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外贸顶住压力，稳定基本盘。2024年，中国外贸是否会迎来回暖？

当前，外部需求仍然低迷，多个国际机构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整体上不如疫情前；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加剧，还有像最近的红海航运通道受阻等不确定、难预料因素，都会对贸易活动形成干扰。

近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东在接受专访时表示，未来世界市场的增长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中国进出口增长主要也是从这些市场里得到。中国最主要的机遇和挑战是能否形成一个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经贸圈。

“中国市场大概是14亿人，我认为我们需要且能够主导的市场规模应该达到20亿-25亿人，至于这些市场来自哪些国家，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主要看两方面，第一，市场本身的增长潜力，第二，我们的穿透度。”

鞠建东提醒，从这两年来看，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和印度的制造业崛起都在加速，值得高度重视。“这当然会影响我们的出口，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需要主动出击。”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

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

鞠建东

经济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产业结构升级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

鞠建东：从2023年的数据看，我们完成了年初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今年经济增长会如何？首先要理解为什么会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什么？我认为是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有没有压力主要看产业结构升级有没有压力，而这方面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两部分，第一，结构性的，即我们从制造业大国向创造大国、创新大国进行调整；第二，制度性的，比如地方财税制度等面临变革的压力。

记者：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进出口总值以美元计下降，以人民币计微增，您如何看待过去一年外贸表现？今年外贸的压力有哪些？

鞠建东：总量方面，2023年我国进出口总值以美元计下降5%，全球也是下降5%，从这方面看，按美元计算，我国进出口总量的增长和全球总量增长持平，我认为我们的外贸总量增长是企稳的状况。

从面临的挑战看，我们分析相关数据从三个方面，一个是周期性，我们的周期和全球的周期基本上保持一致；另外两个，一个是结构性的，一个是制度性的，结构性数据中，第一个是纵向的，即我们的产业结构本身、出口结构本身，按照数据来看，我们的高科技出口受到一些限制，然后服务业本身的增长有一些扩张，但是速度不够；第二个是横向的，即我们的进出口市场，以前更多的是美欧发达国家，现在来看，我们在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的进出口增长速度要快于发达国家。

制度性因素上，主要是全球经济贸易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以前美国所主导的WTO的体制，变成了现在中美竞争下的体制，这对我们的进出口形成打压。

记者：您怎么看未来外贸的增长空间？

鞠建东：机遇就是我们进出口增长的空间是什么，我们测算，如果想在未来10年，在2030年到2040年之间某一年，中国的名义GDP追上美国，那么中国GDP在今后10年的平均增长率大概在5%左右。

另一方面，从我们进出口占GDP的比例来看，比例最高的时候——2006年、2007年大概占GDP60%以上，到现在是30%左右。我们的进出口占世界的份额取得和GDP占世界份额同样的成绩，这个空间是有的——比如，2021年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达18.5%，同年，我国对外贸易占全球比重达到13.7%，这中间大概还差5个百分点。

假如我们的GDP在2035年赶上美国，同时，我们的进出口份额和GDP在全球的份额相对应，那么我们GDP占全球的份额在2035年可能会达到22%左右，与此对应，我们的进出口占全球的份额到2035年也是22%的话，这样算下来，今后10年进出口的增长速度大概是10%，这是一个高增长的速度，那如果压缩一半，5%是比较低一点的速度，所以从增长空间来讲，今后10年我国进出口的增长速度应该在5%-10%，这样才能达到前面所讲的预期。

2023年进出口是下降5%，那接下来要达到5%-10%的增速，今后一两年我们的进出口需要有很大的反弹，这个反弹能不能实现，主要还是要看刚才讲的结构性调整的约束和制度性调整的约束。

中国最主要的机遇和挑战是能否形成一个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经贸圈

记者：过去一段时间，我国贸易伙伴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东盟超越欧盟、美国成为我国最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与欧美、日韩的贸易增速还在下滑，您认为未来新兴贸易伙伴是否可能替代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这对我国而言，挑战和机遇有哪些？

鞠建东：发达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在下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到2021年已经上升到40.92%，这个份额还在继续向前演变。

未来世界市场的增长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当然我们的进出口增长主要也是从这些市场里得到的。未来整个世界市场的份额会变成三份，欧美市场大概是1/3的部分，然后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市场大概是1/3的部分。

中国最主要的机遇和挑战是能否形成一个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经贸圈，但这个经贸圈里到底是哪些国家，还不好定论，最主要的是依赖于中国市场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经贸圈。

中国市场大概是14亿人，我认为我们能够主导的市场规模在今后能够达到20亿-25亿人，至于这些市场规模来自哪些国家，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主要看两方面，第一，市场本身的增长潜力，第二，我们的穿透度。

记者：您认为，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发生了哪些变化？在美国加速推进“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情况下，中国应该做出哪些调整？

