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交票价一般都是按站分段计费的，譬如说上车两元，过了十站以后，每五站加收一元。还有的更简单，譬如说全程三元。

但在国内某滨海城市，一些政协委员提出来，按站计费并不符合公平原则，最公平的方式应当是按里程收费。市交通局领导一听，有道理，于是便制定出台了《打造国际化大都市公交票价调整方案》。

《方案》规定：“根据公平原则，在全市公交系统推行基于里程的票价制度，票价标准为：

    (1)空调大巴起步2元，乘坐10公里后每公里递增0.2元;非空调大巴起步1元，乘坐8公里后每公里递增0.1元;

    (2)票价上限，空调大巴8元/人次，非空调大巴6元/人次;

    (3)乘客使用公交一卡通，票价3元以下(含3元)部分8折优惠，3元以上部分7折优惠;1.10米至1.40米的儿童按全票半价计费。”

这么多数字及计算规则，一般老百姓算都算不过来。这且不说，以空调大巴为例，按此政策，假定前七站10公里，第七站到第八站2.1公里，票价加0.6元，第八站到第九站0.9公里，票价加0.2元，第九站到第十站之间1.3公里，票价加0.4元……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问题是一条公交线路有几十站，乘客兴许是从第三站坐到第十七站，兴许是从第八站坐到第二十六站，30站就有450种票价组合，60站就有1800种票价组合，史上最牛的公交价目表就此诞生了!

《方案》推行前，数千名司乘人员被集中起来轮训，背天书般的票价表，据说大部分人背了两月楞是没背会，还背疯了两个售票员。《方案》实施当天，整个城市公交系统一片混乱，售票员们一手拿着密密麻麻的票价表，一手拿着计算器，按到手发软，还是算不过来。

那些提议案的政协委员坚持认为是交通局组织不力、执行不力。

如此政策设计，真有些“蠢材设计，天才难以执行”的味道了。

有些领导讲话，习惯性的一句顺口溜是“狠抓落实，常抓不懈，一抓到底”，貌似决心很大，魄力很大。但反过来，“狠抓落实”可能恰恰说明“制度太笨”，只能通过人为的努力去弥补制度的“笨拙”。而“巧”的制度能让执行事半功倍，甚至获得自动执行。为什么我们事前不去制定出“精巧、灵动、自运行的制度”，而非要到事后再去“狠抓落实”呢?

戴天宇：制度执行的最高境界是自动执行 

  
一项制度，例如“业务人员销售任务超额奖励办法”，如果付诸实施，只会有人从中获益，没有人利益受损，那么获益的人自然就会推动它的实施，制度也就获得了自动执行的可能性，当然，只是具有可能性，要将可能变为现实，还需具体筹划。

什么是自动执行?如果制度的参与方，无需外界的强迫或督促，仍然能够自觉履行制度所设定的权利和义务，自动实现制度所设定的意图和目标，即可称之为“可以自动执行的制度”。“可以自动执行的制度”，是“我要遵守的制度”，而不是“别人要我遵守的制度”。

为什么会出现“可以自动执行的制度”?制度是社会关系的固化形式，而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所以，制度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利益问题，影响到各方的利益追求，而各方的利益追求，反过来又影响着制度的贯彻执行，“可以自动执行的制度”正是提前将这一层因素考虑进来，借助当事人的利益追求和利益博弈，借风使船、顺水推舟，来自动自发实现制度设定的目标。

一项制度，例如“公司高管利润超额奖励办法”，如果付诸实施，各主要参与方——公司股东、董事会、管理层，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只会有人赞成，不会有人反对，即便普通员工存在不同意见，但显而易见，各方力量的博弈结果，也会给它带来自动执行的可能性，只是要将可能变为现实，也需具体谋划。

一项制度，例如“员工加班调休办法”，如果付诸实施，虽然有违反加班工资法律之嫌，但管理层赞成，普通员工及其家属在劳动力供大于求、一岗难求的情况下，出于“饭碗”考虑，大多保持沉默。这时候，如果没有外来力量干涉，资本意志的强势地位也能使其政策意图得以贯彻执行，只不过要时不时打压利益受损方的干扰、抵制。

综上所述，“可以自动执行的制度”不是制度自己长了腿，而是各方当事人推着它执行。具体来说，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制度符合每个参与者的利益诉求，虽然这种情况较少见，但现实中确实存在;二是制度并不符合每个参与者的利益诉求，然其“合力”的方向指向制度目标，制度同样也能获得自动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