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传销活动在中国死灰复燃，虽经多次打击，屡禁不止。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狂热而扭曲的世界。这个约有一千万人的传销江湖里充斥着谎言、瞒骗和循循善诱式的“洗脑”，而反传销行动，犹如一场望不到头的斗争；他们也都曾参与过传销，多数吃过传销的亏，这反而坚定了他们从事反传销的决心；在第三波传销浪潮冲击中国的当下，他们是孤独的民间行动者，荣誉感带来的动力和责任感支撑着他们，尽管压力和威胁无处不在。

　　3月16日下午，当广西人梁荣洲匆匆离开珠海赶往广州时，其叔父梁泉以为真的如他所说是“在广州某电子厂当工人的女网友要把他介绍到厂里做仓管员”。尽管有些疑虑，但他还是鼓励侄儿去尝试。

　　但梁荣洲从此便杳无音讯。两周后，当有人用他的手机发来短信要求汇款“入伙”时，梁泉及他的家人才意识到，梁荣洲陷入了“传销魔窟”。

　　几乎是同时，3月11日，媒体报道有多人投诉香港“亮碧思”公司在珠三角地区涉嫌诈骗，而这个摆着“直销”面孔不断“邀请人投资考察”的公司其实是一个传销组织。“亮碧思”通过从内地拉人入伙的手法大肆圈钱，未经证实的数据表明，至少有3万多名广东人上当受骗，涉及金额达数十亿元。

　　非法传销一直阴魂不散。这个20年前出现在中国内地的“舶来品”，以各种手段构建成一个庞大而又非法的行业，吸引数以百万计的人去“分享财富”。网上流传的一份反传销地图显示，目前中国只有西藏自治区没有传销组织在活动。

　　“从2009年开始到今年第一季度，不论是媒体的公开报道还是根据我们掌握的相关信息，都已显示第三波传销浪潮开始席卷中国，并且有的正向黑社会的绑架勒索演变。”梁泉说。

　　他开始了营救侄儿梁荣洲的尝试和努力。但梁泉不知道的是，与他并肩战斗的还有一群职业反传销人，正凭着经验和努力，与庞大的传销势力相抗。

　　欲抽身时已晚

　　职业反传销人叶飘零的七年，前半段以传销组织的“大A”这一身份存在。

　　“大A”即是在传销网络中做到最顶级的“网头”，这领域有个著名的五级三阶制—五个级别、三个晋升阶段。五级从低到高用英文字母E、D、C、B、A代替，一般做到A级的就是办理申购发放产品的人。

　　2003年，还在读大学的叶飘零被一个远方亲戚骗到东北从事传销，初入组织不久的他，对一个场面记忆深刻：那是他由C级升到B级后第一次下去激励团队，“穿金戴银”，下线们见到他的样子都很激动，脸上散发着狂热的光芒。#p#分页标题#e#

　　“下面的人都把你当成偶像，这种欢送场景是最激奋人心的，多少人因为这个场景而深信不疑。”叶飘零说，这是传销组织的常用手段，而事实上，这个“繁荣富强”的表象都是装出来的—想要赚回自己的本钱，还得至少在A级别上做三个月。

　　由于头脑和悟性都不错，不到两年时间，叶飘零就做到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A级，独立操作团队。

　　普通意义上的“传销”是一种透过人传人的方式来达到销售的市场策略，这在幅员广阔而人口密度低的地方如北美及大洋洲盛行。公司一般以会员制的方式，通过推介新用户成为会员，以发展人员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报酬。而在中国内地，传销一词却等同于经济犯罪行为。因多以非法或地下的方式，又因其组织发展速度类似老鼠的快速繁殖，被形象地称作“老鼠会”。1998年4月2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称之为“变相传销”即层压式推销，随后对整个传销业进行封杀。

　　改变传销组织“地下老鼠开会”面貌的，恰恰是叶飘零和其他几个A级老总。“2003年底，东北三省的打击力度加大，我们被迫迁网到山东。当初的山东是一片净土，我和另外6个A级老总，开始运作新式传销。”叶飘零回忆，“最绝的一招就是把产品去掉，改成纯拉人头模式。”

　　早期传销加入者都有一套产品，而在2004年以后，产品就成了一个幌子，叶飘零参与制定的第二代模式让传销组织更加“枝繁叶茂”。在这个以瞒骗和“洗脑”为主的江湖里，叶飘零的旗下网络最多时达到4万人。

