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2024年北大光华两会后经济形势和政策分析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院长刘俏发表了题为“以积极财政政策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题演讲。

刘俏首先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

他指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不仅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回顾我国过去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我国正经历从高速增长（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驱动）向高质量发展（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型。

在刘俏看来，在工业化时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比较容易，但是工业化结束之后，保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就变得比较困难。2010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进程，此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一定程度上下降。数据显示，我国1980-1989年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为3.9%，1990-1999年为4.7%，2000-2009年为4.4%，2010-2019年为1.8%。近十年，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下降到2%以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大概是GDP增速的40%，因此可以对经济增速有个基本的估算。

“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就要求GDP增速要保持在5%以上。在未来一段时间如何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这不单是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全球性的挑战。这种情况下，需要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有所提升，从2%以内上升到2.5%甚至更高一些，这样能够支撑我们在未来30年有一个5%左右的（GDP）增速。”刘俏说。

路径何在？刘俏特别强调了投资对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性：“从1978-2017年的数据分析看，投资率每增长10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18个百分点。”为此，刘俏认为要聚焦节点行业和节点领域的投融资，发生在节点行业的技术变革和冲击通过生产网络传递，将产生倍数效应。

过去二十年在大基建周期内，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行业拉动了大量的上下游企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节点行业。而未来的节点行业又有哪些呢？刘俏认为，可以围绕以下领域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再工业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新基建”（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大国工业（现代化产业体系）、碳中和，以及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来源于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科技创新驱动的产业变革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未来新质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要依赖于未来的节点行业以及掣肘生产率提升的关键领域。传统行业通过对生产资料、劳动者进行优化组合，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那么也能形成新质生产力。”刘俏说。

刘俏进一步分析称，投资强度、投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之间有天然的正向关系，这启发了对未来宏观政策的一些新思考。他认为，传统的宏观政策以GDP为锚，但GDP是个流量概念，应将宏观政策锚定为我国的整体价值（CV）而非GDP。这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更为开阔的空间，也有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有利于国家整体价值提升。

近年来我国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债务有一定的提升。刘俏提出，“很多观点认为宏观杠杆率只要上升就是坏事，但我们认为，只要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即政府债务率）不爆炸式（explosive growth）增长，政府债务即可持续。事实上，我国具备实施宽松财政政策的条件。”

演讲最后，刘俏建议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关键领域投资，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1、可以在国债方面有一些特别的规划，更大力度发行超长期限特别国债；2、可以将大规模的现金和消费券发放作为财政政策重要选项，在货币政策传导一直不通畅的情况下，需要用力度更大的财政政策直达消费端，给全民发放消费券或是现金；3、可以大幅增加基础研究投入；4、可以启动“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租赁住房改革和REITs建设”三位一体的新一轮改革，利用财政资金、社会资本，通过市场化机制，开启房地产新模式；5、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以国债置换地方政府债务，以此激活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能够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