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光: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MBAChina
2014-11-24 14:00 浏览量: 1812
MBAChina网讯】2014年11月22日,第十四届中国MBA发展论坛暨北大光华MBA二十周年庆典在北京大学邱德拔体育馆开幕。2014年11月23日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一层报告厅举办题为:“创想深绿产业,建设美丽中国”的分论坛。论坛由中国MBA发展论坛委员会主任朱雷主持。期间,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发表“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主题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夏光:大家早上好!首先,我衷心的祝贺北大MBA20周年的庆典以及第十四届发展论坛的成功举办!我也非常感谢会议的主办方邀请我来做一个发言!直到昨天晚上我才把这个发言的题目报给组委会。为什么之前没有报呢?一直在想,我在这样一个场合讲一个什么话题比较好?我们平时做的工作主要还是政策研究,我也可以讲一个政策研究的话题。比如说“十三五”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环保政策,有一些思考。

  
但是,后来我想了想,考虑到这是北大的一个论坛,范围比较小,北大又是思想活跃的地方,是思想创新的地方,我也按照这个思路贡献一些想法给大家。好在这样一个话题我考虑的也不成熟,我提出来是小范围,而且是在学术圣地,不像在好几百人大论坛上讲风险那么大,所以我先提出来。我表达这个意思,就是我考虑还不成熟,请大家批评指正。好在刚才余总在发言中提到一句话,说中国现在最稀缺的资源就是思想。刚才主持人也讲到,深绿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政策,我觉得政策取决于国家的思想,取决于国家怎么想。回到最根本的问题,到底国家的战略需不需要做一个调整。所以我讲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是我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拓展社会主要矛盾的建议。

  
很显然一个国家存在着复杂的各种各样的矛盾,我们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要区别重要的、基本的和一些衍生的矛盾。在大量的社会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带动解决其他问题,这是我们党质证制度理政的一个基本思路。过去我们国家对社会主要矛盾也非常重视,党的八大,上个世纪80年代开八大的时候就提出人民日益怎样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数在50年代就提出来了。也就是一切是为了发展,发展是最大的矛盾,后来到文革时期,因为受左的思想的主导,变成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把社会引向文革,遭受了重大的挫折。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重新确立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的基本认识。总之,国家之所以这么重视,肯定是因为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会决定国家政策的制定,也就是我们生态环保的政策也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来制定的。

  
我们经历社会发展,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所谓的“新常态”,在这样的形势下,既然有“新常态”,一定要有新思维,根据形势与时俱进的来考虑各种各样的政策和它的基本认识。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我们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党的十七大所提出的“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证明一个结论,我想大家都赞同,现在还是适用的,我们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仍然是过大,白在我们眼前的“雾霾”现象,以及我们从媒体上看到的沙漠里的污染等等各种各样的污染,还有我们从事环境问题研究的学者们揭示的各种问题,表明我们仍然是处在一个资源环境问题非常严重的地步。

  
人们并不是说从现在才开始认识到环境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科学家、管理者和社会公众就不断的发出对环境问题的警告,国外的政治家和科学家也多次提醒中国要注意,不要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尤其是日本他们来访问总是提醒我们,不要像日本那样。我们国家非常重视把环境问题提到可持续发展基本国策的高度。

  
尽管做出了这么大的努力,环境问题一直与经济、社会发展如影随形,还是非常严重,而且欠账很大,我们感觉现在已经到了问题很严重的时候。问题出在哪里?我们总是感到环保的力量确实在增长,但是还有一股力量比环保的力量增长的更快、更强,这就是来自于社会经济发展。这种力量带给我们的压力,我们总感觉到,像人一样有两条腿,当你两条腿都短的时候,这个人站的还是比较稳。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这条腿越来越长,所以这个人就倾斜的非常厉害,眼看着就要倒了。我们经过分析逐步看清楚这种不断增长的力量就是来自于各个方面,各级地方和各种资本追求快速的经济增长的冲动,强大的动力,以及人们所说的“GDP主义”。也就是“GDP主义”的认识是生态环境的总的根源。

  
“GDP主义”,就是以经济增长为导向,这么一种强烈的发展动机,在我国具有历史必然性。因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受到很大的屈辱,屈辱追踪过来就是因为发展不足,落后挨打,不发展一定要挨打,世界上没有道理可讲,就是落后就得挨打。所以,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追求经济增长愿望最强烈的国家。我们这个民族也是追求经济发展最强烈的民族。这样一种深厚的民族心理就反映在国家战略上面,就是党的八大提出把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列为我国的主要矛盾,经济政策上面采取了追求快速的经济产出,推动激烈的GDP增长竞争,这么多年国家发展的脉络就是搞地区的GDP竞争,谁把经济发展搞得快,谁把财政收入增长的多,这样的人就提拔为更高的官员。无论是东部也好,西部也好,资源条件好的地方,次一点的也好,都逐步的追求经济发展,所以它历史必然性。

  
那么,“GDP主义”这么一种思想认识,一种政策导向,它还是来自于我们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GDP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我们所说的把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生产的矛盾列为主要的社会矛盾,这种认识确实是对的,它是上个世纪50年代和后来80年代提出来,作为国家根本的认识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经济发展就是低,当时资源环境问题不突出,那时候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还强,人和自然的环境不紧张,所以集中力量追求经济增长在,可以说那时候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确实就是供给不足的矛盾。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比过去复杂了。我们现在的社会生产力已经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而且还是比较强的水平,不管世界第二位水平,而且比其他国家也高出不少。我们现在这个国家GDP的总量已经是日本的两倍多了,已经超过很多了。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不是生产不足的问题,而是资源环境无法承载进一步的高强度的在原来的这种模式下面发展的强度受到了极大的约束。