　　“每个大A身后奠基的数百乃至数千人，基本上是自己家族的人或是亲朋好友。”叶飘零说。

　　几年的传销生涯并没有为叶飘零带来什么，尽管花钱阔绰，但他惶惶不可终日—既因为骗了亲友的钱，又因为要逃避公安和工商局的打击。“每天游走在不同城市，夜出早归，一听到风吹草动便转移城市。每次收到下线上交的‘入会费’时，窃喜过后，一个人就躲在宾馆里偷偷哭泣，彻夜难眠。”然而煎熬过后，每次的“上线分享会”他依然衣着光鲜，说着谎言激励那些向往“成功”的人。

　　作为一种最典型不过的传销诈骗伎俩，曾有一位外国学者推算了一下五级三阶制之后哈哈大笑道：“中国人真的太愚蠢了，如果五级三阶制能让人成功，那要饭的都不干了。”这位学者推算出“五三”组织的成功几率在0.078到0.0917之间，也就是说，理论上能赚到钱的几率不到两万分之一。

　　“实际操作中更难，两万人之中才能产生一个A级。”作为曾经的“大A”，叶飘零说，只有做到高级别之上，才能发现那些下线“暴富梦想”是如何地不堪一击，但到那时抽身已晚。#p#分页标题#e#

　　“全村、全镇的人都被我骗去做传销了。父亲为了躲避乡亲们的责骂，只有与母亲离婚，远走外乡。由于不愿意离开老屋，母亲一人在老家承受着乡亲们的指责和辱骂，这些都是我这个儿子欠下的债。”叶飘零曾在一份自述中写下这些话。他的两个姐姐也因被他骗去传销导致离婚，女友也离他远去。

　　2005年8月10日国务院第101次常务会议通过《禁止传销条例》，直接造成叶飘零的组织人心溃散，很多人都拉体系单干。不想再欺骗亲属的叶飘零拿出大部分所得分给下线，让他们自行解散，从此不再沾手传销，因为“已经在里面看见太多痛苦”。

　　王亚也属于“抽身已晚”的那类，他曾经为了让父亲留在传销组织与自己一起“致富”，而在饭馆当众下跪。

　　“那会儿想到可以整个家族都接一个单子，到时出局了拿一个亿，情绪就控制不住了。”王亚说，“出局”是传销行业的专有名词—当你赚够一笔钱后，就得主动退出，把机会让给后来人。这其实是个引人入伙的幌子，几乎每一个传销组织都有几个传说中拿了几亿便“出局”的人物。

　　王亚也在那一跪之后与父亲彻底产生隔膜。尽管随后还是拿了钱“入会”，但父子俩再未谋面。

　　职业解救人

　　因为怕被曾经的下线报复，退出传销组织后的叶飘零只能带着郁闷的心情到处闲逛和钓鱼，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一直持续到2006年6月。

　　“做反传销是一次偶然事件。”叶飘零告诉记者，“我在网上认识一个小姑娘，她的男友被骗入传销，便开始帮她解救。”

　　这次解救的成功让他开始关注网上更多的传销受害者。与此同时，在全国愈演愈烈的传销形势也引起官方的再度重视，2006年8月31日，国务院颁发《全国打击传销专项行动方案》，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打击传销专项行动”。同年11月，叶飘零在网上成立反传销组织，由受传销危害的网友自发组成。这个曾经传销业内无人不识的“大A”，很快成为职业反传销领域的领军人物。

　　叶飘零说，他的反传销团队成员，都曾有过传销经历，并且“做到比较高的级别”，因为“没有参与过传销的人无法了解到真实的传销内幕，感受不到那种特殊的生活方式”。

　　这个反传销团队成立后不久，传销行业便开始南北合流。“梁荣洲遇到的，即属于原北方传销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软监视、软暴力’，利用技巧扣留新人手机，不准看电视、上网、看报，并打电话威胁家人直至汇款。”但叶飘零分析，这类“软暴力”传销组织并非传销界的主流。

　　反传销界流传着一本广西人写就的传销教材《两年讲师，我有资格解密传销》。书中写道：在这个行业中，大部分人不会对新朋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也绝对不会对新朋友胡编乱造、指鹿为马。他们不会讲一些改变个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事情，所讲的都是他们眼中的事实和社会想象，有些人甚至会刻意强调“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大家共同引导新朋友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这些所谓的事实和现象，然后通过自己的思维去分析判断这个行业的性质到底是不是国家支持的—把传销政治化为“暗中受国家扶持的高新产业”是长盛不衰的台词之一。#p#分页标题#e#

