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7日上午，由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年度主题演讲第9期在美国研究中心104室成功举办。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徐勇教授以“长周期与中国政治”为主题，给在场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熊易寒主持。参与本次讲座的还有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的陈军亚教授、吴春宝副教授，国务学院政治学系系主任刘建军教授、政治学系陈周旺教授、李辉教授、包刚升教授，公共行政系系主任李瑞昌教授，国际政治系郑宇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贺东航教授，以及上海师范大学陶庆教授等来自校内外近百名师生。
讲座伊始，徐勇教授首先阐述了转换对国家认知视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徐勇教授提到，一个国家的政治学主要研究本国政治，但当前人们更多通过外来思想认识和定义中国政治。然而，这些外来思想往往存在某种基于价值提出的理论预设。由于价值会随着事实的变化发生改变并对过去的价值取向提出质疑，新的认识尺度和话语表达也得以建立。在此，徐勇教授向政治学研究发问，中国为什么在厚重的传统帝国基础上迅速跨越至现代国家？历史传统对于现代化而言是否都是负资产？徐勇教授表示，回答这一问题应当以中国内部性变化为视角，强调从中国内部性演变需要建立新的历史观。徐勇教授基于内部演变性提出了理解中国政治的一种新历史观——“长周期历史观”。首先，徐勇教授比较了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历史观。在徐勇教授看来，西方是典型的空间文明，文明中心不断地发生空间位置的转换，文明在旧的废墟或新的空地上建立，是一种文明形态对另一种文明形态的替代。因此，西方是从空间的角度理解自身的文明和国家进程。中国则是典型的时间文明，是一个在固定的空间内长期延续的国家实体，并通过改朝换代的方式来实现国家演进。因此，理解中国应该从时间的维度。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时间出现了跳跃性，呈现出特有的时间观，拥有“百代皆行秦政制”、“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丰富内涵。随后，徐勇教授回顾了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观、金观涛的“超稳定”历史观和黄仁宇的“大历史”历史观，并指出三者的共同点，是站在现代的高度反观历史，以西方的标准定义中国。在此，徐勇教授详细分析了“超稳定”和“大历史”观蕴含的理论预设。前者以西方为标准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为何呈现超稳定状态，后者则对中国下了“早熟国家”的价值判断。徐勇教授强调，二者尽管对于认识中国为何落后于西方有重要的价值，但随着中国迅速追赶，甚至超越西方，需要一种更中性的，从中国内部性演变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历史进程。徐勇教授认可美国学者费正清强调中国的“政治只能从其内部进行演变性了解”的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西方中心主义，但他却没有对此进行更深入地讨论如何理解中国。徐勇教授指出，基于费正清对中国政治的理解，他进一步提出了“长周期”的历史观解释中国政治。在徐勇教授的定义中，“长周期”是一种基于事物内部演变性的历史观，重视外部性因素的作用，甚至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以外部性作为唯一标准，而是将外部性作为参照，着重于事物内部演变性的理解。长周期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长期运行并由于内在规律发生周期性变化的状态，由构成长周期的时间段及给定条件、长周期内有规律的周期性变化和造成周期性变化的机理三个要素构成。在时间维度层面，徐勇教授指出，中国政治的长周期特点表现格外突出，在相当长的时段内，政治现象反复发生并有规律的起伏变化，形成政治长周期，“百代”、“三千年”、“百年”均属于长周期的时间规定。在周期维度层面，徐勇教授以国家税收的“黄宗羲定律”阐述在长周期内发生的周期性变化。在演变维度，徐勇教授指出，长周期不是历史循环，更不是历史停滞，而会发生周期跳跃变化。在此，他指出长周期存在两种演变维度：一是持久性演变，表现为历史的不可逆转性和可变性；二是周期性演变，表现为历史的延续性和不变性。接着，徐勇教授根据其对农业文明的观察，指出农业文明更重视经验描述而不追问现象背后的机理，然而对长周期的研究最核心的就是发现造成长周期的机制，这也是他研究所重点关注的。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徐勇教授转入中国历史本身，基于长周期的历史观分析中国传统的政治。徐勇教授首先指出，政治学应当关注与现实有关联的历史，应当从历史本身去发现历史看。在中国历史中，政治周期比经济周期更加明显，因此布罗代尔对经济周期的刻板划分不太适用于分析中国的政治。由此，徐勇教授基于长周期的历史观对“百代皆行秦政制”中的“秦政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秦政制”由中央集权的上层皇帝制、地方郡县官僚制和社会组织家户制三层结构所构成。上层皇帝制度将国家权力集中于皇帝之手，有助于获得国家的统一性，避免争斗，但也可能造成权力滥用，实行“暴政”。