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习之“红色金融”系列之九

打赢新中国经济第一仗

解放战争进入反攻时期,特别是辽沈战役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续收复了许多大中城市。如何接收、管理和建设好城市？长期战斗在农村地区的中国共产党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在收复井陉、阳泉等重要工业区及石家庄这样的大城市后，违反纪律“打烂机器”的情况屡屡发生。毛泽东同志早在在中共七大上做结论时就提出“搞大工业我们相当生疏。……我当了几十年共产党员，过去没有学会搞经济这一条，没有学会就要承认，现在就要学”。只有顺利实现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移，在城市站稳脚跟，才能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奠定新中国的经济基础。

接收大城市的“沈阳经验”

1948年11月2日，沈阳完全解放。作为东北最大的城市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沈阳及其周围城市鞍山、本溪、抚顺共同构成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区。刚刚回到人民怀抱的沈阳城饱经战乱蹂躏，满目疮痍，社会秩序混乱。沈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历史的重大转折，也是一场充满挑战的实验。

东北局副书记、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被任命为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和东北局全权代表，率领4000人的干部队伍进驻沈阳，连夜开始了接管工作。陈云提出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十六字方针，并特别强调：“沈阳是我们党接收的第一座大城市，一定要接管好，不能将我们打仗的城市变成死城市，从现在开始，沈阳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城市了，我们一定要比国民党管理得更好。”

接管工作有条不紊地相继展开。军管会要求原在沈阳市的一切工作人员按原职务照常上班，负责保管所属部门一切资产，并限期三日将所属部门人员、资产等简要情况分别造册呈交军管会。电力、交通、通讯是城市运转的起点，和军管会一起进驻沈阳的还有一支“忠勇而熟练”的工人队伍，第二天，市内就恢复了供电，随后自来水恢复供应，电车恢复运营，电话、电报、通信开始使用，城市运转功能初步恢复，稳定了社会的基本秩序。

1948年11月沈阳军民举行盛大游行庆祝东北解放

陈云认为，能否成功接收沈阳的关键有三项：一是财政的平衡，二是货币发行的平衡，三是火车运输的周期，总而言之就是物价是否能恢复到合理水平。

粮食供应和金融物价问题是复杂而又极端重要的问题，处理得当才能稳定人心。陈云对迅速解决粮食供应和物价问题作出具体指示：沈阳粮食价格应高于周边的铁岭、开原，应根据成本加运费及合理利润定价格，避免外地商人来抢购物资导致物资外流或囤积隐藏。贸易局通过收购农民运进来的粮食、调运一部分以及接收敌人的存粮保证沈阳市百万市民粮食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沈阳解放前夕，一些银行资本家抽调巨额资金逃往关内，到沈阳解放时，私人银号已经全部停业。解放初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以及中央合作社金库清点后转为国有，并成立了东北银行沈阳分行，首要任务就是肃清伪币流通，制止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秩序。11月8日，军管会财政处发出布告，要求群众将手中的金圆券和东北九省流通券在11月14日限期内按规定的兑换比例、手续和地点兑换成我东北银行发行流通的东北币。

针对部分商人不明币值和物价行情的情况，军管会主动公布沈阳周围地区物价表，让商人熟知，鼓励商业开市，沈阳解放一周后，市面交易已大致恢复。沈阳特别市政府于11月29日颁布了“沈阳特别市整理摊贩游商办法”，指定了15处地点，分门别类地安置了5万余小贩，经济秩序得到初步整顿。

军管会还接管了164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并将其收归国有。经过紧张抢修，铁路运输很快恢复。到11月25日，每天有96列客货车进出沈阳，包括八大战略性工厂（即兵工厂、有色金属冶炼厂、重型机械厂、铁路机车厂、铁路车辆厂、化工厂、橡胶厂、造纸厂）在内的沈阳绝大部分工厂均已恢复生产。机关学校和国营工厂工作人员统一实行战争时期工资、薪金标准，用5种实物（混合粮、棉布、豆油、粒盐、中等煤）按月计算平均价格再折合东北地方流通券，避免了通货膨胀的影响，极大的激发了员工工作热情。一座饱受战火摧残的大型工业城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在共产党人手中奇迹般恢复了生机，党在东北接收大城市的首次“赶考”取得了优异成绩。

