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China网讯】日前，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十三五”规划。规划提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购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推进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链、物流链创新，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

国家为什么在这个发展新阶段提出全面创新?全面创新过程中要突破哪些瓶颈?而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高校特别是商学院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针对这些问题，近日记者采访了浙江大学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管理学院教授魏江博士。

浙江大学发展战略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管理学院教授魏江博士

Q1：对于日前“十三五”规划出台的“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您怎么看?国家为什么要在这个发展新阶段提出全面创新以及创新系统发展?

魏江：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从原来的要素驱动、出口驱动、投资驱动，再到现在的创新驱动，其发展历程是从制度创新、制造创新、技术创新到现在的全面创新的长期演变过程。

特别是21世纪以来，无论是要素驱动还是投资驱动，无论是投资、出口还是内需这三驾马车，都是以需求侧重某一要素的创新为驱动力的。这种发展模式目前已经难以为继，因为整个国家和社会是一个无比复杂的系统，单靠制度、技术或者生态某一个方面的驱动力已经不能解决我们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全新挑战了。

中国经济市场驱动的几个阶段

中国的改革开放最早来自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是制度层面的创新，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创新，也是农村劳动力所有权和成果分配权的创新，比如，农民“交足国家的，留下来的就是自己的”，它改变的就是农民的产出成果分配权、劳动力所有权，突破了传统制度的束缚，推动了农村三十多年的发展。

早期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借鉴农村改革，推行承包制，也是分配权的改革，正是这样的改革，使得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那个阶段属于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其中内在原因发挥了市场机制(那时候叫商品经济)的作用，正是商品经济的引入，极大地激发了内需，让我们改革开放的前10多年探索出了需求导向的。

所以，其实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早期是真正的内需驱动。我们要反省的是，为什么在八十年代早期我们可以内需驱动，而到现在内需却驱动不起来?

到了九十年代，我们开始出口，也就是开放，尤其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这个驱动力就国际化了，但这还是市场驱动。从概念来讲，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市场这条主线一直没有动过，始终是市场驱动，那么市场驱动的动力又来自哪里呢?

这个动力来自于早期农村改革的内在需求，因为在九十年代之后，我们的内部生产从原来的供不应求转向供过于求，使得我们的产品持续过剩，因此就找到国外市场。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成本是低成本和要素成本，是有优势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出口很快。

第二个阶段是出口驱动。我们国家在早期1992年到1997年发展非常快，但到了九十年代末，开始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出口受阻，使得我们国家又产生了投资驱动。那投资有个问题，你投下去怎么消化?投资有个投入产出周期和经济效益的问题，它是有局限的，所以到了现在又开始强调要内需驱动。

但我们要看到的是，现在所讲的这种内需驱动和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早期的内需驱动是两个层次的驱动。早期的内需驱动是为了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的低层次需求与基本生活需求，这样的驱动使得大量的民营企业得到了生产上的释放。

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如今老百姓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他们的需求越来越强调高附加、智慧型、绿色型、人本化、生态化等。现在的老百姓都很关注健康，不是说肚子吃饱就行，所以现在出现了这种高附加值、高智能型、生活享受型、健康型、生态型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是我们目前所跟不上的。

所以现在又讲内需，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新一轮的刺激，满足老百姓的需求。在新的阶段，依靠某一方面的制度创新、产品创新来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不适应目前的发展需要了。

新发展阶段迫切需要全面创新

在上述情形下，要实现老百姓价值的需求，就必须要让我们的企业走向科技创新，从原来的矿产、水资源、低成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变为以知识、技术作为生产要素，这也是目前这个发展新阶段所决定的。

但目前，与国外相比，我们在技术、人才、知识等方面并没有优势。所以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是全面创新，从产品、服务、市场，包括生活、政府管理等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全方位的改变，让创新驱动得到最大发挥，而不是仅看科技。当然，科技很重要，它是第一生产力。所以我理解的创新驱动，不是简单地搞产品创新或是技术创新，或者某一方面的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而是一个全社会的系统创新，这是目前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Q2：目前，全面创新面临着哪些挑战?