徐勇教授评论道，正是由于该制度，秦始皇因此具有“千古一帝”和“暴君”的双面性。底层家户制度主要源于商鞅变法中的分家、立户政策，它意味着个体农民摆脱宗族共同体的人身依附，具有了独立性，每个人都是国家的平等臣民；同时也意味着必须承受国家负担，成为“苛政”的承受者。徐勇教授表示，从这个角度分析，过去所说的“皇权不下县”并不准确，家户制度下收税是能够深入户的层级。总之，在家户制度下，中国的基本单元变为了个体家庭。中层的郡县制，配合皇权制度和家户制度，通过自上而下的郡县官僚制将亿万分散自立的家户从政治上联结起来，进行制度锚定。徐勇教授指出，这三大制度构成传统国家的政治骨架，正常运行便能获得“治国平天下”的效果，但难以保障王朝的“万世长存”。徐勇教授强调，“百代皆行秦政制”的原因在于生产方式和国家结构形式。在分散的小农户基础上，唯有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才能获得国家的统一性，皇权衰败必然分裂；家户制将家与户合为一体，具有天然的再生产功能，为统一国家提供物质基础；只有通过郡县官僚制才能获得国家整体性。因此，“百代皆行秦政制”构成了中国政治中的不变性。然而，近代之后，外来工业文明造成“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新旧周期的替代，中国走出“百代”周期，进入一个新的长周期，实现巨大的历史跨越。徐教授指出，历史的爆发力和跨越性促使我们反观历史传统，需要考虑“历史传统是否都是现代化的负资产？”、“中国为什么在厚重的传统帝国基础上迅速跨越至现代国家？”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近代以来的中外学者已经意识到传统中国具有的某些超越西方的国家要素，但却以现代西方为标准观察历史，其背后都不免存在一种理论预设，即“为什么中国早就有了现代国家要素，却迟迟未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种预设，徐教授指出，使得这些学者直接得出“中国的政治制度压抑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的结论。相反，徐勇教授通过长周期的历史观对中国传统政治进行分析后得出，中国历史上的现代国家要素为步入现代化轨道之后的中国提供了直接的形式要素。从长周期的视角看，中国步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国家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而国家结构形式却继承了历史遗产，帝国馈赠了现代国家要素，使中国在原有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现代单一制国家，这是长周期中的“不变性”。“大变局”已改变原有的政治环境，对治国理政的要求更高，由此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长周期中的“可变性”。最后，徐勇教授总结道，通过长周期的视角，可以发现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延续性和创新性的意义在于，延续性提供变革的基础，创新性提供变革的动力。历史传统不全是负资产，且有相当程度的积极要素。在接下来的讨论环节，主持人熊易寒教授首先对徐勇教授的讲座进行了总结。熊教授表示，徐勇教授此次讲座讲述了长周期中的“不变性”与“大变局”之间的关系，破解了基于西方中心论所提出的“早熟国家”问题。“为什么中国早就有现代国家的要素但是没有成为现代国家”是一个从以西方为中心提出的问题，徐教授在讲座中则做了一个大逆转，以中国为中心解释厚重历史传统与快速现代化之间的“悖论”，从空间文明、时间文明角度切入十分富有启发性。
随后，政治学系系主任刘建军教授对此次讲座发表了评论。刘建军教授从方法论、理论贡献和演讲内容三个层面对徐勇教授的讲座进行了评论。在方法论层面，刘建军教授认为徐勇教授的研究带有“读人读山读水读历史”的特点，是现场与历史的完美融合。在理论贡献层面，刘建军教授引用康德名言“没有概念的直觉是盲目的，没有直觉的概念是空洞的”，指出徐勇教授的理论概念建立在概念和直觉的完美融合之上。祖赋人权论、家户论、长周期理论、关系叠加理论都是非常具有原创力，绝不仅仅是依靠文献发明，而是在山水中发现出来的。在演讲内容层面，刘建军教授则对封建制进行了进一步的延伸。在比较封建制和契约关系后，刘教授指出封建制度还存在一种保护性关系。最后，刘建军教授分享了他对本次演讲内容的四条总结。第一是历史延续论，即百代行秦制是一种帝国的馈赠，体现了历史中不变之处；第二是历史超越论，体现了历史中超越的一面，这些突破也正是政治学需要关注的；第三是历史关联论。刘建军教授指出，与历史学的研究不同，政治学研究的是与现实有关联的历史。第四是历史决定论。刘建军教授在此强调，将此次讲座内容归纳为决定论不是对徐教授的误解而是一种赞誉。最后，徐勇教授与在场师生交流了有关如何进行质性研究、现代化过程中的性别问题、中西方文明中的时间和空间因素以及豪族社会和门第社会之后的家户制度等问题。在回答如何进行质性研究的问题时，徐勇教授强调，田野是一种现场主义，可以引出新的事实现象、发现新的问题，需要切实感知和思考，由此弥补书本知识的不足。在回答中西方文明中的时间和空间因素的问题时，徐勇教授进一步阐明，空间文明与时间文明的划分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相互排斥，实际上空间中有时间，时间中有空间。以中国为例，中国的空间层面表现在中国具有地域差别，但始终保留了以农业/土地为生的核心文明；时间的中国则表现在政治共同体、文明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三个层面。摄影/文字：柯孜凝
编辑：刘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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