11月28日，陈云专门撰写了《接收沈阳的经验》上报东北局并转报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圈阅后大为赞赏，由中央作为成功的经验转发给各中央局和各前委，为随后陆续解放的北京、天津、上海及其他大中城市的顺利接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保持了政权的平稳过渡。

南下大军里的财经接收队伍

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定从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五大老解放区抽调干部5.3万人左右随军南下，到新解放区建立机构，进行接管，开展工作。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国民党军主力基本上被消灭，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1949年春节，新华社发表社论《光荣的岗位在江南》，向广大解放区干部发出了随军南下接管江南新区政权的动员。鉴于华中干部缺乏的实际，决定所需干部完全由山东负责选派调出。该批南下干部的一部分是根据将来全面接管的需要选派的地方政权干部，在出发前就配备好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班子，以纵队、支队、大队、中队为单位，整建制地接管苏、浙、沪地区的各级政权。例如，一个大队就是一个地委班子，一个中队就是一个县委班子，指导员就是接管后的县委书记，中队长就是县长。

1948年3月21日山东青州解放后，华东财委会及其下属机构即跟随华东局进驻青州城南涝洼村等地。华东局专门从原华东财政委员会所属的财办机关及财政厅、银行、工商总局、生产部等下属机构和山东军区后勤部抽调了近2000名财经专业干部，组成了“青州总队”，隶属于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由顾准任总队长，黄耀南任总队政委。“青州总队”是专门为了接管上海的财经等系统而组建的特殊队伍，下分财政、银行、外贸、商业、工业、交通、公用事业、房地产、劳动工资、农林等十余个大队，对口接管上海财经相关部门。

在渡江战役打响的同时，一支由四十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从山东青州启程出发。这些卡车没有装载枪炮弹药，而是满载一捆捆的人民币。总队渡江到丹阳后进行了短期集训，改编成接管上海的第三纵队。陈毅司令员多次对第三野战军官兵明确提出：“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市是不能野的”。“进上海第一件事，不进老百姓的家，野战军不管当官的，当兵的，一律睡马路。” 但是当“青州总队”表示要和野战军一起睡马路的时候，陈毅却说：“不！你们财委一进上海就去住高级饭店！尽快把生意做起来，把经济恢复起来！” 1949年5月25日晚至26日凌晨，华东财委和上海财经接管委员会的主要干部一抵达上海就进驻了南京路上豪华的金门饭店，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在上海打响了。

上海滩上的经济“大决战”

作为有着“东方纽约”之称的旧中国经济中心，上海集中了当时全国二分之一的贸易额和工业产值。但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接手的上海却是工厂倒闭、物价飞涨、百业凋敝、投机猖獗、民不聊生的混乱景象。陈云对困难有充分的认识：“目前全国财政经济在困难中，尤其是南线更困难”“上海是个工业集中的大城市，目前困难很大。”同时也要看到“这是胜利中的困难”“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工人阶级和政府一致起来想办法，困难是一定能够战胜的”。

由于接管工作准备充分，又有地下党组织的前期工作基础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财经系统很快完成了对属于国民党市政府及中央政府在沪的银行、工业、财贸、工商、交通企业等411个单位、15.3万职工的接收，强有力地保障了上海经济恢复和民生发展。

国民党官僚资本主要银行的总行均设在上海，金融处接管了伪中央、中国、交通、农业等银行以及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印刷厂、造币厂等。5月30日，上海市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金融处发布“金字第一号训令”，勒令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即日起停止营业。上海市军管会还颁布由主任陈毅和副主任粟裕分别署名的布告，严禁伪造解放区各种货币。

苏联摄影师拍摄的解放初期的上海外滩

国民党在败退时曾放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共产党会搞军事，但搞不了经济！没有外国资本和洋煤、洋油、洋米、洋面、洋棉、洋机器，中共在上海维持不了多久！国民政府最迟在明年中秋节就可以回上海来吃月饼！大大小小的不法资本家及各路投机商利令智昏，居然在经济领域发起了猖狂进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企图浑水摸鱼牟取暴利，同时破坏新生的政权。

