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前，张维炯饶有兴味地看着对面正在兴建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二期大楼。作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张谈起新校区时显得神采飞扬。那是他数次探访研究哈佛大学后，在中欧建起的教室模型。在张维炯眼里，这并不是一座新“校园”，而是一条“管理教育的生产流水线”。

　　用张维炯话说，“哈佛的20几幢楼，每一幢我都跑过，每个教室我都看过，并仔细研究了它为什么这么设计”。哈佛现在的教学流程和教室是经过多年的调整和融合，能让“学生获得最好的学习体验，教授获得最好的教学体验，员工获得最好的服务体验”，无论是上课、讨论、娱乐还是食宿，都力图做到最合理的布局规划。这也是中欧试图努力的方向。

　　在此基础上，中欧要做的不仅是“师夷长技”，而是在吸收国际商学院经验的同时，为自身注入更多本土的元素。这不仅指硬件设施，还表现在产生原创的管理思想上。毕竟，只有脱离了复制品与传声筒的角色，中国本土的商学院才能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找到差异化的定位。

　　教育的长板与短板

　　记者：近期两会中，引起您关注的有哪些关于教育的提案?在近期召开的两会上，温总理表示中央已按教育经费支出占GDP 4%来编制预算。您对此怎么看?

　　张维炯：我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学的校长到底该由什么样的人来担任，是学术人员还是管理人员。我非常同意电视转播中几个委员的观点，大学的校长就是要集中精力管理学校，做纯粹的管理者。只有把自己的学术、科研团队全部断掉，才能管好大学。

　　你到美国的任何商学院看，都是这个样子，大学校长和集团公司的总裁在工作性质上有相同之处，不过大学校长的难度更大一些，因为他面对的是各领域里的尖端分子，必须思考如何来协调和管理这些尖端人才。大学校长应该追求的不是自己在学术上的成功，而是要牺牲自己成全大家的成功。

　　关于教育经费的增长，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事。实际上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对教育的投入是不足的，教育投入不足有很多原因，也产生了很多后果。为什么好多人才都到美国读书去了，大学里培养出的最好的学生都到美国读研究生，高中培养出来的到美国读大学去了，为什么不在我们这读呢?如果加大了教育投入，中国的学校质量提高了，在本土培养起来的人在中国发展当然比从美国留学回来发展更好。

　　记者：近年来，商学院教育也面临着一些争议，人们感觉商学院并没有商业理论和管理实践真正结合起来。您认为造成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和体制有哪些?商学院如何才能做到与时俱进?

　　张维炯：据我所知，国内的一些领先的学校，譬如北大、清华、复旦、交大和我们，应该说都是和企业实践联系得比较深的。因为我们都有比较好的师资，比较厚的资源，和企业也有非常深厚的联系和结合。当然，可能有个别商学院成立时间不长，或者说师资能力有限，或者资源有限，还没有做到这个程度。但国内的几个顶尖商学院应该是能代表国内商学院的发展方向的。

　　我认为商学院的与时俱进可以从几方面入手，第一，商学院要改变自己传统的教学方式，我们的一些课程一定要和企业实践相结合，这样的课程才是最有效的。譬如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的管理，组织行为等，这些东西要是脱离了实践，那么课程就非常空洞。而宏观经济、微观经济这些基础的理论则是比较传统的课程。如果商学院能兼顾传统和动态的知识，那么就能将自己的课程做的更全面。

　　第二，在招生方面，商学院的学生一定要能解决具体问题，而不仅仅是把书读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录取学生的时候不仅要考虑读书成绩，还要看他的决策能力、人际沟通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以及品质和意志。第三，我们要提高教授的能力，帮助教授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以最有效的方法来获得最新的知识，这是商学院非常重要的工作。这就需要商学院能够建立起一个更好的创造知识的平台，使教授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更快更好地创造更多价值。

　　记者：您认为中欧培养出来的MBA/EMBA，相比国外商学院培养出来的人才，在哪些方面具备优势?差距又在哪些地方?

　　张维炯：就中欧而言，我们的品牌特点是“中国深度、全球广度”，全球广度的意思就是我们和国内的所有商学院相比在国际化方面做得更好，而中国深度是指我们和世界上所有好的商学院相比，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更为了解。这是我们的独特定位和优势。

　　我们和国外优秀商学院的差距还是在于师资方面，应该说我们的学生是非常优秀的，但在对学术前沿问题的研究上，我们和哈佛、沃顿我们还有差距。可以这么说，讲到国际问题，讲到美国问题，讲到学术的前沿问题，我们和西方的一流商学院有差距;但讲到中国问题，以及联系中国企业的实际问题，那我们肯定比他们有明显的优势。

　　记者：您认为，中国的商学院应该更强调向国外的优秀同行学习，还是更强调本土经验?

　　张维炯：我个人看法是，商学院是一个实践性比较强的学科，因此大部分的内容还是应该注重本土的企业实践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只有这样，我们的学生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教授也能更好地为经济发展、为政府在经济决策过程中提出好的建议。至于在国际上，比如学术前沿的研究工作要不要做，我认为也要做，但这并不需要每一位教授都来做这个事。我们可以适当地分工，比如60%?70%的教授研究本土问题，20%?30%老师研究国际问题。这样一来，学校的整个研究平台上就有了比较好的分工，研究的深度也能得到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