魏江：

当下，全面创新正面临着新的挑战。首先是来自国际市场的挑战。原来我们与国际市场是互补性很强的，我们以低价格、高资源消耗、高污染的产品或去市场，人家发达国家则把这些产品转移到我们这儿，我们只要把产品的低价格优势发挥出来，都能卖出去获取外汇。但现在我们原先的产品优势没有了，东南亚一带好几家的成本优势比我们强得多，我们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变成了替代关系，我们走高附加值、低消耗、生态性产品，就势必要威胁到别人的优势。

所以，这时候已经不是我们价格高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别人的优势替代，这种挑战的唯一出路就是让整个国家的竞争力建立在知识创新、高技术创新驱动基础上。

第二，资源控制权竞争的挑战。过去的观点以为资源竞争是发生在企业之间的，实际上，我们国家的资源竞争除了体现在企业之间的竞争外，还具有我们的特殊性——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也存在资源竞争。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实际上是政府与企业、政府与老百姓争抢资源的过程。

毫无疑问，当政府要抢资源时，它是不会自动放弃这样的权利的，比如，我们国家四分之三的创新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由于政府与市场相互之间的利益是冲突的，政府要在想方设法地把资源配置的权利掌握在自己手里，要真正解决资源配置权，不能过多地寄希望于政府。政府与企业的目标是不一致的，政府部门抢夺资源的目的在于维持其权力，一旦当政府拥有其财政资源或者审批资源，就会通过审批的制度来配置资源，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寻租现象，否则，政府要控制那么多资源干什么?

要解决创新主体企业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竞争，政府必须要改变资源配置形式，否则没有办法让企业或整个资源适应新阶段下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显然需要全面改革政府治理模式、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尽快实现政府强调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

第三，创新是一种生活方式，每个人都需要创新。比如教育创新，过去的人才培养方式更多是知识传授性的，而现在是创新型的，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就要创新了，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是别人让你创新，而是你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创新。原来吃饭都去食堂，现在吃饭有美团外卖。原来洗衣服自己洗，现在洗衣服可以“互联网+洗衣产业”，这些都是创新，每个人都有创新的平台，这就是我说的整个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在发生的变化。

另外，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可以在传统形态的社会中生活，但现在十七八岁的人在传统形态的社会中就活不了。所以社会要创新，原因就在于社会形态的变化。以后的社会形态正在走向网络化、平台化、扁平化，这个形态领域的治理也需要创新，只有当这种创新的理念植入到社会的空气里，植入到每个人的价值观里，大家才会自觉行动起来。

此外，要实现全面创新从自发走向自觉，没有文化上的基因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要实现全面创新，必须形成全社会重视创新、投身创新的氛围，由此形成我们国家以创新驱动所需要的土壤，也就是文化创新。于是，就出现了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社会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等构成的全面创新体系。

Q3：您认为，在全面创新过程中，存在哪些瓶颈?

魏江：

第一个问题是，在企业转型过程中，有98%以上的企业缺少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创新能力和动力。这些企业适应了传统的低层次内需驱动方式，导致他们难以转型、没有创新能力。而这样的企业终归会死掉，就像人总是要死的一样。

所以为什么现在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很多人认为是为了解决就业，其实不是。它是让再度转型过程中的传统企业死掉以后，能够有新的企业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取代传统产业。

这就涉及到能力问题，那么能力来自哪里呢?毫无疑问，来自于一流的企业家，创新能力一流的人才。这个世界，因为有了任正非，所以有了华为;因为有了马云，所以有了阿里巴巴;因为有了马化腾，所以有了腾讯;因为有了竺可桢，所以有了浙江大学“东方剑桥”等。创新就是要靠伟大的企业家，他一个人的创新可以带动整个产业、区域和社会的变化。就像马云带给阿里和整个中国的变化;另一方面，就是靠创新的中坚力量。没有中坚力量，没有创新人才，企业家有想法也跟不上，所有创新归根到底是人才。

第二个问题是，创新动力很大程度上受市场机制的约束。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只有当市场机制出现缺失或者缺位时，才需要发挥政府的创新资源配置作用，而不是相反。现在的问题是，在政府控制资源的情境下，企业从政府获取财政补贴的目的，往往不是为了创新，而是为了获取利润，这就是政府资源配置阻碍企业创新动力的内在原因。

要改变这种格局，必须要把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政府行政干预放第一位，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习近平同志提出市场要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原因。