5月28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规定》明确第一次比价为1元人民币折金圆券10万元。6月2日，上海市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又发布《关于公营事业收款一律用我人民币的通告》，被视为新生人民政府动用政权力量为人民币占领市场造势开道之举。次日，又由华东军区公布了《华东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严禁外币在市场上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

上海军管会本来预计几十辆卡车运来的4亿人民币够用，但很快就发现根本无法满足实际需要。由于此前深受国民党法币和金圆券贬值之苦，百姓不相信纸币，而是相信黄金和银元等硬通货。几家大型私营百货公司依然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仿效。在投机和炒作风潮引领下，银元贩子遍布各大街道，上海老百姓把手头的金圆券兑换成人民币或刚刚领到工资，就会马上去淮海路、曹家渡、十六铺的黑市兑换银元。投机资本家利用百姓担心纸币贬值的心理，掀起银元投机风潮。6月2日后仅仅一周时间，银元价格就从人民币660元涨到了1800余元，黄金每两从39100元涨到了110000元，东军管会向市场投放了41万枚银元，也都被炒家和黑市全部吃进。整体物价也被金银价格带动上涨，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里，批发物价指数跟着猛涨了两倍，人民币根本无法成为流通货币。

为应对这一严峻局面，中共中央华东局财经委员会拟定《华东财委打击银元的办法》，上海市委拟定《上海市委禁止银元在市场流通办法》，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发布《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决定对上海银元采取坚决斗争，通过发动舆论攻势、抛售银元、禁止银元流通、严惩银元贩子、举办折实存款、抛售各种实物等办法打击银元投机，使人民币占领阵地。6月10日，银元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被查封，200多名严重违法并涉嫌通敌的奸商被批准逮捕。此役效果立竿见影，一个月后，银元被彻底清理出市场。这些强硬措施强制性地确立了人民币作为国家主权货币的唯一合法通货地位, 同时把上海经济战的主战场从货币领域集中到了实物领域。

作为上海人的陈云深知十里洋场的险恶，他对上海的困难进行认真分析后指出：“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东方的金融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国经济稳不住。” “银元之战”之后，上海市面上的投机之风再起，这次投机的对象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大米、棉纱和煤炭，即所谓的“两白一黑”。由于货币流通量猛增、港口遭封锁，受挫的投机资本家转而囤积粮食、棉纱、棉布和煤炭，哄抬物价。到6月底，物价重回6月初的水平，且上涨势头不减。例如，6月23日每石大米的价格是人民币11700元，7月16日升至59000元，7月18日更高达65000元，一度造成了市场恐慌。类似的疯狂投机导致物价暴涨的情况在国内其他刚解放的大城市也同样发生。

陈云调查后提出上海如果每天供应三百万斤粮食，便可够市民消费底线。7月底8月初正值江苏早稻成熟，供给充足价格较低，陈云当即派人到江苏大量购入大米运往上海；同时急令“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须每日运粮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斤入关”，再从江、浙、皖以及东北、华中、四川急运四亿斤粮食至上海。到1950年上半年，上海国家粮库储存的粮食高达十七亿斤。大批粮食源源不断进入上海，使得囤货的不法资本家无法“居奇”，不得不赔本低价抛出，上海粮食市场就此实现平稳。棉纱方面，投机商的囤积一度导致面纱价格在一个月里上涨四倍。中共以最大的动员能力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物资,于1949年11月25日通令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同时抛售纱布。在上海的投机商拼命“吃”进后，上海的国营纱布公司仍然在大量抛售纱布，同时催征税收，收紧银根，冻结贷款，向投机商几路进兵，迫使他们不得不将高息拆借资金囤积的货物贱价抛售，且愈抛愈贱，直至周转不灵而破产，还连累许多私营钱庄也破产倒闭。煤炭，也是借由从北方源源不断地向上海运输而实现了价格平稳。手握充足民生物资的人民政府在经济领域打败了之前嚣张无比的投机商们，为新中国经济秩序的建立扫清了障碍。