　　异地传销研究者易铁认为，传销底层貌似公平的环境，对人的杀伤力太强大。而中国转型时期其他不公平现象的掺杂和放大，使传销成为一个临时性避风港，它从各方面都折射了大众的心态。

　　“洗脑”的过程如此简单，但大部分身处其中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所从事项目的性质，如同击鼓传花一般，他们把缥缈而又不切实际的暴富梦想传递下去，而接手的自然是关系最密切也最想与之分享“幸福”的亲友。

　　要将这些“执迷不悟”的人解救出来并非易事，叶飘零说，拥有类似经历的反传销团队的操作方法主要是从亲情感情方面来劝说，并揭穿传销的谎言。“技巧就是依靠辩论能力，还有判断分析对方的心理。当传销人员提出一个问题来，我们在脑海中要想到几个答案对应他的性格，并选用最好的一个答案来回复，把握好现场气氛，控制住对方的情绪，这很关键。”

　　叶飘零第一次外出劝说，便在安徽蚌埠一次性解救劝说共有13人的一个家族。因为劝说成功率极高，业内人称叶飘零为“劝说之神”。

　　2009年8月，叶飘零将反传销团队总部由浙江迁往湖北武汉，而专门设置的解救部也增至6人—这是叶飘零反传销团队的精英部分，全职工作，而要成为其中一分子，还得经过层层筛选。

　　在反传销团队里，每次任务出动都需要先经内部讨论。“大家一起分析，讨论需要劝说的这人做了多长时间，什么级别，性格怎么样等等。”解救部成员霄云说道。

　　这类分析需要每个成员参与，讨论的内容往往涉及很多细节—尽管每个地方的传销本质都一样，但都有一些不同点，有时甚至连该传销组织里的“成功人士”的言论及其作息时间都要一一分析到，再根据该任务的内容和性质派遣合适的劝说人员。

　　作为较晚加入的成员，李自宏也经常接到外出劝说和解救的任务，这让他得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顽固传销分子”。他曾听一个50岁的大叔这么说：“我18岁外出打工，从来没有在人群中多说话 ，大声说话，而现在在行业里，我给上千人上课，底下很多大学生，他们会给我喝彩，感动得热泪盈眶，就算赚不到钱，有了这些，我不后悔。”

　　“我觉得人真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李自宏有些疑惑地说道，“外界报道的传销分子无恶不作，极度自私和没有良心—这些真的适用于所有人吗？”

　　望不到头的战斗

　　外出劝说是目前反传销团队的主要解救手段，其带来的压力，让人身心疲惫。

　　“最忙时一个月都在外面。”霄云说道，“现在解救部很多人把火车当成了家，上去就睡着了。我几次坐车回家都睡过了头。”#p#分页标题#e#

　　但劝说的成效并非总是与解救人员的辛苦划等号。叶飘零曾经失过手，一次他从石家庄连夜坐车到杭州，但最终还是未能劝回一个被男友骗入传销组织的女生，并间接导致她与其姐从此不再相见。这令他无比沮丧，甚至一度选择退出反传销。

　　霄云说，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事实上，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反传销失败的例子。一旦失败，便要难受好几天。

　　据叶飘零介绍，最初反传销行动都是公益的，异地解救受害人时甚至连路费都不收。之后，由于来自社会和个人的赞助无法继续支撑庞大的开支，他们便开始向求助者收取一定的费用，但反传销成员仍然没有固定的收入，靠着将他人解救出来的荣誉感带来的动力和责任感，支撑着工作。而他们面对的，是无处不在的精神压力和威胁。

　　所有反传销成员都能感受到那股与日俱增的压力。李自宏说，几乎每天都有被打击的传销组织人员叫嚣着要找他们“复仇”，而另一方面，每天在网络和电话中接到的求助信息至少有几十起，多则上百起。在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之下，几年间很多反传销人员加入了又相继退出。

　　在李自宏看来，供求严重不平衡是最大的问题：“一年就365天，就算三天救一人一年最多也是一百多人，相比之下等着人们去解救的人就太多了。”据他估计，中国目前约有1000万人从事非法传销，而职业反传销人不足30名。