有一个问题必须明确：政府跟市场是两回事，政府强调的是公平，它的功能就是为了让人们公平公正的享受社会提供的服务。企业强调的是不公平、优胜劣汰，也正是因为不公平才有活力。所以要改变中国长期所形成的政府控制资源配置的状态，还是非常困难的，是全面创新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第三个问题来自于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问题。目前大量研究批评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认为高校科研机构不关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只管着发论文，没有去面向*。我认为这样的评价是有失偏颇的，我国高校科研机构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做产业化的事情，但不是大家期待的发明专利转化问题。

我担心的是，我国高校的教授参与产业化程度太多，忽视了教学首要功能的发挥。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一刀切的高校科研机构评价机制，过度地强调科技成果转化，是否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问题——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抛弃了教育作为公益性活动所必须坚持的社会利益最大化。真正要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需要重构一套体制机制，来承接高校、科研机构的理论研究成果，而不是依靠高校、科研机构自身去解决科技成果产业化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创新如何服务于人民大众和社会。其实，这个问题长期以来被忽略了，创新是干什么的?应该鼓励谁去创业?我们说，我们要鼓励老百姓创业，鼓励购买中国企业自己生产制造的产品，要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来找到经济发展的思路去。

一方面，我们老百姓创业得不到资源/资金，第二，老百姓越来越难以得到资源和资金。比如，现有的银行、资金以及各种资源的配置是赢者通吃、有者愈有、无者愈无，老百姓想创新创业却没有足够低的成本去获取这样的资源。

所以我认为，现在去研究创新战略问题，必须把创新的火车头动起来。要把“头”和“尾巴”的问题回归到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为此，两种形式都有必要更加做好面向老百姓的各项工作。

Q4：在全面创新过程中，您认为商学院应该怎样做?(以浙大管院为例)

魏江：

国际化是常态，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国际化创新如何获取全球化资源，对我们来说是个全新的挑战。我们国际化叫了那么多年，之前还仅仅是产品走出去、人员有交流，但我们还缺乏对国际市场、国际社会、国际文化等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包括商学院的国际化，甚至都落后于企业的国际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商学院如何服务于国际化发展，需要重新思考商学院人才培养的整体模式。对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来说，需要具体做好几个方面工作。

第一是国家战略视野。作为最早研究创新管理，最早提出全面创新管理理论的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要进一步强化我们在创新管理领域全国的引领地位，要有国家的战略视野。管院的老师们要有一种使命感，要服务于国家和人才的培养。全面创新给我们学院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如何培养出一批能适应国家全球化发展需要的、具有全面创新素质和能力的人才，值得深入探索。

第二是人才培养。我们管院的学生培养强调创新创业，而目前创新创业正逢吉时。事实上，我们管院提创新创业是很早的，在1986年就开始提创新了，至今已研究了接近三十年了。那个时候很孤单，那时候国人都不讲创新的时候我们开始讲创新，然后到了二十世纪初，我们就研究创业，在03、04年就提出创业了，05年开设创业班，06年设立创业博士点，但目前我们创业人才培养中，如何去培养一大批能直接融入全球化的人才，尤其是培养出甘于弄潮、引领创业发展的标杆性人物，是我们的挑战。

第三是学院国际化。国际化就是要国际联合培养人才，交流搭建国际合作体系，用国际化的视野和平台来整合资源。近年来，吴晓波院长搭建了很多平台，所以目前我们管理学院的国际化在浙大还是走在前列的。但在全面创新过程中，我认为商学院更重要的是解决企业中的实际问题，作为企业的创新资源与战略资源思想库，浙大管院应该要成为浙江企业走出去的黄埔军校，让培养出来的人能够顺利适应社会的变化、引领社会发展。

同时，商学院的创新研究不要只局限于创新研究这个团队，而是要让商学院的所有人都去关注创新创业的教学与研究，我们要在研究体制、人才培养体制、教育管理模式、企业互动联合、国家合作平台等方面进行全面创新。此外，国家提出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管院也应该发挥我们在创新研究理论上深远影响力，影响这个学校、区域甚至国家的全面创新发展。

学者名片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浙江大学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

浙江大学“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国家创新基地副主任

浙江大学企业组织与战略研究所所长

魏江教授，研究领域：战略创新(Strategic innovation)、技术创新管理(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anagement)、战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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