驯服恶性通货膨胀这匹“脱缰的野马”

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接收的是个“烂摊子”，常年的战争使经济陷入混乱，1949年全国多地又遭受水灾导致粮食减产，据统计，1949年的粮食产量比抗战前下降25%，工业中生产资料生产下降53%，消费资料生产下降50%，工农业生产一片凋零。

随着政权更迭刚刚问世的人民币是新中国的主权货币，需要在国内树立其作为主权货币的信用，否则，与货币信用相对应的国家对内政治权力就是不完整的。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通货膨胀严重，老百姓对纸币的信任建立尚需要一个过程，他们对新币的发行也存在各种疑问。比如，各种地方货币是否会像“法币”一样停兑作废？新币比价提高，是否会像国民党的“金圆券”一样加速膨胀？如何消除人们的疑虑，是对党和政府执政水平的重要考量，关乎人民群众对新政府的信任。

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主管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曾说，自己主管经济，犹如挑着一担“炸药”，一头是物价，一头是粮食，如果处理不好，就会爆炸引起全国性的大动乱。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物价就发生了四次大波动。能否驯服物价“烈马”，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打下江山后能否坐稳江山的关键。

1949年11月，陈云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起草了《制止物价猛涨》的紧急指示，陈云认为（物价猛涨）的根本原因在纸币发行的大量增加，要控制物价，主要要掌握粮食和棉纱，“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利率的大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棉布”。

《制止物价猛涨》中制定了如下应对策略：

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予以适当教训。为此：

（甲）目前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

（乙）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入。

为了避免人民币“浮在市面上沉不下去”, 新政权借鉴抗战时期山东解放区和陕北边区发行和管理货币的经验以及前期在东北的试验, 先后推行了折实储蓄、折实公债、折实工资等多种制度。例如：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折实储蓄存款，选择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米、面、油、布、煤等若干品种物资的平均价格为1折实单位，凡持有人民币者可按人民银行逐日公告的折实单位存储，支取时亦按折实单位牌价支付，储户不会因物价上涨而遭受损失。折实公债则是应民族资本家主动要求而发行的，作为一个财富保值的手段。第一期公债自1950年1月5日发行，不得用以代替货币流通, 不得向银行抵押, 不得用于投机买卖。公债募集及还本付息, 均以实物计算标准, 其单位定名为“分”。每分以上海（45%）、天津（20%）、汉口、广州、重庆（各10%）、西安（5%）六大城市之大米 (天津为小米) 6斤、面粉1.5斤、白细布4尺、煤炭16斤之平均批发价的加权平均计算。当时物价计算, 每分公债之值大约等于12000元人民币。第一期公债计划发行1亿分即12000亿元。折实制度不以人民币的固定票面价值作为收付依据, 收和付都是以实物购买力为标准进行转换，可以称为“浮动式”的实物联系币制，是一种非常巧妙的制度设计，为坚定人们对人民币的信心、动员储蓄、缓解财政压力、回笼货币、抑制通胀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九五零年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一分）

由组织严密，上下齐心，法令畅通，措施得力，物资调配得当，中国共产党人以雷霆扫落叶之势澄清市场，自抗战爆发后开始已经持续12年的通货膨胀终于在1950年3月后得到了扼制。1950年3月，政务院讨论并通过了陈云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粮食、棉花、纱布和食油的“统购统销”稳步推进，解决了这几样关键物资长期存在的供求失衡、投机频发的问题。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以1951年3月为100，到1952年12月回落到96.6，到1953年12月进一步回落到90.6。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工作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于民国晚期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剧痛之中，在遭遇西方封锁的局面下, 按照现代经济金融理论, 这个新生的政权根本不具备走出通胀危机的可能，在巨大的财政赤字压力下增发货币而仍能控制币值稳定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中国共产党却不畏困难，积极探索，勇敢斗争，打赢得了新中国的经济“第一仗”，创造了伟大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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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出品|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微信公众平台

图文|应用经济学系周彩霞

编辑|汪晓雅

审核|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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