的收入、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智商分数、更强的知觉推理能力、更好的心理测量结果、抑郁的情况更少、外向性更低、自觉性更强、专注度更高，并且上大学的可能性更高。原因仅在于童年时代每周和母亲在一起待的那一个小时。针对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的实验也是如此。

爱尔兰也有一个很典型的类似项目，得到的结果与牙买加项目高度相似。我们发现儿童的能力大幅提升，而且同样只是每周一小时而已，由和孩子母亲具有同等背景的人员上门家访，其中不涉及任何精英教育，花费也不昂贵。

因此，我们倡导在中国实施这一做法。我一直在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合作，我们共同打造了一个名为“慧育中国”的项目，借鉴牙买加家访项目，每周进行家访，坚持每周对父母和监护人进行一个小时的育儿指导。

我们在甘肃进行了实验，并跟踪调查。截至目前，我们发现参与实验的儿童在四岁左右时的语言、认知技能和精细运动方面的发展非常乐观，效果与牙买加项目大致相同。牙买加家访项目的实验对象最大的已有34岁，暂定成本收益率为6：1或7：1，我们发现，“慧育中国”项目的增长轨迹与牙买加家访项目的增长轨迹大致相同。

这有什么好处呢？如我之前所提，在美国实施的计划每年在每名儿童身上的花费是2万美元，但牙买加和中国这两个项目只需要约5%的花费。“慧育中国”项目和牙买加家访项目中，每个孩子所需的费用大致相同，这是按年度折算的固定成本。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干预措施。比如中国也可以考虑学校项目。举例来说，美国有一所名为“雄心小学”的特许学校，参与项目的儿童中有些来自最贫困的社区。项目的具体做法是，给每名儿童发一张票证，中了彩票的儿童会得到一位导师，这位导师会一直陪伴指导孩子，不让孩子们放弃学业。结果发现，这些儿童的潜在特质纷纷涌现。

这背后的秘诀是什么？不管是在幼儿期还是后来时期，共同的秘诀都在于指导，或者也可以称为另一种形式的个性化教学。

小结

我不想给大家留下这样一种印象，认为只有在幼儿期才能进行有效的干预。这些幼儿期干预项目的效果的确很好，我们可以以此构建一个理论框架，说明早期干预与个人进步或成功的关系。

但是，大量关于青少年的工作告诉我们，在青少年时期进行干预，同样大有可为。因为青少年的执行功能、自控和决策能力正在发展，如果我们针对这一时期的青少年给予指导和建议，我们将获得充分的实质性成果。

我今天想传达的关键信息，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似乎非常温和，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项目，比如德国、哥伦比亚、印度，当然现在还有中国、牙买加和其他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任何形式的指导，不管是对母亲的指导，还是对孩子的指导，由导师为家庭教育提供补充，或对儿童提供帮助，都可以产生非常良好的效果。

我们需要认识到，个人发展是贯穿一生的过程，越早越能给孩子们带来长期的综合回报。当然，青春期也有干预的机会。因此我认为，指导是一种根据年龄调整的育儿方式。

作为总结，我想说明，人力资本是一个动态形成的过程，早期的干预十分重要。中国存在老龄化、城乡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等很多问题，从儿童时期就抓好技能培养，投入人力资本的干预可以一举多得，对化解很多挑战都有帮助。

我们应该认识到，人生是一个长期成长的过程，早年的家庭生活对个人一生的发展都十分重要。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人的技术有高度的多样性，不只是智商和考试的分数，社会与情感沟通的技能也格外重要，而且技能会派生新的技能，还会提升下一代人的技能，对受干预者的兄弟姐妹及其家庭也都有好处，我们可以称之为动态乘数效应。而所有这些的关键所在，就是在早期建立父母或监护人与儿童良好的沟通互动模式，减少留守儿童状况的发生，期待引起政府和研究者足够的关注。

编辑：梁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