  
从国际上比较来看,如果看看世界上人口、资源、经济这三者综合分析,只有中国是人口多,资源紧,经济强,这三个特征同时具备的国家,没有其他的国家有这个特征,美国人口少,资源多,具备两条。欧洲也是资源、环境、人口没有这么大的压力,非洲更不用说了,经济不强,印度人口多,资源多,但是经济不强。三者加起来都具备的只有中国。如果实在要有跟中国类似的也就是韩国和日本,但是韩国和日本毕竟是国土小的国家。所以,中国就具有这世界上唯一的这么一个特征,是世界上人与自然关系为紧张的国家。这个紧张关系在过去不突出,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不突出,80年代不突出,但是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就变得非常的突出,这就是我们今天遇到的“雾霾”也好,土壤污染也好,地下水污染也好,还有生态系统的规划。

  
如果在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经济发展的最大难题是生产力受到束缚,难以为人民群众提供物质和迎神产品,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经济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资源环境难以提供持久的支撑。因此现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强大需求与我国人均资源水平不高和承载能力脆弱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长期的现象,成为全社会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这就是我们对基本国情的认识。

  
因此,可以看到虽然国家对生态环境问题很重视,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GDP主义”导致国家政策不改变,生态环境方面是难以应对的。要改变“GDP主义”,就必须回到基本矛盾的认识上面来,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新常态”下面要拓展总体的认识。我们现实中也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环保工作的重要性,无论是在基层,还是行业都会有人说,你说得再重要,毕竟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或是发展不足的问题。所以生态环境问题还是次要的问题,总是认为是次要的问题,这种情况非常多。小平同志的话“发展是硬道理”,你生态环保是次要的,还是没有认识。你只要有一天不把生态环境的问题提升到国家的主要矛盾,你总是处在次要的位置上。构造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确实已经影响到我们当前落实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布局。五位一体强调的就是生态文明的建设要提升大更高的战略高度,而且要融入其他几大建设之中去,这是一种基本认识,它的来源其实就是说对社会矛盾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

  
怎样调整它?怎么样扩展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近年来人们已经提出一些建议。比如有人提出我们国家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除了发展不足,还有很多贫困没有解决以外,另外一个主要矛盾就是社会的公共服务的需求与供给两者差距太大,公共服务比如民生,教育方面的服务等等,当然你要详细的分析也包括生态环境,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有专家学者提出这是一个主要矛盾,不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了,所以有人主张把这个提上来。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有道理,但是从表述上来看,它还是层面的,不是认识层面的东西,公共服务的需求与供给。

  
什么样的矛盾才能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呢?应该是具有三种特征,重大性、基础性、长期性。我们进一步看到人与自然的冲突和矛盾,是很难在短期内快速的解决,它也是一个重大基础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所以,只有民生问题,人与自然和谐这样重大的问题才能成为社会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这是一种解释。一种另外的建议,在社会主要矛盾中我们可以加以拓展,比如原来提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我们在“物质”后面加“环境”两个字,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环境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严格来讲,这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思路,也是可以操作的办法。如果实在不能提出另外一个主要矛盾,你加两个字,体现进去也不错。

  
但是,仅仅是加“环境”两个字进去,和其他的几个东西等同在一起,并不足以反映我们当前遇到的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与资源承载能力不够的矛盾。所以,我的意思还是需要单独拿出来单列一个比较好。我们今天已经到了这么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离“十二五”完成只剩一年,“十三五”只剩五年,加起来我们只有六年。六年以后,2020年是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个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是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这是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现在离“十二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是相当远,因为现在生态环境问题的压力还没有出现明显好转的态势,只是出现了一些有一定稳下来的态势,但是没有好转的态势,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还很大。像“APEC蓝”这样的话题仅仅靠临时的措施维持几便而已,马上得而复失,这说明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其实是一个常态,是我们现在的“新常态”。要获得持久的、良好的环境,必须对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体系进行重大的调整和改变,要动大手术,你必须从根本理念上进行改变。

  
所以,应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一个话题提高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认识高度上,争取让十九大、二十大写入政策报告,这才能改变我们整个国家的走向,改变根本的指导思想。当这个理论认识提上去了,其他的制定一个政策就容易了,是一个基本的发展伦理。总理之所以说要向污染宣战,也不是随意说的话,不是情绪化的表达。什么时候才能用“宣战”这个词,肯定是你死我活,死不两立。当一个国家向污染宣战,其实就跟你一个国家向别的国家宣战,是因为民族的生存受到重大的威胁。要宣战,你必须要有理论武装,要有实际的武装,不能打无准备之战,一定要建设你的能力,就是从视角上提高认识,从物质上做好准备。

  
基于以上的这些分析,我们建议在保持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的同时,将日益增加的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与我国有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也作为我国社会主要的一个矛盾的表述。虽然这样一种说法比较虚,是理论性的探讨,但是我相信很多问题是出于认识不足。以上的一些发言都是思考,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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