鞠建东：原来的市场我们通常把它叫超级全球价值链，即市场和研发都在美国，中国是制造，然后再加上一些原料提供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巴西等。

现在，超级全球价值链正在向区块化的全球价值链方向发展，一个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所谓“友岸经济”的价值链；一个是欧洲的价值链，它和美国的价值链是有区别的；一个是以中国为主导的价值链正在形成。

中国的策略是什么？还是刚才说的，要比较迅速地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主导的20-25亿人左右的市场，这个市场最后是哪些国家和地区，比如是不是中日韩，从经济依赖度上来讲，日韩可以成为中国主导的亚洲市场的一部分，但是最近又在迅速向美国靠拢，所以未来稳定之后，三块的市场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觉得现在讨论有点早，趋势是会慢慢形成稳定的区块性市场结构。

记者：现在中国一些出口产品可能是先到墨西哥等地，再到美国，这种趋势您怎么看？

鞠建东：这是中期的变化，美国把从中国的进口改成从其他地方进口，比如越南或者墨西哥，但是越南和墨西哥生产能力还不够，所以由中国来提供一部分零部件，然后在他们那转一下再到美国。长期的趋势还是会形成区块性的价值链。

现在已经能明显看出两个趋势。第一，制造业在回归美国，美国以前只是自己做研发，把制造业外包，现在他把制造业向自己、向他所能主导的盟国回归；第二，中国技术原创，以前中国研发做得比较少，原创性的技术都是美国的，现在中国原创性的技术也正在形成，因此，中国的原创技术加中国制造加市场的价值链正在形成。

欧洲是不是会形成一个既做研发、也做制造、也做市场的价值链，现在还不太清楚，欧洲有市场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是也做研发、也做制造？这个还不是那么清楚。

美国和中国中心以外的制造中心是在欧洲还是印度发生？不是特别清楚。如果按照OECD的预测，未来主要的大经济体是中国、印度、美国、欧盟，但这个趋势是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印度能不能突破基础设施的瓶颈，形成类似于比如说20年前的中国这样的制造中心，现在来判断也会是有点早。

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和印度的制造业崛起值得重视

记者：近些年出现的产业链外迁，未来会如何演进？我们该如何应对？

鞠建东：现在来看，中国的制造业外迁速度已经让我们有点担心。这样的制造业外迁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和日本，后来形成了美国产业的空心化、日本经济的空心化。

我们的制造业外迁会不会重复以前美国和日本的趋势，就要看外迁去哪儿，其他地方接不接得了，现在看，印度能不能接中国的制造业也不是那么清楚，当时美日的制造业外迁，是因为有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承接市场，现在放眼世界，有没有另外一个区域市场，目前还没看见。

我觉得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第一，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是不是会把过去带到中国的制造业的相当一部分再吸回去。

第二，印度的崛起，印度如果重复中国从2001年之后的迅速增长，也就20年时间，印度也有可能把全球的大部分制造业都挖到它那里去。所以这两个是值得高度的重视和关心的，不过印度需要克服它的制造业基础设施问题。

从这两年来看，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和印度的制造业崛起都在加速，值得高度重视。这当然会影响我们的出口，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需要主动出击。

记者：一段时间以来，“外资撤离中国”的声音时有出现，对此，您如何看待？未来情况会如何？

鞠建东：外资是否撤离或者外资到底来了多少，我认为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外资的回报。在中国加入WTO以后，有一段时间内，大概是2007年、2008年，外资大量涌入中国，现在谈“外资撤离中国”。我觉得这两种极端性的现象都不是基于理性的判断，理性的应该是趋于回归到平均值，这还是取决于制度性、结构性调整是不是到位，如果到位的话，外资的流进流出会趋于正常。

我认为一些外资的撤离在过去一段时间是一个短期行为，未来几年随着我国经济企稳，进出口企稳，会看到外资的流入也会趋于理性和正常增长。外资的流向本身主要还是取决于国内经济的发展。

我们现在在结构性和制度性调整阶段，会发现中国的出口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出口主要是沿海城市，现在变成两条线，一个沿海，一个内陆，“一带一路”也是两条线，过去几年，内陆地区的外贸增速要高于沿海地区。

基于此，会发现外贸县的进出口情况也都不一样，因此我们提出“分散突围”，就是以县区为单位，各个县区制定自己的进出口政策，谁的进出口能够达到今后10年平均5%-10%的增长率，就应该给予激励，这种结构性的变化都需要中央层面进行经济刺激，这也符合当下学界的一个共识，即中央政府来刺激经济，刺激的资金需要一杆子到底直接到微观经济主体。所以从这两个角度考虑，就是把进出口作为一个指标，引导刺激资金走向，这是我们提出的进出口县级经济承包制。

编辑：杨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