　　更令他们有孤掌难鸣之感的，很大层面上还在于与官方沟通的困难。叶飘零说，因为种种原因，地方政府基本没有给予反传销组织以支持，甚至有时举报了，公安与工商部门也无回应。他认为国家打击传销的力度正在加强，无奈的是一些地方有关部门却不愿把更多精力放到这一块，这间接导致国内传销形势愈演愈烈，无法刹住。

　　“不瞒你，我们也帮助很多工商人员劝说他们的亲友。”这也是反传销志愿者小明所知道的，反传销组织与“官方”的唯一交流渠道。

　　他们就如同独自面对巨大风车的堂吉诃德一般，投身在这项似乎永远也望不到头的斗争中，除了自己几乎再也没有得到更多支持。小明和霄云的父母至今仍以为儿子就在以前的公司上班。这样瞒住家里进行反传的人不在少数，不仅是因为反传销本身的危险性和不稳定性，更有人认为这是“不务正业”。这种近似与外界隔离的孤岛心态也让反传销团队内部人员更容易在内心深处团结在一起，尽管不断有人进进出出，但整个团队少有争吵，保持着难得的稳定。

　　叶飘零更喜欢用带着江湖味道的说法来形容自己的团队：像侠客一般，独来独往，仗义救人。然而这个 “侠客”又在精神上处于极度的孤独，因为在传销界以“大A”身份转为职业反传销人，有且只有他一个。#p#分页标题#e#

　　“一直到现在我都很怕。”他告诉记者，“怕以前的下线来报复我，怕乡亲们来找我算账。你把别人骗的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别人会放过你吗？”

　　与后辈们时刻能在反传销中保持好奇心和兴趣不同，跟传销打了七年交道的叶飘零感觉疲惫，曾多次把接听求助者的电话当做自己“最后一个”，因为“传销与反传销让我失去得太多太多”。他也会因为电话另一头求助者提出的无理要求而动气，却往往在挂掉电话后才懊恼自己对待他们不够客气。叶飘零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起上网时就不再打开聊天软件，因为不想看到求助者留下的信息。而一手创办的反传销网，他甚至打开还不到十次。

　　“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朋友，也没人能懂我说的话。说实话，我极度讨厌这些—不管是传销还是反传销。”叶飘零认为这是一种传销病，三年嗜血生涯的后遗症将纠缠他一辈子，付出的是丧失一切感情的代价。

　　“如果非要问是什么还支撑着我继续反传销，也就是信念了。”事实上，他也不清楚，为什么这个“信念”就是不离身。

　　路在何方

　　叶飘零认为反传销就像“商品需求”一样：打击偷盗是公安部门主管，可以有效打击；而传销不同于别的违法犯罪行为，打击之后公安工商却没有能力做“反洗脑”工作。传销人员当中受害人多数是低级别人员，行政部门又不能抓捕，教育劝说又不够专业，致使传销人员受害家属往往求助于民间的反传销人员进行劝说工作。

　　“反传销是特定职业。”他说，“任何一种事物存在都有必然性，有做传销的即有反传销的。”

　　据叶飘零所知，除了他的这一团队外，中国民间还有另外两个反传销组织，其负责人都曾在叶飘零最早设立的浙江反传销工作室中工作或学习、考察过。叶飘零曾试图将自己创办的“中国反传销联盟”合法化，但最后因资金和其他问题而无法如愿。在中国，要让一个民间组织合法化存在，并不能仅仅依靠其公益的性质。

　　在“局外人”王亚看来，目前的职业反传销仍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如果只是进行劝说解救，那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反传销，不仅仅是很‘肤浅’地说反对传销和去劝说被困人员，那只是善后工作。”王亚认为反传销需要真正的职业化，这种“职业”是有法律保障的，“我想，将来也许会演变成一种特殊职业。”

　　尽管对目前中国的反传销操作模式颇有微词，但王亚一直在设法加入叶飘零的反传销团队。这个大二时因传销而退学、而后又因父亲去世的冲击而退出传销的年轻人试图把“宝”押在这里，因为据他判断，将来反传销可能会是一个“享受国家保障和国家扶持的机构”。#p#分页标题#e#

　　反传销团队的现有成员对此并不乐观，叶飘零和霄云说：“落实的难度很大。”

　　但像王亚这样年轻又具有活力的后来人，正在慢慢成为反传销事业的接班人。而无论是叶飘零还是其他人员，当支撑着的理想过后，谁都清楚没办法一辈子从事这项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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